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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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７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８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９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１０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１１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请看他一九三五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１２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还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１３连自已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对人世的态度自然偏激。也就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１４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１５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１６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就连品评历史上的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代人的精神遗产，主要还不是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垢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１７字句简直是咬牙切齿了。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势必是逐渐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简直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必然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１８一个人情愿背负着大堆怨恨离开人世，他对这人世的绝望和厌恶，也就不可解了。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里，这几乎成为他一个非常忌讳的话题。一九二八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结果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非常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１９不如干脆不听。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他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２０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返观那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特别的脾气，大凡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二十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帐的心愿。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２１仿佛是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一九三六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二月到四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清教徒式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我想，单队这已经写成和拟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来，这一组散文是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大都是单纯的怀旧，虽然也时时掺杂对现实的感应，有的地方还散发出强烈的杂文气息，但那总的意味，却可以归入“小引”中所谓“思乡的蛊惑”和“旧来的意味”这两句话。他现在的这组回忆，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还有写“母爱”的篇章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旧来的意味”。但是，《这也是生活》，《死》，以及那预备讨论“穷”的篇章，却恐怕是写《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写不出来的，这是他对自已一生的总结，是他行将走到终点时的感悟，是他借着“死”的盾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顾忌的评判，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也写不出这样的回忆的。
《这也是生活》，题目就耐人寻味。这生活是什么呢？他写道：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
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
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
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
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
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星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
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
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
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２２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轻视着“这样的生活”，国家，社会，民族，启蒙，战斗，反抗专制，歌唱未来，就连绝望和颓唐，沉默和虚无，也都是指向个人以外的目标，是对于“它们”的绝望，是被“它们”逼出来的沉默，是看穿了“它们”的虚无，一切全都为着“它们”，就没有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看生活。“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２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轻重取舍？不就因为他的心胸，早已经被种种来自“它们”的刺激，种种对于“轩辕”的关怀，塞得满满了吗？他一辈子自荐于社会和民族，就在自以为是退缩在个人天地里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被某种身外的价值罗网笼罩住，他向社会奉献的哪里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将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将那些从个人角度展开的对于人生的领略和品尝，统统交了出去！因此，读到他此刻的这种感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终于悟到了，自然令人庆幸，在他同时和以后，有多少人活了一辈子，却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领悟。但是，他直到现在才悟到，是不是也太迟了？他是被虚无主义引入这样的领悟的，这引路者本身，就不会允许他从这个领悟中汲取生命的欢乐。倘在别人，这样的领悟也许能开辟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可在鲁迅，这领悟却似乎只意味着对以往的人生选择的深刻的怀疑，意味着精神上的不自觉的收缩。周作人说他晚年“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２４，对这一点正看得相当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他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才是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一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自然也包括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但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作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顾自己对自己说话了。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恐怖的事，固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他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