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_严歌苓-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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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喻那天晚上轻轻地进了焉识的书房，问他是不是又为什么事不开心了。他怕看婉喻担心的脸，更怕她又要蠢里蠢气地去买个什么东西来逗他开心，就简单地把给大卫的信告诉了她。
“让我看侬还是勿要写了。”婉喻说，“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报纸上，多少不作兴！”
原来什么都没有漏过婉喻的知觉。焉识没有听信婉喻的。后来他后悔自己把婉喻这样的知己错过去了。假如他早就认识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说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亲密的一个知己，他会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讲给她听，平等地和她讨论对策。作为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时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爱婉喻，他也就从来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错失了他原本该得到的忠告。
大卫·韦的为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风格的。第三天的报纸就把焉识给大卫的信刊登出来。曾经代表大学去找焉识的张同志，把焉识叫到他的“军代表办公室”。这回张同志给了焉识一副难看的脸子，叫他立刻写反省书交上来。他问张同志想要他反省什么。张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识：还不知道反省什么吗？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张同志的脸子更难看，说：“你拒不认罪！”
焉识不想再说什么。他想，重新找饭碗的时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饭碗。张同志告诉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书”交上来。他用不了那么长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辞职书放在了接管办公室门缝里。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种报纸的聘用广告中紧急翻找。婉喻和孩子们又远远地躲开了他，光是他翻报纸的声音就告诉他们，千万别跟他说话；他此刻没任何好听的话。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这些年，跟焉识对话最多的是这个小女儿。焉识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丹珏只有十岁，和父亲的隔膜很快就打消了。渐渐地，父亲发现她几乎拥有和他一样的性格，给别人的印象全是随和谦让，内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表面上有多随和谦让，内心就有多倔强，多不肯让步。也是丹珏，在1948年的一个暮夏上午突然老气横秋地问父亲：“爸爸，你的婚姻不幸福，对吧？”
那天父女俩正在院子里做煤饼。那一阵煤气厂的工人常常罢工，煤气时停时续。丹珏蹲在一盆煤粉边上，斜斜地抬起脸来看父亲。她的眼光不是看父亲的，是看着一件牺牲品的。那天婉喻到街口排队买米，子烨陪着她，准备帮着拼抢，或为母亲挡住那些拼抢的手脚。焉识被女儿的一句话弄得心乱跳，脸也烫了，像被她捉住了舞弊似的。他笑嘻嘻地说丹珏瞎讲，他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姆妈那么好。
“不搭界的。姆妈是好呀，侬不欢喜伊也不是伊不好。”丹珏脸色有一点惨淡，所有知道自己父母其实不相爱的孩子都会有的一种自卑。“我晓得的，是恩奶把姆妈嫁给你的。不是爸爸自己娶的。”
父亲辩解说，他那个时代，父母代孩子择偶是普遍而正常的事，自己择偶反而是稀罕的事。
“所以呀，”丹珏把和了水的煤粉搅开，“像你这样的人，人家硬要你做的事，你做起来怎么会开心？”
大概她也发现了父亲和自己在性格上的相像处，那种外部嘻嘻哈哈、迁就一切而内部猛烈挣扎的特性，因此她把自己的性格特性套用到父亲身上。就像她的父亲反过来用相同的套用了解她一样。
父亲觉得再辩争下去是越描越黑，就不了了之地安静下来。从那以后，父亲就把小女儿当自己的秘密死党，并没发生更深的交谈，但一种暗中的关照始终存在。他也越来越喜欢跟丹珏一块处理一些杂事，有时去法国餐厅买切下的面包头和红肠头，起司的边角，都是些不上台面的便宜货，有时到几个美国教堂去抢购低价的美国军用压缩饼干，反正国民党撤退前人们需要五花八门的办法到处找吃的。在这类差旅中，父女俩就会交谈，父亲总是对女儿各种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做点评。
到了这年暮春，警车全城尖叫的时候，丹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又来了，她笑嘻嘻对父亲说：“唉，爸爸，假如把全世界的反革命都肃清，再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国家，不晓得他们到底会做什么。”
直到她自己学校里两个老师也成了反革命，丹珏才停止了此类奇思妙想。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焉识也是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被捕的。焉识的反革命罪状没有具体到“历史”还是“现行”，大概统统包括。而焉识后来去的地方，就是丹珏奇思妙想想出来的那种“国度”，一车皮一车皮的反革命都被集中到那里。对于此，也不知丹珏会想些什么。
手持羽毛球拍的丹珏目送焉识上了警车。父亲回过头看了这个身材修长、一头卷发的少女一眼，居然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冒上来：小女儿连爱打球这一点跟父亲都那么相像。
第二十四节 王子来了
我祖父陆焉识的真名随着那个姓邓的政委的离去，被彻底遗忘了。新来的犯人只知道他叫老几。由于邓政委掏枪恐吓犯人，导致犯人掉进冰窟窿，受到了行政处分，降级到分场的牧业中队去放牦牛。牧业中队是分场最艰苦的中队，因为他们必须走牛羊的路，住牛羊的地界，过牛羊的日子。
不过分场犯人的生活待遇依然延续邓指在职时建立的标准。其中包括犯人一个月必须发到一盆热水擦澡，剃一次头。从五月开始，就会有一些参观劳改农场的团体到来。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1974年8月2日，犯人们接到打扫卫生的命令。邓指离开了分场，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几不再干统计员那份轻松活路，回到大组里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体力的重负他能忍受，但他在当统计员时养成的娇气习惯却改不过来了。第一就是解大手。他干这桩事情所要的条件都没了：私密空间，宽裕的时间。他的大肠不知所措，乱发信号或不发信号，终于他彻底地失去了便感。为此他早点名后，宁可舍去早餐，也要跑进厕所最靠里的一个茅坑，指望这样可以有一点私密感，可以一心一意地酝酿便感。早餐时间半小时，假如他半小时之后还完不成作业，队伍就要出发到湖边干活去。出大墙的点名如果没有他，他会被带队干部误认为躲懒旷工。这样老几就开始悄悄地忍受便秘。有时他的努力已卓见成效，像石头一样硬的排泄物终于露了头，但听到出工点名的哨音，他只得站起身，在裤裆里垫上纸，尽量夹着两腿走进队伍，再跟着队伍走五里路到湖边。一路上他觉得自己的中下端很像两片面包夹着一节干硬的香肠。一年之后，这件难以启齿的事成了老几生活中的大事。那个“文革”中进来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发现了老几在暗中受苦，就主动悄悄帮忙。“黑手”说一切都是因为纤维食品和水分的缺乏，可以试着采一些野菜野草来吃。野菜野草吃下去，还是没有太大改进，“黑手”又推荐一种泻药。老几到犯人医生那里申请吃泻药，犯人医生说老几：“找死呢？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一泻还不泻死？！”“黑手”便自己去找犯人医生，坚决要求吃泻药，终于替老几把药拿来了。他为自己变成“挑动犯人斗医生的黑手”而骄傲。但吃了一天泻药就证明医生是对的。老几水泻了多次之后就躺下了。躺了两天，他的肠胃死了一样，随便他吃什么喝什么，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个礼拜都没有任何动静。到第七天，他的肚子实在胀得要破了，捧着肚子来到犯人医生面前。医生给老几灌了肠，并告诉他，严重腹泻造成肠内脱水，接下来必然是严重便秘。矫枉过正，往往是过得太远。
这天老几在犯人体育馆重新油漆双杠、单杠。听到午饭哨音，希望又来了。午饭是一个小时，他至少有四十分钟可以蹲茅坑，接着早晨的努力把他的大事情进行到底。老几匆匆吃完午饭，抓了一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子擦干净碗，就直奔厕所。厕所里已蹲着一个人了，姓胡，是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清出来的“漏网反动教会头目”。他跟匆匆进来的老几打了个招呼，见老几选择的茅坑在最里面一格，便蹲着挪到了倒数第二格，老几的隔壁。“这样聊天方便。”他说。老几最怕此刻有谁跟他聊天；他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大肠尾端，才能完成他的大事情。姓胡的“头目”自视甚高，觉得犯人里基本没人能和他说得上话，都是低层次，只有老几是他那个层次上的人。因此在任何场合中碰上老几，他总要高谈阔论几句时事，或者电影（其实也没有几个电影可供他谈论）。他知道老几的背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等等，因此话题往往宏大抽象，不着边际。
老几蹲在那里，全身往下使劲，非常痛苦地吭哧出一两声赞同。他此刻只能赞同，否则还要费口舌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那就更要分散注意力。姓胡的“头目”终于结束了宏论，大概也是腿蹲麻了，离开了厕所。此刻犯人们都吃完了午饭，三三两两地进了厕所。老几心想，他现在对生活没有什么高标准，就是想要个清静的地方解手。
午饭后是政治学习，一般不会太认真地清点人数，老几可以晚一点参加学习；他决定这一回一定要蹲到底，蹲出成果。厕所终于又清净了，外面的鸟啼和里面苍蝇的嗡嗡都能听得见。“成果”快要出来了。老几一再集中精力。但“成果”出来一小半，却停止了，怎么挤压，它也不向前进展。老几发现厕所窗下有一节树枝，他蹲着挪下茅坑的台阶，又蹲着往那个窗口挪动。在大饥荒时代，树枝很不好找，它们是犯人们解手的重要工具。那时候大家吃油菜秸磨成的粉，从肚子里出来的都是块垒，要靠树枝往外掏。老几捡起那根树枝，又蹲着一步步挪上茅坑的台阶，跨蹲在坑上，大大地喘出一口气。邓指在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多大的恩惠；人总是在恩惠失去时意识到恩惠曾经的眷顾。
自从死了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大队书记，邓指又把老几叫到自己家里。他告诉老几，正因为他听说保卫科的河北保卫干事要报复老几，他才想办法把老几调到自己的分场来的。但是他肯定是要受到降级处分，离开这个分场的。假如河北干事的报复心还在，老几的危险又会回来。邓指给老几的忠告是：人家用一个人的气力改造，老几要用三个人的气力，争取不给寻求报复的人抓住任何把柄。
老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又分散了，他马上要自己不去想邓指。
也许政治学习的读报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进行到讨论阶段了。老几急得脊背上爬了一窝蚂蚁似的，刺挠难忍，但他还是让自己尽量不去理睬它，集中精力，把做了一大半的大事情完成。一个人的脚步声踏踏传来，一面叫喊：“老几！老几！……掉茅坑了？！”
老几只得应了一声。
“中队长问你，是想躲政治学习，还是又想逃跑啊？！”那人的吼叫从窗口传进来。
“我……我就是解、解、解手啊！”老几心想，中队长猜测什么也别往逃跑上猜。
“解手解了一小时？！”那人说。
老几心想，错了，是一个多小时。
“刚才大伙儿都看见你吃完午饭就跑进厕所了！中队长让你立刻回去！”
老几叫他先回去，自己立刻跟上。他还不想徒劳一场，那种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的感觉实在不是人受的。那人说是中队长派他来捉拿他老几的，不带着老几回去他自己也要挨罚。老几两眼昏黑地慢慢站起。一个多小时集中的精力，耗费的体力，统统白费：还是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
其实中队长叫老几回去是让他替中队写一版壁报的。每隔两礼拜就要换一次新壁报，这也是邓指建立的分场传统。一般的壁报由犯人自己写，或者各个大组指定犯人写。内容无非是读了“毛选”哪一段，认识到自己多么混蛋不是人。老几是分场壁报的主编、编辑、校对员加印刷工――一篇篇文章最后都是由他用毛笔统一抄写到纸上。一旦重要的参观团来参观，所有稿子几乎要让老几重新写。学习了这么多年的报纸词汇，老几脑子里有一本报纸词典，什么时代讴歌什么，憎恨什么，批判什么，他都不会弄错。一个重要参观团要来了，壁报要彻底更新，犯人们写的文章里不合眼下词汇时尚的词汇都要由老几更换。这一点中队长非常重视，也因为此他对老几在厕所里磨了一个小时的洋工眼开眼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国参观团，中央和省里都派人跟着来的，你给我好好办这期壁报！”渔业中队的李队长把一卷彩色蜡光纸放在老几面前。这些蜡光纸是要剪成图案去装饰壁报边角和文章题头的。
老几问李队长外国参观团什么时候到达。李队长说他不知道。老几只想算算自己要加多少小时的班才能把一个超大壁报全部改写、编辑、誊抄完毕，但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