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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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对抗。突厥可汗曾率军南下大举侵隋，隋军损失惨重。后突厥内部发生叛乱，隋才得到短暂安宁。不久突厥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并分裂为东、西两汗国。文帝利用突厥的分裂进攻突厥，突厥大败，东突厥归附隋朝。隋文帝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转而集中兵力于南方。
文帝积极作伐陈的准备工作，令大将军贺若弼和韩擒虎镇守离陈国较近的广陵和庐江；大将杨素调集水工大造战船，做渡江的准备。公元587年，文帝灭掉后梁的割据势力，扫除了向陈进军的障碍。公元588年，隋文帝诏告天下，历数陈后主的罪恶，以瓦解陈军斗志，为战争做好舆论准备。之后，文帝令儿子杨广率兵50多万兵分8路，南下攻陈。
陈后主从小生活在宫廷中，根本不知创业和守业的艰难，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朝中大臣劝后主以国事为重的就被后主杀掉。当后主得知隋朝进攻后还不以为然，宣称有王气在陈国。隋朝首先在长江沿岸对陈军发起全面进攻，陈军毫无抵抗力，隋军乘胜包围建康。公元589年初，隋将韩擒虎、贺若弼率军渡江，分两路攻入建康。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妃躲到景阳殿的枯井中，最终还是当了俘虏，陈朝灭亡。自东汉以来4个世纪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南北又归于统一，全国进入稳定时期。
28。科举制的创立
科举制是隋朝创立的，完备和兴盛于唐宋，衰落于明清，清朝末年被完全废除，共存在了1300年。它起源于门阀等级制度盛行的时代，是当时先进的政治制度，它采用公平竞争的方式，对各种人才择优而用，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对后世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拔人才使用的是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制”。曹操为网罗人才一再宣布“唯才是举”。曹丕在此基础上采用九品官人之法，就是选择有见识的官员，任各地方的中正，负责评审本地读书人的才能德行，将他们分为九品等级，以此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
后来“九品中正制”流弊病百出，严重地压制并摧残了优秀人才。由于许多寒门及庶族地主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统治者也迫切需要科举制来选拔人才，为它的统治服务。文帝即位后，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
公元598年，隋文帝设立志行修谨有德行和清平干济有才能二科，他下诏命令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总管、刺史按这二科推荐人才，这被看做是科举制的开始。隋朝的科举制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临时性的特科，一种是常设科目。公元603年隋文帝下诏，以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等科目选拔人才。以后科举的名目逐渐增多。公元607年，炀帝下诏以德行敦厚、刚毅正直、执宪不挠、文才秀美、才堪将略、力骁壮等十科选拔德、才、体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人。这些科目都是临时规定的特科，科目较具体，标准较明确，比较公平。比较固定的常设性科目都是临时规定的特科，科目较具体，标准较明确，比较公平。比较重要的常设性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这些科目必须经过考试。秀才科先考试策，再考杂文，需要应试者具有很高的学识，录取标准很高，隋朝37年的历史中共录取了十多个人；杂文的题目往往是模拟名人名篇，难度很大。明经科主要是测试经典，即测试对某一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考中的人数较多。进士科是炀帝所创并且放宽了录取标准，它只试策，不考杂文，主要考文才。考中科举后只是获得了明经进士出身，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这之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任命为官员，当时的也就是做县尉、功曹等九品小官，他们在当时政治上并不占重要地位，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这样一种新的选官制度在隋朝产生了，由此开始了文官考试制度的历史。
科举制的创立和九品中正制的废除，表明门阀世袭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科举制把读书、应考和做官联系在一起，这就给一般的甚至贫寒的子弟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同时，科举制把选官的权力集中在吏部和朝廷，加强了中央集权。
29。隋朝大运河的开掘
大运河是隋炀帝在位时凿通的北起涿郡北京、南至余杭杭州、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开通，对南北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有重大意义。它是南北政治、经济的纽带，也是南北往来的水上走廊，是一条带有全国性规模的大运河，使中国南北首次可以通航。隋朝运河共有5条，即广通染、山阳渎又叫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它们是分阶段开凿的，共用27年。公元587年，隋文帝为运送粮草和士兵攻打陈国，就将夫差所开的邢沟疏浚、拓宽，开挖了运河山阳渎段。它北起山阳，南到江都，最后入长江，将淮河与长江连接起来。文帝所修运河基本是上地段性的，真正使运河形成运河网的是隋炀帝。为了加强政治和经济统治，605年，隋炀帝在洛阳营建东都的同时，下令开凿大运河。
通济渠以东都洛阳西苑为起点，然后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使黄河水最后流入淮水，它是沟通黄河、淮河的最佳水路路线。
同年汤帝又征发10万多淮南民众开邗沟，它是将文帝时的山阳渎再次整修和扩大，使其规格与通济渠一致。两项工程差不多半年就完成了。修成后的通济渠和重新整修的邗沟，水面宽40步，沿途两岸修建有宽阔的御道，植有榆树柳树，从洛阳到江都近1000千米，浓荫蔽日，并设置有40多所行宫，作为炀帝巡游时休息所用。
公元608年炀帝为巩固边防，下令征发河北100多万民众开挖永济渠。由于所需劳力众多，男劳力供应不足，大批妇女被征发服役。永济渠主要是引沁水向南到黄河，向北连通涿郡，全长1000多千米，工程极为浩大，并且河道宽阔。二年后，为了更进一步运送江南地区的粮食和物资，炀帝又下令在长江以南开凿江南河，它自京口镇江至余杭，全长400多千米，宽30多米，是对六朝时的江南运河的疏浚和拓宽。
大运河全长约2500千米，以洛阳为中心，仅用6年时间就完成了，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最长的运河。隋朝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的控制，便利了江南财物向洛阳、长安的调运，而且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的南北交流和南北物资的调运，便得益于大运河，它是唐宋的经济命脉。隋朝开凿大运河是巩固统一、繁荣经济的重大工程，也是唐宋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由于工程浩大，又是短期完成，劳役过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而炀帝开凿运河，是他雄心勃勃巩固帝王基业的需要，也是他贪恋江南美景和富庶生活、巡游东都和天下的需要。唐宋及以后各朝都对隋朝大运河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疏浚和整补，尤其是元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凿疏补，形成了京杭大运河。
30。八王之乱
西晋第二个皇帝晋惠帝在位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战争。从291年起，先后有八个诸侯王，为争夺中央权力而相互攻杀，历时16年之久。历史上称这次战乱为“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爆发于晋惠帝时，祸根却在晋武帝司马炎时就埋下了。
晋朝建立后，司马炎认为，曹魏政权所以被司马氏篡夺，是因为曹氏不分封同姓诸侯王，皇室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便在265年，大封皇族27人为王。这些诸侯王都有封地，拥有武装，而且，王国内的大小文武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选任。不少诸侯王还兼领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这样，各诸侯王国，就形成了晋朝内部的强大割据势力。
当时，异姓士族以杨、贾两家最为显赫。杨家是弘农郡的大姓，晋武帝的皇后杨艳就出自杨家。杨艳生惠帝。她临死时，又推荐从妹杨芷嫁给武帝为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也被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的声势压倒其他异姓士族。惠帝的皇后贾氏，是贾充的女儿。260年，魏帝曹髦进攻司马昭时，贾充杀死曹髦，在司马氏篡魏过程中立过功劳。司马炎称帝后，贾充被升为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深受武帝宠信。杨、贾两家都各树党羽，扩充权势。这样，西晋的祸乱便首先从宫廷里发作起来了。
290年，晋武帝病死，晋惠帝继位。惠帝是个白痴。武帝死前，诏汝南王司马亮与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杨骏和女儿杨皇后伪造诏书，由杨骏独揽了政权。
贾后也是个凶狠、贪暴的女人。惠帝即位，贾后也想独揽大权。杨太后和杨骏就成了她的最大障碍。291年，贾后与宫中的侍从官阴谋策划，密召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司马玮进京后，顿时全城戒严。贾后挟惠帝下诏杀死杨骏和杨氏党徒几千人。杨太后也被逼身死。
杨氏集团被消灭后，汝南王亮人朝辅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也以卫将军领北军为中侯，在中央握有兵权。
亮、玮之间因而发生矛盾。贾后认为亮、玮二人都妨碍了自己专权，便又施展手段，先下诏叫楚王玮杀死汝南王亮，然后又以“矫诏”伪造诏书的罪名，杀掉楚王玮。
贾后杀掉亮、玮二王后，大树自己党羽，专断朝政达八九年。299年，贾后与太子司马通的矛盾又爆发了。太子遹是惠帝长子，不是贾后所生，随着年龄增长，对贾后一伙的专横跋扈，渐露不满之意，引起了贾后的妒忌。这一年，贾后废掉太子遹。
太子无罪被废，引起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不满。300年，他们与当时握有军权的赵王司马伦密谋废贾后，复太子。赵王司马伦当即答应参与行动。但是，他平素与贾后亲密，害怕太子复立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一面行使“反间计”，挑动贾后用毒药害死太子遹，一面又借口为太子报仇，领兵入宫，废掉贾后。贾氏党羽也被一网打尽。
赵王伦利用贾后和太子的矛盾，一箭双雕将贾后和太子尽皆除掉，夺得政权。第二年，索性废掉傀儡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赵王伦自己称帝，马上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齐王司马同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颐等起兵讨伐赵王伦。赵王伦也调兵遣将迎战。双方的军队在洛阳附近酣战了两个多月，死亡近10万人。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齐王司马同辅政。但是，不久，河间王司马颐联合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义，又对司马同发动进攻。同、义双方军队，在京城展开激战。一时，洛阳城内飞矢如雨，火光冲天。双方混战三日，齐王同兵败被杀，长沙王义掌握了政权。
303年，司马颐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杀掉司马义，打败司马越，控制惠帝，掌握了中央权力。
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再次起兵攻打司马颐。司马颐联合司马颖率军反击，结果战败逃走。
306年，司马越的军队攻入长安，把惠帝又劫回洛阳。在这一年，司马颖、司马颐先后被司马越的势力杀死，惠帝也被司马越毒死。司马越另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司马越独掌了晋朝大权。到此为止，“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是西晋士族势力恶性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凶恶、险毒、残忍、腐朽等本性的一次集中暴露。本来西晋统一后，由于战乱减少，人民兵役、徭役负担相对减轻，在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下，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社会上曾经呈现一些繁荣景象。“八王之乱”中，生产遭到新的破坏，人民又重新陷入苦难深渊。西晋王朝也在这场群兽狂斗、自相残杀中走向灭亡。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混乱时期。
31。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至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徒后来尊称悉达多·乔答摩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到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的扶植下，佛教开始广为传播。其后不久，西域诸国就有不少皈依佛教的。佛教正式传入我国，正是经过西域这条路线，而时间则要晚一些。
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见到过关于佛教的活动。西汉末年哀帝时，西域佛教国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到汉朝来通音问，他曾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浮屠，或译浮屠、佛陀，都是“佛”的音译这是佛教思想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刘英刘秀的儿子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一译“沙门”即和尚，受到汉明帝的褒奖。这是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永平十年，汉朝派使臣蔡忄音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以自马驮载佛经及释迦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东汉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白马寺。现在洛阳东郊的白马寺，已经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之一。这些都说明东汉初年佛教已正式传入中国。
东汉时期，人们对佛教还没有多少认识，当时只是当做神仙方术家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而且信奉的人不多，影响甚小。
到了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大都已传人中国。佛教典籍，也被大量翻译过来。仅魏晋时期即先后译经702部，1493卷。南北各地广修佛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