危险啊孩子-第1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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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证据的附件中，洪虎他们几经推敲，认为在报告中附上如下最核心的八大证据就可以了：

1、湖贝服务社1994年6月10日的抵押合同书和1994年7月11日的担保合同书及从犯罪嫌疑人朱赤儿处取回的1994年4月13日至6月10日湖贝金融服务社发放的共1。69亿元的借据共18张，证实原借据的真实情况，说明后来的贷款借据和合同是徐东海经手办理的虚假手续。

2、湖贝服务社有关安延公司在该社的帐务记录，证实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于1994年4月13日、4月27日、4月30日、5月4日、5月9日、5月16日、5月17日、6月4日共贷款8100万元，这些款项均是该公司目前在帐的4650万元抵押贷款之外的。

3、1998年7月20日，湖贝支行出具的关于庄宇任职湖贝服务社总经理期间的证明，证实庄宇在任职期间所作的承诺是公司经营活动，应由其继承者湖贝支行承担民事责任。与此相适应，1998年7月4日庄宇到宝安分局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的证明材料，证实不应由岸尾经济发展公司承担750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的责任。

4、1998年6月7日，朱赤儿在看守所的供词：岸尾公司没有理由承担7500万元的还款责任。

5、1998年6月11日，原湖贝服务社信贷一部经理徐东海的证言：真正贷款的是朱赤儿的安延公司，及银行与朱赤儿合谋，以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名义办理的贷款手续是虚假的。1998年6月16日，原湖贝服务社信贷二部经理夏天证言：证实真正贷款的是朱赤儿的安延公司及银行与朱赤儿合谋。1998年6月23日，原湖贝服务社会计吴冬梅证言：证实湖贝服务社改三帐，原帐上没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记录，服务社与朱赤儿合谋。

6、1998年7月1日、2日，岸尾村委会原负责人沈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原经理刘森林分别证言：村委是在朱赤儿及湖贝服务社哄骗之下，同意办理虚假的贷款手续。

7、1998年6月23日，原湖贝服务社副总经理秦现虹证言：证实真正贷款人是安延公司，及银行与朱赤儿合谋，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名义办理的贷款手续是虚假的。

8、安延公司法律代理人肖明律师证言：证实在诉讼过程中，岸尾村干部继续受朱赤儿哄骗，而达成（1997）深中法经字1558－1560、1269、1561、1562号调解协议。

洪虎协助法律界的秀才们把专案成果变成了文字资料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把它缓缓的吐出来。对他来说，算是基本上完成了一件工作，就剩下由领导审定后，亲赴北京一趟，向上级汇报了。当然，到了那时，自己是跟着领导出门，任务就轻松得多了。后来，他想到这几年在深圳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路，由于自己作风严谨、工作认真，还算达到自己的预期，不由得舒心的笑了起来。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

却说湖贝支行王显耀和陈作业他们处在多事之秋，心里头就像一个在天亮前走山路的人，两脚像踩在沼泽地上一样，一下深、一下浅，心里头没有底，好像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沉下去。怎么办呢？

这天上午，王显耀找到陈作业，在商量要尽快把支行中层干部的任命问题解决，以安抚人心。陈作业对王显耀这时的用意还是颇有悟性，一方面把前期有争议的许爱群任命下来，就多少堵住了这多嘴婆娘的嘴，对安定团结有利，免得她在刚来的行长助理高丽平面前不断的说事；另一方面，通过提上徐东海、谭飞燕的正职，也许有利于他们对行长的支持。于是，十分赞成王显耀行长的意见。后来，他俩说干就干，马上打电话叫来行长助理高丽平，三人便开起了行长办公会议，研究起任命中层干部的事情来。会后，王显耀亲自写了一个请示，上报总行。

第三天，总行人事教育部总经理许光亲自带队前来考察，结果，在上报的预案当中，就数谭飞燕没有过关。1998年8月4日，深圳市民银行以深市银人字（1998）第A021号行文批复湖贝支行的人事任命。文曰：

关于夏天等同志职务任免的批复

湖贝支行：

你行深市银湖字（1998）第031号文收悉。经考察同意聘任：

夏天同志为湖贝支行资金信贷部主任；

徐东海同志为湖贝支行产品开发部主任；

许爱群同志为湖贝支行办公室主任；

谭飞燕同志为湖贝支行营业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吴冬梅同志为湖贝支行营业部副主任；

申亚琼同志为湖贝支行笋岗办事处副主任。

免去：

秦现虹同志原人事保卫科副科长职务。

话说王显耀对这个人事任免案的人名排序也是花了心思的，比他第一次任命中层干部时是有区别的，这次既表达了行长目前对中层干部的使用情况，又表明了在群众中的看法。夏天因为上报行长助理没有被总行核准，自然排在中层干部的前头了，而把徐东海排在许爱群的前头，表明许爱群在竞争上岗过程中输给秦现虹，没有群众基础，也算是对她的一个警示。而对于秦现虹来说，在民主测评中领先而被免职，当然是有气了。好在几天后，他那保留副部级待遇的哥哥秦现彩又一次来到深圳检查工作，住在五州宾馆。市民银行行长黄鹿约他共进晚餐，这位爷没有拒绝，反而叫他的弟弟秦现虹前来五州宾馆作陪。在吃饭的时候，秦现虹将上一任领导古丁力在他哥哥面前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要求调动工作。嘴快鼻快的黄鹿马上答应了秦现虹的要求。第二天，市民银行要求各支行统计秦现虹哥哥当董事长的中央企业派驻深圳的分支机构在市民银行的存款总量。几天后，秦现虹便调到另一家支行的办事处当了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离开了他为之伤心的、在四年中曾经让他两上两下的湖贝支行。

一天上午，夏天刚刚来到办公室没有多久，门口站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年龄大约三十来岁，看着夏天，敲了敲门，问道：“你是夏主任？”

夏天说：“我是。请问你们是？”

这中年人见找对了人，招呼他后面的几人走进了办公室。夏天一看，好家伙，有一个老的大约已近六十了，从一楼上到三楼，起码已经呆了五、六分钟了还喘着粗气。也有一个比这领头的更年轻的，好像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另一个是女青年，一副腼腆神态。夏天端详完这四人，为头的边说边掏出了经深圳市纪委负责同志批过示，并盖了市纪委公章的北京市纪委的介绍信，递给夏天。他说：“我们几个是中纪委和北京市纪委的联合调查组的处级调查员。我姓黄，这次到你们行里来，是想调查你们行一个客户与北京市原来的头儿有关联的案子。”

夏天一听，心里想：来头不小，而且在他的介绍信上确实由深圳市纪委书记亲自签批了意见。但是他们到了我们行里，不应该由我接待呀！便问道：“黄处长，你们从纪委出来后，跟我们行长说过没有？”

这位黄处长说：“我不但与你们支行的行长见过面，还到了你们的总行了解这事。他们要我们来找你。”

夏天顿时觉得王行长不可思议，有这档子事也不跟我先打个招呼。便试探着问道：“你想了解的是哪家企业？”

黄处长说：“是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它曾经与我们北京的中汽公司搞了个联营合同，要走了中汽公司的不少汽车配件，但是没有给钱，只提供了中山一家公司的存单抵押，你看，这就是存在你们这间银行的存单的复印件。”

夏天接过他给的复印件，看那存单正是安延公司提供给湖贝支行原已抵押，后来由安延公司提前支取的户名为中山公司的1400万元那笔。当时支取后，一部份还贷款，另有800万元作为组织存款的利差资金，由陈作业操作补充了支行的存款。夏天不由得暗暗叫苦：“原来这又是朱赤儿下的一个连环套：一张存单作了两个承诺，难怪朱赤儿在海南出事的时候，这张存单的中山公司法人代表章先生要私下找我，问：‘这个钱还在吗？’想来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朱赤儿明知道这张存单有过对他人的承诺，而特意支出来作为补利差资金，就意味着，一旦政法机关追查起来，马上就把湖贝支行的问题暴露在明处，而经办人员，尤其是行长就将面临灭顶之灾。而现在中纪委来人了，两个行长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是想躲着，还是担心说漏了嘴，难以收拾局面，让我先在前头应付着，探听虚实？”

这几人看到夏天好像在思考着问题，不太愿意配合，那位像大学生的年青人说道：“我们也就查查这家公司有没有给费用呀、好处呀什么的给北京方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夏天说：“我没有什么顾虑，你放心。问题是，我们已经起诉这家公司了，这张存单是质押在我们行的，早就被我们拿来还贷款了。”

这时，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已经喘匀了气，插话说：“你最好带我们到营业部现场核实一下。”

夏天说：“好的，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营业部主任。”说完，带着黄处长和另外一个青年人下了楼，到了营业部跟谭飞燕说明情况，便由谭飞燕接待了。夏天随即往自己的办公室回走，这时，黄处长显然担心夏天溜走，马上跟在夏天的后面，而留那年青人与谭飞燕协调办事。

夏天回到办公室后继续与他们聊着。到了十点多钟，夏天走出办公室要上洗手间，黄处长也是跟着夏天来到洗手间的门口站着。夏天一边拉尿一边想：“我还真的被他们粘上了？连上洗手间都有处长陪着！”

接近下班的时候，那位年青人对营业部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知道这1400万元确实是没有了。于是，他们准备回去。黄处长对夏天说：“我们下午再回来。”

夏天说：“好吧！”

下午，这些处长们又来到夏天办公室，要求复印存单质押贷款的相关资料，夏天按照他们的要求办好给他们，然后，他们离开湖贝支行，做他们的研究去了。

后来，夏天看到王显耀到了支行，便来到行长室，对王显耀说：“王行长，你见了中纪委来人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好应对。来人好像很严谨，我连上洗手间都被他们跟着。”

王显耀表现出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昨天，我正在总行沈书记那儿，他们一行正好来了，找沈书记和找我连在一起了，今天上午我在总行有个会，就忘了把这事告诉你了。对了，他们问得怎么样？”

夏天说：“这事还是很复杂的。就看他们查这个资金情况用在什么地方，后续怎么样查。”

王显耀较起了真，着急地说：“你详细说。”

夏天说：“据我的印象，他们要查的事情集中在当初提前支取的中山公司1400万元存单上，这张存单被老朱又算作抵押给北京中汽公司的联营项目，并拿走了不少货，没有给钱。现在北京的专案组怀疑老朱是否私下里给了什么人钱。如果就是这一个目的来说，这事还算简单；但是，如果认真的追究起来，事情可能变得很复杂。就这张存单，老朱一个劲的要求提前支取，好在当初不是直接划到我们银行帐上，也不是银行动的手，但存单毕竟是从银行拿出来变现的，而且用来支付了利差。要由这个专案组查起来，我们湖贝支行便很难脱身了。”

王显耀听后，迟疑了片刻，很显然，他思想上经过一番琢磨，然后才对夏天说：“尽量让他们少拿资料，这钱有100万元划到球馆帐户，用于解决支行当初发动存款大户、防范经营风险问题的开支，实际上除了借帐户的支出，也就是93万元。”王显耀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着重说道：“这事要尽量避开。”

夏天说：“好的，我注意把握。”

王显耀又说：“总行党委想组织党员分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黄鹿行长不是讲过多次井冈山精神吗？这回就组织一批党员到井冈山去看一看。我们行第一批去四个，安排你、陈行长、申平、周天真先去见识见识，看看毛主席、朱老总这些老革命是在什么环境下闹革命的。”

夏天觉得王行长安排这四人都是有根由的，自己和陈行长不用说了，周天真是王行长的外甥，申平是何人友副行长的关系。便笑着说：“好吧，上了井冈山，坚定革命斗志，应该去。”说完，看了王显耀一眼，说：“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思考道：“看来，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市纪委调查组这事，只要我的嘴巴稍损，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

第二天上午，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从谈话看，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来到，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拿到行长室，请王行长签批，然后，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并叮嘱她：“复印好后，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而是叫我一声，我出来先看一下，再考虑给他们。”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夏主任，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

夏天说：“不巧得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后来劳动了几年，恢复高考了，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不敢跟你过招。”

大学生说：“那么，我请教你：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这帐是怎么平衡的？”

夏天听了他的说法，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不应该让他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说道：“就会计的实践来说，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