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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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之中，智氏是最强的，他一心想独吞晋国。公元前455年，智氏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赵后将赵家土地户口三家平分。赵襄子以晋阳为据点和其他三家展开对峙。由于晋阳是赵家原有的领地，治理得当，民心归附，加上赵氏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一时之间晋阳无法攻下。就这样相峙了二年之久，到了第三年，智氏引晋水淹晋阳城。由于长期被困造成弹尽粮绝、人心疲散的情况，晋阳城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赵襄子想出了分化三家联盟的计策。他派相臣张孟悄悄地出城去劝说魏、韩。张孟对他们说，唇亡齿寒，如果赵国亡了，智氏的势力得不到抑制，野心不减，迟早也会消灭魏、韩两家，独吞晋国。韩、魏看清了形势，倒戈相向，暗中与赵商定共同灭智。智氏的谋臣看出事情有异，劝说智氏小心谨慎。然而专断跋扈的智氏不以为然，结果被其他三家联合灭掉了，其土地户口也被三家平分。这时晋已完全衰落，他们于是瓜分了晋国土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后来三家废掉晋君，晋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封建君主韩、赵、魏。他们各立宗庙，建都城，逐渐进入战国七雄的角逐中。
5。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官学的没落和私学兴起，征战杀伐带来的对思想控制的放松，在民族大融合的环境下，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不同的学派纷纷着书立说。
诸子百家，最重要的就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另外还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等，他们代表了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和宇宙万物提出各自的解释和主张，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大繁荣。
最早出现的是老子，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其生平，文献记载得很少。老子年长于孔子，与孔子一样是春秋末年的人，着有《道德经》一书。老子代表了没落贵族的立场，反对苛暴的统治，主张无为而治，推崇“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向往“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的自然宇宙观比较有价值，他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倡导直觉主义认识论，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庄子，也出身于没落贵族，做过漆园小吏，后弃官终身不仕。庄子一生清贫，却着书十余万言。他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哲学基本立场，提出了极具特色的“齐物论”。他认为万物本质都是相同的，反对主观片面性，提出人的认识中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另外还提出“逍遥游”的理想境界，对后世哲学观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后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儒家，其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的理论核心是“仁”，体现仁的制度是“礼”。孔子之后儒家的继承人是孟子和荀子，但二者思想分歧很大。孟子名柯，字子舆，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弟子。他提出性善论、民本思想，主张仁政。荀子名况，时人尊称为荀卿，着有《荀子》一书，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提倡“性恶论”、“法后王”的思想，赞赏富国强兵的制度政策。在自然观方面强调人定胜天，主张充分发挥人的力量控制利用自然。这显然是有别于传统孔孟之见的，与当时社会形势合拍。
墨家学派是由墨子创立的。墨子出身于平民，因此反对世卿世禄，主张尚贤。他的思想还包括“非攻”，要求对卑贱者也应给予平等的地位，反对相互侵犯。这种抹杀阶级界限的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墨家在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很有建树，较早提出了有关逻辑学的“名辩”思想，然而可惜的是墨家学派在秦以后就中断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派就是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战国法家一派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主张以法制代替礼制；另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讲究以权术控制臣下，统治百姓。
韩非集两家之大成，为后期法家的卓越代表。韩非生活于战国末年，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提出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他认为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术”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包括按照才能派定官职，对群臣暗中考察等；而“势”就是君主的政权、威势。只有三者结合，才能很好治理国家。韩非的思想成为秦王朝为政的指导思想。韩非还提出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新圣”说，并明确提出“理”的范畴，与“道”区分开来，提出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在于靠实力。
除了以上提到的影响较大的学派，还出现了诸多其他学派，像提倡阴阳五行说，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辩论名实为特征，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及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激烈和复杂，也促成了思想界的大解放，催生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深刻。
6。战国七雄争霸
春秋时期“五霸”中的姜姓齐国，于公元前386年被它的世卿田氏取代，从此我国的历史翻开了剧烈争战的新篇章。
这时，小国林立的时代过去了，鲁、宋等几个小国只是在大国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七个大国的诸侯都在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推动下，先后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整顿军队，确立和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进而为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人民，彼此展开了规模宏大而频繁的进攻战和防御战。胜利者扩大疆土和增加人口，战败者丧失土地和人口。因此，七个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和疆域是不断变化的。秦在函谷关以西，其他六国在函谷关以东，称为山东六国。
战国初年魏国是最强盛的国家。魏文侯选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和军队，西门豹在邺郡革除社会恶俗，使百姓安心生产；吴起驻守西河郡治军有方，秦国不敢东向染指；内有李悝等人出谋划策，魏国很快崛起成为一等强国。魏国的疆土大致占有黄河西岸的陕西东部，以秦为邻；山西南部，北与赵相交；河南北部一带，东与齐交界，南与韩、楚接壤。魏惠王因国都迁至梁，又称梁惠王雄心勃勃，轻视积蓄多年力量的东方齐国和变法之后蒸蒸日上的西方秦国。结果公元前353年在桂陵被齐国打败，将军庞洞被擒；接着在西方又败于秦国，国力大衰。惠王害怕秦国的进逼，把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黄河西岸的大片国土陆续被秦吞并，失去了防御的天险黄河，魏国无力阻止秦国东进了。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把国都从平阳迁至新郑。这时韩国的范围包括河南中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东方和北方受到魏国的威胁，西方守着东进的强秦，南方是不断开拓疆土的楚国，国又无险可守，经常受到周围诸侯国的攻击。韩昭侯任申不害为相，进行了某些改革，国力暂时有所加强。申不害死后，韩国又连年遭到诸侯国的攻伐，毫无抗击之力，只得听任大国摆布，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灭亡的降临。
赵国建都邯郸。赵烈侯时任用贤能，节俭财用，国势渐强。
赵武灵工又提倡胡服骑射，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拓土千里。疆域包括了河北中部和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以及内蒙河套一带。西方和南方临魏国，东方为齐国，北方是燕国，西北和胡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成为一时的强国。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纸上谈兵的赵括葬送了赵国40多万军队，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战国时期燕国建都卞易，国力较弱。燕昭王时为了强国，报齐国破国之仇，遍求贤能得乐毅，联合其他诸侯国出奇兵攻齐，连下70余城，一度成为北方的强国，致使山戎不敢掠夺燕地。燕国的疆土达到东北辽宁，河北北部，内蒙南部。
进入战国以后，齐国更加强盛，占有山东大部，南与楚接界；河北东部，隔清河与赵为邻，北与燕为界；东临大海。建都临淄。齐威王时推行法治，反对弄虚作假，屠杀了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的阿大夫，各级官吏莫不尽心竭力。同时又贯彻邹忌提出的鼓励批评朝政的建议，于是齐国大治。军事家孙殡和田忌也得到重用，他们统率大军在桂陵打败魏国的强兵，创出了齐国威慑东方的局面。至齐湣王因骄傲自大，放松了对魏国的警惕，结果被燕国将军乐毅趁机出奇兵横扫齐国，只有即墨未陷落。后来田单利用乐毅遭诬陷离燕军的机会，以火牛阵破燕军，收复了国土。尽管如此，齐国往日的繁盛再也不能恢复了。
楚国是南方的强国，不断拓地开疆，灭了越、鲁以后，北与韩、魏、齐接壤；西达湖南沅陵和四川巫山县，与秦相交界；南至湖南九嶷山；东临大海。楚国还曾派将军庄娇率军入云南。战国中后期在秦兵的接连打击下，楚国把国都先后从郢迁至陈，又迁于巨阳，最后迁到寿春。
战国初年，秦国还是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到了秦孝公时重用法家商鞅实行变法，一跃而成为强国。公元前359年和350年，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大力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使民风质朴的秦国很快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了山东六国，为秦统一六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秦始皇首先挫败劲敌魏国，夺取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土地，进而占领函谷关以东的韩国辖区，秦兵就可以自由往来攻打山东六国。在秦兵连连打击下的山东六国迫于灭亡的危机，在苏秦倡导下联合起来实行合纵政策，妄图抗拒秦的统一。针对山东六国的合纵政策，秦国采纳张仪的连横主张，即实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方针。就这样，秦国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战役，秦将白起率军于公元前278年攻破楚都郢，又于公元前260年坑杀赵兵40多万于长平。此后，秦始皇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山东六国，公元前221年最后灭齐，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历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7。商鞅变法
齐威王称霸以后，燕、赵、韩、魏等国怕他三分，纷纷前来朝贡。只有西方的秦国没有来。原来，当时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中原各国叫它“西戎”，把它看作野蛮民族，瞧不起它，很少跟它来往，还不时派兵侵夺它的土地。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日子很不好过，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改革的贤才，下了一道命令：
“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谁有好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做大官，赏给他土地。”不久，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应征从魏国来到秦国。
卫鞅姓公孙，名鞅，原是卫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所以大家管他叫卫鞅。他看卫国弱小，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华，就跑到魏国，在魏国当了好些时候的门客，也没受重用。卫鞅正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忽然听到秦孝公招聘人才，他决心离开魏国到秦国去。
卫鞅到了秦国，托人介绍，见到了孝公，卫鞅把他富国强兵的道理和办法给孝公讲了一遍，他说：“一个国家要富强起来，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这样，老百姓有吃有穿，军队才有充足的粮草；要训练好军队，做到兵强马壮；还要赏罚分明，对种地收成多的农民、英勇善战的将士，都要鼓励和奖赏，对那些不好好生产、打仗怕死的人，要加以惩罚。真能做到这些，国家没有不富强的。”。
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连饭都忘了吃。两个人议论国家大事，谈了好几天，十分投机。最后，孝公决定变法，改革旧的制度，推行卫鞅提出的新法令。
这个消息一传开，贵族大臣们都一起反对。不少大臣劝孝公要慎重，不要听信卫鞅那一套。孝公心里非常赞成卫鞅的主张，觉得不变法就不能使秦国富强起来，但是看到反对的人那么多，又感到为难，就把许多大臣召集到一起，让他们辩论。一个叫甘龙的大臣首先发言，他说：“现在的制度是祖宗传下来的，官吏做起来得心应手，老百姓也都习惯了。不能改！改了准会乱！”。
另外一些大臣也跟着说：“新法是胡来”，是“谬论”，“古法、旧礼改不得！”卫鞅理直气壮地驳斥他们说：“你们口口声声讲什么古法、旧礼，请问这一套能使同家富强起来吗？从古以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和礼。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改变古法、旧礼有什么不对？墨守成规只能使国家灭亡！”卫鞅举出从古到今的大量事实，说明变法的必要，把那些大臣驳得哑口无言。孝公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把反对变法的大臣一个个都驳倒了，非常高兴，对卫鞅说：“先生说得对，新法非实行不可！”说罢就拜卫鞅为左庶长古时候一种官名，授予他推行新法令的大权，叫他抓紧把变法方案制订出来。并且宣布“谁再反对变法，就治谁的罪”。
这样，那些大臣都不敢吭声了。
卫鞅很快就把变法方案制订出来了。孝公完全同意。卫鞅怕新法令没有威信，老百姓不相信，推行不开，就想了个办法。他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来长的木头，旁边贴了张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打到北门去，赏他十金。”不多会儿，木头周围就闹满了人。大伙儿心里直犯嘀咕：这根木头顶多百把斤，扛几里地不是什么难事，怎么给这么多的金子呢？或许设了什么圈套吧？结果谁也不敢去扛。卫鞅看没人扛，又把奖赏提高到五十金。这么一来，人们更疑惑了，都猜不透这新上任的左庶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时候只见一个粗壮汉子分开人群，跨上前去，说：“我来试试。”扛起木头就走。许多看热闹的人，好奇地跟着，一直跟到了北门。只见新上任的左庶长正在那里等着呢。他夸奖那个大汉说：“好，你能够相信和执行我的命令，真是一个良民。”随后就把准备好的五十金奖给了他。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说：“左庶长说话算数，说到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