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啊孩子-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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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起的地方。你想，贷款贷了就是贷了；能还就还，不能还就是不能还；企业临到了要倒闭的时候，反倒来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往别人身上泼脏水，煞有介事地说别人是经济犯罪分子，云云。目的只有一个：企图缠讼赖债。这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事人被这种人贴上几张大字报，要站立起来做人便很难了！

夏天在心里说：“自己应该感到庆幸：是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到了不可逆转，国家法制建设发展到相对比较完善，终结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有幸从事了这一本身也是改革开放产物的相当敏感复杂的工作，并在几年之后交由社会和政法机关去评价当年的是非曲直。我与很多当事人不同的是：几年后的今天，仍作为银行的代表人物在第一线参与此事，仍在看着当年这帮钻营着要贷款的人们事后如是说。每当看到他们的一副副不同的嘴脸，就像考古学家在荒漠上找到的一块块远古化石一般，记录与反馈着他们各自人生的善良与鄙薄。当然，历史是人民说的，不会因为一帮小人声嘶力竭的叫喊而改变。从某种积极意义上说来，就人生的经历而言，我所从事的这些应诉事件，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想到这些，夏天竟有点悠然自得起来，心里充满了宽慰。这时，陈作业来到夏天的办公室，对夏天说：“老夏，到行长室开会了！”

夏天说：“好的。”说完，将判决书放回文件夹，拿着笔记本来到行长室，准备参加支行人事考核工作会议。

话说这次会议，在定岗定员的基础上对富余人员采取末位淘汰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汇报了自己所在部门的考核情况，谭飞燕在汇报时着重谈了对张海的考核结果，认为再留在营业部已经不适合了。

那么，张海要去哪里才适合呢？她没有说。

各部门评价完后，行长留下作为支行人事考核领导成员的许爱群、夏天和韩小妞与三个行级领导成员继续开会，最后确定领取红牌和黄牌警告的名单。这时，陈作业说：“营业部的张海要承担西湖春天证券经营公司存单质押未办妥的责任，加上营业部的员工超编，他又是考核的最后一名，应该给予红牌。”

会议经过酝酿，最后决定：给予黄牌警告的是在支行办公室上班的罗日娣和共产党员谢友，理由是上班炒股票；给予红牌罚出场的是张海，理由没有明说存单质押的事，而是说末位淘汰：因为谭飞燕报上来的考核结果表明，他是考核的最后一名。

这事正式通知张海后，他并没有表示异议。当听到谭飞燕对他说：“本来行里要处分你的，好在我据理力争，才打消了行长的念头。”张海听后，很是感谢谭飞燕从中斡旋。过了一会儿，他对谭飞燕说：“燕姐，我虽然离开了你，但我这一辈子都感谢您！”

过不了几天，他就凭着自学成才而精通的电脑技术，到了北京大厦一个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于是，这小子在市民银行湖贝支行成就了一段“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笑话。

人们看着张海一五一十地向与之工作了四、五年的同事们告别后，问心无愧地离开湖贝支行的背影，写了一首顺口溜叹道：

生儿最忌儿愚鲁，错把燕姐当亲姑；

被人卖了帮点钱，憨问这单有赚无？

第三部　130岸尾村案直达中央，夏天身后处长成行

1998年7月31日，夏天的家里来了不速之客。这人是刚从省纪委接受协助调查谈话后来到深圳的樊波。他是夏天的爱人樊婷的胞兄。

看官听说，樊波为什么会到省纪委接受协助调查的谈话呢？这事还得从他所从事的工作说起。

樊波是广东一个县级市的市委委员，当了一个高税利企业的总经理，因为没有董事长的设置，因此，樊波就是该企业说一不二的一把手。他这个企业是国家没有放开的行业企业，除了有经营权之外，还有行政管理权，当他的公司行使管理权的时候，他的身份就不是总经理了，而是局长。像这种官不官、企不企、民不民的体制，也许随着国家的进步，到了下一代人管事的时候，人们便不知为何物了——就像现在的年青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食油票、猪肉票、布票、自行车票一样，感到不好理解，但在当今社会，人们还是看得懂的。在这种垄断企业里，要做出成绩是不难的。樊波的前任就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业绩成就了当时市里税利收入的半壁江山，而被提拔为副市长，一年之后，又成了主管政法战线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此君在局长任上仍是风风火火、大刀阔斧地开展整治工作。不料，就是因为这些举措，不但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结下了梁子，还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于是，黑白两道寻衅的事情便接踵而至。

开始的时候，对立面的动作还是小的。譬如，经常有一些“小偷”常常光顾这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家，并顺手牵羊地“偷走”他家里的一双新鞋中的其中一只，或者拿走他家切菜用的菜刀，又或者拿走他小孩子喜欢的玩具。久而久之，这局长知道有人在跟他过不去，但却声张不得。因为张扬出去，公安局长家里经常来小偷，不就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吗？他想，工作还是要做的。于是，照样在政法岗位上我行我素地干起事业来。

后来，个别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越发猖狂起来，有一回竟光顾了他的家庭保险柜，发现了他在原来总经理任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便大喜过望，做起更大的动作来。于是，一封封检举信不断往上级机关发送，而信中所述之事也不见得都是空穴来风，有些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从信的文采来说，也是经过高人点拨的。这样，人事主管部门和纪检机关不能不重视。后来了解到这局长还是一个颇有魄力，上任之初得到人民拥护的干部，为了不伤害干部，对他的调查便不得不隐蔽进行。于是，省纪检部门组织精干人等，直接到了这个市，开始了秘密调查。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把问题集中在他原来工作的企业方面。后来，调查人员对他的继任人樊波也做了一番了解，便回省里去了。

一天深夜，樊波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婷。樊波想：是哪个不知道深浅的家伙这什么晚了还打电话来骚扰？便有点不高兴地拿起电话问道：“你好！你是哪位？”

电话那头说：“请问樊波同志在吗？”

樊波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对方回答说：“我是省纪委的，我今天跟你通电话，首先我要向你明确纪律：你要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今天跟你讲的，不会跟任何人透露。”

樊波说：“好的，我保证。请问有什么事呢？”

省纪委的同志说：“我们请你明天下午五时前到省纪委接受问话。你能做到吗？”

樊波当官也当了一些年头了，但是，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忙说：“能，能，能！”

这同志又在电话里说了：“你到了省纪委找接待室，报给他们这个电话号码，有人会安排你谈话。”

樊波忙说：“好的，谢谢你！”放下电话后，他十分紧张，因为自己一直从事黄灯与红灯之间的生意，有些业务可能会在客户端出问题，而受到不同区域的不同部门的查处，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这人哪，心里一急，就会六神无主，而省里的同志又要求不能告诉别人，听他的口气，好像有点党内“双规”的味道：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谈指定的问题。你想想，为企业的利益忙成这样，也为市里贡献了不少税收了。现在倒好，忙到去省纪委了，而且明天就要在规定的时间赶到广州。

话说樊波的父亲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为官一生，处事谨慎，现在离休后享受厅级待遇。听到樊波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般心神不宁，觉得总是有什么意外之事在他身上发生。便左哄右问，终于问出了他要去省里谈话，但到现在还是像丈二金刚般，摸不着脑袋，不知为什么要到省里。他父亲是一个细心之人，详细要他回忆接听电话的细节。如：称樊波为同志，打电话到家里，而不是打到单位，要求保密，等等。只听他的老父亲说：“你暂时时还是可以安心的，可能省里把你当作知情人了解情况，不像是以你为主做的业务有什么大的关联，你可以放心地去。”樊波听完老父亲的话，稍稍安了点心，但还是一个晚上都没有入睡。

第二天上午，在一家老小目送之下，樊波心里好像打破了一个五味瓶般，喉咙里涌上一股酸意，泪水已经在眼睛打转，但他强忍了回去，随即上了轿车，往广州开去。

到了广州，他与省纪委的同志接上头，当天晚上便开始了第一场谈话，随着谈话的开展，樊波还是觉得父亲见多识广，他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还是有，樊波在这个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当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也当了不短时间的副职，难道一点敏感的工作都没有在一起干过？这晚的谈话结束后，省纪委留着樊波在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接着交谈了一个上午，便结束了这次省纪委之行。

樊波走出省纪委的大门，做了两件事：一是立即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向家人报平安；二是迅速坐上轿车上了广深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后，来到妹妹樊婷夫妇家里。人甫坐定，谈起了他的两日惊魂。夏天看他的神色，确实是受惊不小。于是，一场安排压惊的活动就此展开。

第二天是星期六，夏天夫妇带着樊波上了仙湖散心，观摩了邓小平手植树后，来到弘法寺进香祈福。

下了山，回到家里，樊波说道：“你翻翻书，看我经历的事，书上对我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吗？”

夏天沉吟了片刻，笑着说：“我说说你今年的流年看怎么样啊？”

樊波期盼着说：“你尽管说。”

夏天拿出老通书，边翻边说：“你是1960年出生，庚子年，肖鼠。今年是戊寅年，虎年。书上说：‘鼠人见虎年，跃马沿途，应作他乡之客；孤单影只，丧门星见。’看来，确实有点流年不利。但是，明年是兔年了，‘其年有喜盈门，添人进口……’。对了，你是哪月出生的？”

樊波答道：“二月。”

夏天又念道：“你看：‘鼠人生于二月，惊蛰之时，生就胆小，一生聪敏，令人可爱，文雅温柔；只是自己晦气，可得贵人；虽不能挂帅任将，但文印可保，……风吹草动，细雨暗丝，了如指掌。在千辛万苦、大惊大吓之下，乐登彼岸。’哈哈，好像是为你写的。”

樊波问道：“书上真的是这样写的？”

夏天笑着说：“不骗你。我的结论是：再经过四个月，也就是过了十二月，保你无事。”

樊波笑着说：“应该感谢‘夏大师’指点迷津。”

这时，樊婷说：“你不要信他那一套，他自己都是整天为那些老贷款伤透了脑筋，别人说什么的都有。”

夏天正色道：“古人说：‘不被人忌是庸才，’你看看，古今中外哪个做事业的人没有人说的？”说完又转而对樊波说：“问题是：你跟原来的老总一起那么久，做那些敏感的工作，是各走一道呢，还是一起做？”

樊涛说：“基本上都是各走一道，互不沾边。我们公司的问题是：要完成那么多的税利，不论谁当头都要走走黄灯区甚至红灯区，说开了也是转手倒卖。要不然，我们市那么小的地方，就能消费我们公司几个亿的东西？但是，任务完成后，这事若被查起来，尤其是被系统外的人查起来，就是不折不扣的问题。”

夏天说：“你生意上的那一套我不懂，可能市里面财政也靠你的公司吃饭。这样，你更加成了人们盯着的目标，你与原来的老总和未来的老总们设好防火墙是必要的。这点要警惕。”

樊波默然以应。

……

话说宝安区政法部门组织的安延问题专案组，在由洪虎牵头的公安干警调查清楚了贷款问题的来龙去脉后，组织了法律专家与专案组成员共同研究应对之策。研究来研究去，对这个案子的基本结论是有了，问题是：这些民事案件是以公司的名义经多方在深圳中院调解而达成一致，由法院送达民事调解书而结案的，是生效的法律文书。那么，要终止这种法律文书的执行，用一纸申诉状写到深圳中院要求再审，便显得力度不够，还得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角度和法律的层面上达到更高的层次，请出尚方宝剑敦促法院撤销生效的民事调解书。

会议最后决定，组织写作班子协助洪虎写成一个专案报告直呈中央政法委员会，报告国家最高执法机关批示该案的后续工作。于是，专案组上下又忙开了在案头咬笔头的活儿。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篇《专案报告》也在不断的增加篇幅，只见上面写着：

关于查处安延公司诈骗问题的专案报告

中央政法委员会：

今年二月，我区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收到人大代表和村民的尖锐投诉与议案称：不法人员朱赤儿以建设安延汽车城为名，诈骗我区岸尾村大量财产用于银行抵押贷款，贷款到期后，他又伙同银行诱骗该村的集体公司，签订调解法律文书，致使该村村民蒙受不白之冤，上亿元村民集体财产即将流失。我区人大、政府和政法部门接到人民群众的投诉后，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迅速组织查处安延公司问题专案组。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揭开了该案神秘的面纱。现报告并请示如下：

一、该案主犯是一个社会影响极坏，在全国诈骗数额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的惯犯，现已被拘押。

……

二、该犯伙同村委原主要干部，与深圳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原领导相互勾结，各取所需，狼狈为奸，形成了千古奇案……

三、我们的建议和处理意见：

……

四、相关证据附后。

……

在相关证据的附件中，洪虎他们几经推敲，认为在报告中附上如下最核心的八大证据就可以了：

1、湖贝服务社1994年6月10日的抵押合同书和1994年7月11日的担保合同书及从犯罪嫌疑人朱赤儿处取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