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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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露�忠尼启则亲自将手下的干　部送去牺牲。这是耿直的奥尔忠尼启则无法忍受的。当形势迫使他做出要么　服从斯大林，要么被消灭的抉择时，他作出了当时条件下迫不得已的勇敢的　选择。半年以前曾面临类似选择的莫洛托夫这时已心安理得地作起大报告　来。他恶毒地嘲笑了那些对恐怖政策发出警告的人，别有用心地强调说，当　前突出的危险是阴谋破坏分子装扮成了共产党人。他的报告就像是一个进行　社会屠杀的号召书：　“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人以前的动摇，已经转化为破　坏、捣乱行动，转化为服务于法西斯主义者并与之勾结的间谍活动。我们必　须以打击还击打击，粉碎我们前进道路上任何地方出现的属于法西斯阵营的　间谍和破坏分子队伍　我们应该抓紧这项工作，不能迟疑，不能动摇。”⑥　　　　　　1937年3　月3　日，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　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报告，3　月5　日，斯大林又给全会作了简短的闭幕词。　这两次讲话经过整理后分别登在　1937年3　月29　日和4　月1　日的　《真理报》　上。斯大林在报告中错误地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的理论，并因此错误地把对敌斗争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他说：　“我们的进　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　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　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⑦　　　　　　这一理论的错误，从报告本身就可看出。首先，让我们看看斯大林对敌　情的估计。我们姑且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把托洛茨基反对派当作敌人。我们看　到，斯大林对作为主要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的估计还是恰当的。斯大　林十分肯定地指出，“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　然后，他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他的论断。他说，1927年全党论战时，进行了投　票。联共　（布）当时共854000　人，参加表决的有75万人。其中表决赞成布　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　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　人，即占　0。5％左右，弃权的有2600　人。没有　参加表决的党员有　123000　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　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　票里加上所有弃　权的票数　（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　的票数　（假定不是照例按0。5％计算，而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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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　12000党员。　“你　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这　12000　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末你们就明　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⑧　　　　　　可是，在同一篇报告的一开始，斯大林却抛出了与这一基本估计根本矛　盾的　“基本事实”，把它们强加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作为全面开展　“消灭　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政治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事实”　是：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　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　活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　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　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出漠不关心，　泰然自若和幼稚无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　位。”⑨　　　　　　不难看出，　“基本事实”根本不符合用基本数字表达的敌情估计和力量　对比的分析。同时，斯大林无限地夸大了　“微不足道”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作　用。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是消极旁观，无所作为，而少　数托洛茨基分子却具有无比的神通，可以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他说，尽　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屈指可数，但决不能低估他们的严重破坏作用。他说，　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建筑德涅伯水电站工程，需要有　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　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　个军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团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　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　几个人就够了。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充分估计到了几个或几十个破坏分子的严重　危害性的问题，而是斯大林把个别敌人的破坏当作了进行全国规模的对敌斗　争的前提。　　　　　　为了灌输他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斯大林反复地批判了麻　　　　　　325痹轻敌思想。因为，按照过去历次公开和秘密审判揭出的　“事实”，　　“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　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　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　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　“现在的暗害　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　“一定要在工作　中时而也表现出成绩来”，⑩借以蒙骗党和人民。　　　　　　根据对敌情的估计，斯大林明确指示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经济建设转到政　治斗争上来：　“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11）　而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实施，斯大林为全党规定了具体的组织措施，即用“那　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作为党的各级领导的　“指挥干部”，“从支　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记，要在相当期间内为自己挑选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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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　（12）后来在实际执行中，　就是用内务部的人马操纵或代替各级党组织对清洗的领导。　　　　　　接着，斯大林明确指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任务。他似乎无意地把清除　所谓的布哈林集团提上了日程。他是这样表达的：　“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　分子，不管他们用那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　己”，都必须无情地予以　“粉碎和铲除”，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是我们祖国的叛徒”。　（13）另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保证全面清查托洛　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要对党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清　除一切妨碍或反对清洗的阻力，尤其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干部。说到此处，斯　大林举出了基辅党组织一个　“小人物”尼科拉延科受到打击的例子，把矛头　指向了反对恐怖政策的波斯蒂舍夫，并以此为例把党内自上而下抵制恐怖政　策的正义力量作为斗争目标。　　　　　　尼科拉延科确实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她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她毫无根　据地诬陷基辅的党组织为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所把持。她企图借此搬弄是非，　掀起风浪，显身扬名。这正是清查运动所需要的人。于是，她被描绘成反潮　流的英雄。斯大林在会上武断地宣布，现在已经　“查清了尼科拉延科是正确　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且　“只有那些实　质上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14）这实际上等于给波斯蒂舍　夫等人定性。　　　　　　参加2—3　月中央全会的委员们，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　卡明斯基以及心有同感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内务部警察的　“保护”下，机　械地举过了同意各个报告和决议的手，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各地。他们心绪甫　定，波斯蒂舍夫就成了全会后的第一个牺牲品。3　月16　日，即全会结束后的　第　11天，他就被解除了乌克兰共产党　（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职务，被　贬到古比雪夫州任党委第一书记，但还保留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头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他调动后仍被迫通过了谴责他的决议。恢复了党　籍并且变成了揭露敌人的　“英雄”的尼科拉延科，登上了1937年5　月召开的　乌克兰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对波斯蒂舍夫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波斯蒂舍夫的妻子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波斯托洛夫斯卡娅也遭到诽　谤并被开除党籍。内务部门甚至要逮捕她。但是，波斯蒂舍夫不像卡冈诺维　奇，对亲人的被捕　（卡有两个兄弟被捕——作者注）听之任之。他对这种以　迫害亲人使人就范的手段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不行的，只要我还是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你们就不能逮捕她。无论如何，我要比你　们了解她，还有她的哥哥伊万·波斯托洛夫斯基，他们一家。你们就先逮捕　我，然后再逮捕她。”　（15）　　　　　　但是，波斯蒂舍夫的抗争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　1月他被免去政治局候　补委员的职务，2　月被捕。广大的党员和群众对此感到困惑和不满，但是无　能为力。　“在乌克兰，凡是认识波斯蒂舍夫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每一个集　体农庄、工人居民点和小城镇都有——都对他被解职感到奇怪和不安。了解　他坚持原则的力量，了解他为自己和别人确立的高标准的人，确实没有什么　人会相信他保护人民公敌，自我吹嘘或者想破坏农村和城市的关系。”　（10）　甚至像贝利亚这样的阴谋家也不敢公开指责波斯蒂舍夫。他的名字就这样悄　悄地消失了。　　　　　　在被捕之前，波斯蒂舍夫曾与斯大林谈话，他直率地询问后者：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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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逮捕受到革命和建设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还被叫去与卡冈诺维奇、　叶若夫和贝利亚谈话，就是否听他们调迁的问题进行表态。波斯蒂舍夫无法　抑制自己的愤怒，当面斥责卡冈诺维奇说：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布尔　什维克，而是一堆臭狗屎！”　（17）此后不久，他被迫将自己标号为　“13”　的党证交给了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坦然自若地坐在家里等着捕手的到来。他　拒绝了妻子要他向斯大林投诉的多次请求，拒绝了自杀。他向当飞行员的儿　子交待了后事，对儿子说：　“你要牢牢地记住一点：要长久地欺骗党和人民　是不可能的！过上一年，或两三年，五年，十年吧，真理终究要为人知的！　党和人民会理解我而不会谴责我的！要是你能活到那时候，你就转告我的党　内同志们，我直到临死之时，直到自己最后的死亡时刻，仍是一个布尔什维　克、列宁主义者，并且始终懂得和相信我们的最后胜利！”　（18）人们曾向　他提供了　“悔过”的机会，但他宁愿去死，也不愿背叛真理，低下自己的头　颅。铮铮铁骨，何其坚贞！他于　1938年2　月下旬被捕。后来，他和妻子、大　儿子瓦连京先后被枪决。两个小儿子列昂尼德和弗拉基米尔被监禁。　　　　　　波斯蒂舍夫、丘巴尔、埃赫、鲁祖塔克等，是继基洛夫、古比雪夫、奥　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之后，在联共　（布）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他们　利用中央全会这一已经残破不堪的党内民主形式，进行了反对专制和残暴的　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自　1934　年　1　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到1937　年　2　—3　月全会，斯大林最后完成了对中央委员会的改造并完全摧毁了它。自此　以后，斯大林已无须担心党和政府内任何有力的反抗，任何人利用党和政府　的合法组织形式进行的反抗，也不必把自己的行动拘泥于通过党和政府的合　法组织程序。　　　　　　2—3　月中央全会以后，叶若夫奉命对内务部机构进行了清洗。其原因不　仅在于叶若夫不信任前任的班底，而且还因为他们似乎仍有些拘泥于按法律　程序办事，这是不适合准备放手大干的叶若夫的需要的，尽管他们为恐怖政　策的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3　月，叶若夫先后命令内务部各局、处头目到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随即派人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将他们分别逮捕，秘密押回莫斯科监狱。接　着，叶若夫撤换了内务部派往中央各重要机关的警卫人员。3　月18　日，叶若　夫在内务部干部会议上宣布雅哥达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盗用公款的罪犯和在　内务部安插特务的阴谋家，命令立即对雅哥达留下的干部进行清洗。于是，　雅哥达的人纷纷束手就擒，也有开枪或跳楼自尽的。曾经审问过加米涅夫的　凶狠残暴的侦查员切尔托夫闻捕手已到，从　12楼自家的窗户一头栽下。局长　一级中，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萨宁被宣布为右派阴谋分子，保克尔、加　伊、保克尔的副手沃洛维奇和扎波罗热茨被定为特务。加盟共和国和州内务　部门负责人往往以开会的名义，被召到莫斯科，在内务部的地下室枪决。许　多内务部驻外人员奉召回国复命，顺从地殒命。拒绝回国者由叶若夫派出的　　“流动小组”相机处决。在巴黎、日内瓦和维也纳等地，警察夜间发现过被　打死的苏联人。潜伏法国的侦查员伊格纳茨·赖斯　（化名路德维格）在惧怕　中投靠了托洛茨基。他被暗杀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的死在国外引起一　场骚动。　　　　　　内务部被秘密处决的人的孩子，因冻饿而浪迹街头，也无人敢于略施恻　隐。这些无辜的孩子有的因不理解如此残酷的现实而自杀。莫斯科郊外就发　现这样一群暴尸荒野的孩子，都只有十来岁。他们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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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的父母是被人民的敌人杀害的。　　　　　　4　月　3　日，雅哥达被捕。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和邮电部副人民委　员普罗科皮耶夫不久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