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英雄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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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水灌头兄的十五郡图，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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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作品中的经济、政冶、

　　　　　　　　　　　新朝控制的区域不过五郡之地，而且五郡也大多被各大世家暗中控制，所以本书中经济以世家宗族制为主，即蚁民附属于小世家，小世家附属于大世家，一个或几个联合起来的大世家势力控制一府或者一郡的经济、政治、军事。
　　　　本书中军队分有营军、卫军两种。营军系统采取募兵制，军士都是半职业性的，所以战力较强，但是所需军饷之巨也只有大世家才能供应，所以一个地方的营军往往只被一个世家控制，而这个世家借助所控制的营军，更加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能成为一方雄霸。卫军系统采取役兵制，兵源又来自各个世家所控制的民众，所以一个地方的卫军往往被各个世家共同控制。另外各世家具拥有少量的私兵、族兵。
　　　　大家在本书中可以大多可以看到一府之地往往都拥有三至五万的卫军，按照以上的计算，可想而知，在世家宗族的控制之下，各地都是黩武繁赋之处。民户丰年手中余粮量骤减，然价不上扬；灾年不足数又是激增，物价飚扬。所以，一个普通的民众丰年尚能果饥，灾年半饥，或有饿死；若是连续两个灾年，就要易子而食啦。
　　　　也只有要冲之地，通商便利的几处地方（如雍扬、宛陵及四都之城等），商税所入甚丰世家对所附民众的剥削才稍稍减轻一些，而占据这些地方的世家实力较强（宛陵一府之力能堪堪抵住青州一郡之力的侵袭）。
　　　　在营军卫军系统中，各级军职多由世家子弟担任，普通民众当个普通军职都难，更不用说重要将职。世家也多凭此来维护地位与权势。徐行说：“借助世家之力夺得天下，天下复归世家，于民无益。”便是看透其中玄机，新朝权分世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不管如何，军队　都牢牢控制在世家手中，内廷的作用更多的是平衡各大世家之间矛盾。
　　　　世家纵横，群雄割据，农民起义成功的机会几乎是零。就像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诸多例子。世家控制的严密性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所无法比拟的。
　　　　普济海盗的来源。旧朝未受呼兰图图人所侵之前，内廷势力亦盛，中土之外尚有别的大陆国家，海外贸易昌盛，东海岛裢就窝居海匪，但更多靠海外贸易为生的岛民。但是图图侵忧中土等许多原因，导致海外贸易禁停，各世家参与的走私就昌厥起来，海盗当然更甚。
　　　　新朝推翻旧朝，世家势力重新洗牌，那些不愿不得投附新朝而又有强大走私武装的世家就走上海盗这条路。
　　　　世家宗族的起源假设：
　　　　旧朝昭武年间，内廷为同化异族，令汉族之外天下最强盛的苗、夷、羯、氏、羌、戎、狄、巴、图图等九族改服易姓，归流汉统。九族王室在内廷强大的武力威胁下，更换姓氏。在昭武年间消失的九族姓氏，统称为昭武九姓，分别为：刘观、即墨、公乘、贯丘、公皙、南荣、东里、东宫、达奚、褚师等九姓。当时名士向华秋反对这种强制性的改士归流，说：‘不遵从以前的制度与风俗，是不会长久的。’向华秋的论述在民间引起争议。昭武初年执政大宰官元式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向华秋扰乱民心，不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应该严加禁止。因此，他建议：除官家藏书和内廷史书以外，所有的诗、书、艺、工、百家语和史书一律烧掉，惟有医药、农业的书不烧，上缴内廷；禁止私人办学等。昭武帝接受了元式的建议，下令焚书。之后，又令翰林局对官家藏书和内廷史书进行重新编排，发放各地。这就是“昭武焚典’事件，历经三十八年。
　　　　其后六百余年，九姓异族不断起事以抗，内廷力量连连受挫。特别北方“三胡”的冲击使旧朝一度濒临崩解的危机，微弱的皇权只能依靠权臣和士族的支持。自然免不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作为政治回报，旧朝统治者总要颁布各种于他们有利的措施，这就为这一阶层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通过统治者所予的政治回报，世族门阀通过这些特权不断将自己的力量伸向各个方面。当统治者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时，他们也总能借助自己既成的优势化抑制为更大的力量。膨胀成为士人家族，官僚家族和豪强家族的三位一体。
　　　　其中屯田之制促进士族的大发展。旧朝元帝接受当时大宰官公良玳的“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的建议，实行屯田制度。招募田客专门从事农耕，来控制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但当时很多流民返乡都被当地的豪强地主收编为部曲。“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府邑招不过豪强，通过屯田，士族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占有劳动力。
　　　　屯田无法维持后，旧朝采取占田、课田和户调的制度，并依据“品轶相通”的原则执行户调。同时又执行按官品占田和荫亲属。荫佃客的制度，使势家大族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占有合法化。
　　　　其后实行的世袭领兵制，担任将领的世家大族可以把士兵当作自己的私家部曲，父子相承，兄死弟继，这也是世家大族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
　　　　中央政府衰微，世家豪族的拥有了许多家兵部曲，便是卫军体系的基础；与之相对，内朝拥有的兵户和士家，便是营军体系的基础。营卫军制体系的存在，维持了“天子垂拱，门阀当权”的内廷与世家大族并存的局面。
　　　　新朝初创，依旧未能改变世家与内廷并存的局面，采取的也是营卫军制体系。新朝十二年，呼兰人再次大举南侵，北五郡十三镇营军系统遭到重创，内廷实力大损。其他各郡世家乘机扩充私兵、卫军，掳夺郡内营军军权。　不到十年时间里，南方各郡在事实上割据自立，内朝也无力约束。
　　　　因为卫军往往是由数家大族联合控制，只有夺得郡内营军控制权的强豪，才能一跃成为一方霸主。



作品相关　本书政制之引题

　　　　　　　　　　　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
　　　　秦亡之后，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血统与政统合而为一的局面已经结束，一个平民也可以凭借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是始于汉朝的董仲舒。
　　　　董仲舒最终成为几乎所有春秋时期思想资源的集大成者，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精华熔为一炉。然后罢黜百家，慢慢将儒家之道，根植到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脑里。
　　　　儒家之道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打下了最为显要的地基。
　　　　汉观秦朝灭亡，为了使皇权官僚政体摆脱秦朝的覆灭悲剧，而居然坐大，成为梦寐以求的“千年王国”，对“皇权专制主义”进行了一系改革，这一过程中出现“君主立宪”的味道，而两千余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没有走出“君主立宪”的影子。
　　　　倘若仅仅在于专制加上以德治国，是不够的。
　　　　在我们常常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的批语下面，观察历史的人自当看见，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
　　　　年少时我曾天真的以为，皇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看到美女就娶（这点好像不难实现，也是我最羡慕的）。后来看历史，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不然万历皇帝就不会在朝臣面前罢工二十年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
　　　　董仲舒在皇权专制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两千年不变的前提下，精尽人亡，完成了儒家对于皇权官僚体制的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制的总纲：“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这些都是“屈民而伸君”的内容，然而第二个问题“屈君而伸天”则道出“君主立宪制”的精义。
　　　　君主立宪初期往往是利用宪法制约君主，中国封建宪法存在于天，于道。
　　　　儒家对“自然法”的“天”，进行了神秘主义的诠释。在下述几个方面构成了对于君权的事实上的限制：
　　　　第一、　天人感应论。
　　　　第二、　三统循环论
　　　　第三、　灾异论
　　　　第四、　三纲五常论
　　　　第五、　两权分离论
　　　　君权神授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
　　　　由于可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所谓的“君主立宪制”
　　　　在《新宋》及《明》中设想的政制度也没有现实的基础，虽然我与许多人一样爱看这两本书。黄仁宇说过，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废封建、置郡县，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开始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宗法家族的势力范围却一直没有缩小。
　　　　秦汉中央集权之后，官僚集团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经济实力和地方自治（这是拙作《山河英雄志》当前的努力方向，却颇为众多读者诟病），但在民间社会，却凭借宗法家族的实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对恃。
　　　　在现代社会属于公共权力范围的事务，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家族内部，没有让渡给皇帝。
　　　　政治国家虽然不断在政权下移，但始终没有能够到达县城以下，中央集权、君主集权横行天下的时候，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程度一直相当的高。
　　　　中国封建社会事实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的权力模式：政权（皇权）、族权（地方自治权）、和夫权（私法空间），颇有三权分立的意味。
　　　　然而两千年的封建时期，皇权一直无法对两种权力进行有限的扩张。比如宗族内的司法权是宋明资本萌芽的一大阻力。因为“家父权”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往往以在家族内部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以公民的身分，自然没有家族成员财产私有化一说。
　　　　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被“家族审判”所限制着，而无法转移到了公共法庭的管辖之内。
　　　　皇权虽然在国家事务上拥有无上的权威，却进入不了私人事务的领域，所以无法形成“私法”。
　　　　虽然宋朝开始了对于家族内部司法权的干预，比如禁止血亲复仇和祠堂审判，但是一直到清末，家族内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君主立宪制”到了后期常常以“虚君议会制”的形式出现，然而董仲舒在两千年前就洞察其中一切。
　　　　中国封建时期，君权一直光辉夺目，所以相对于君权的“相权”却不得不议。
　　　　董仲舒言“君臣离合”，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藏其形”，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
　　　　“君臣离合”就是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将皇帝高高扔在宝座上，国家大事的管理交给职业人士，由并不称职的儒生组成管理层。
　　　　“君主立宪”意味的轻重在技术上取决于各个时期“相权”的强弱，也可以说，“君主立宪”的技术与现实体现就是与皇帝相对应的官僚体系。
　　　　中国封建史宏观上可以说是君权与相权争斗史。当然君权可以凭借的资源太多，相权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而相权极度薄弱之及，却是社会动荡不堪的时候。
　　　　提及这个原因不得不说一说君权如何侵夺相权的。
　　　　君权侵夺相权，借助有三：宗族藩屏、太监当道、外戚横行，这么一说，诸位应当明白一二了。皇帝无法事事亲为，管理国家事务，不借助职业管理层（官僚体系）只得让不借助亲兄弟、亲子侄、只有依靠身边的太监，或者娘舅、表哥来治理国家。如此一事，庞大繁冗的国家体系就让皇帝人为推到崩溃的边缘。
　　　　但是在宋朝，并无外戚、宗族、太监之祸，其实那段时期，正如《新宋》所描述的那样，正是“君主立宪”意味最浓重的时期。王安石变法，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力度，实质上可以看作国家权政对宗族权的大规模扩张。虽然说，从汉朝以来，就注定王安石不会成功，但是他的这种努力使有中国社会有一次转向的可能，非是《新宋》说的那么不堪。
　　　　但是宋朝为何会衰败至厮，让人心痛呢。
　　　　读宋太祖事，常生感触，常言天再假其十余载寿数，宋朝便不会是这般结局。后来，细思之下，那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宋代的“君主立宪”缺乏一个很重要因素，这大概也是“君主立宪”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
　　　　门阀。
　　　　隋唐以来，门阀衰亡，使得门阀政治从唐后期就成为历史名词。
　　　　君权神授、相权君授，以不称职儒生所构成的官僚体制来制约君权总是有先天缺陷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强大只能依赖于皇帝个人的素质。
　　　　当然这极为苛求了，如果让我娶到颜如范冰冰之流的老婆，让我五点就起床、不听老婆话、不照顾点小舅子，简直就是不可能。
　　　　李世民之流简直就是异数，并且唐初也能看到门阀政治的影子。
　　　　门阀政治的盛时正是历史最黑暗的两晋、南北朝，所以对门阀政治都没有什么好感。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门阀是“君主立宪”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只是要控制好度，让门阀参与官僚体系而非控制官僚体系。
　　　　门阀从隋唐逐渐消亡，在唐初时恰好达到那个度，使得君权、相权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老天，功劳都让李世民一人得去了。
　　　　如果不能将君权世俗化（不让皇帝做上帝的儿子），相权的结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一个少数人得到教育的时代，相权结构的稳定，意味着“君主立宪”的现实意义，社会也就相对的稳定。当然对相权的结构、宗法制度还有许多问题要得到解决，一起来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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