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幕戏--第一幕戏:给深爱的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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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亦岑已经挂了电话，却没有忘记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 他问我：“如果当年我去美国找你……”
我们至少还得在一起待两天半，这话题显然不适合继续下去，我打断他：“和女孩子谈分手应该温柔一点，我一个朋友说，分手也是门艺术，分得双方都开心才算高明，你这样和人分手，简直就是不及格。”
他道：“没有爱，怎样分都好，有爱在，怎样分才会开心？”
我说：“这倒是个好问题，什么时候让你俩探讨探讨。”话罢将皮衣掀起来盖住脑袋，喃喃跟他说：“我先睡会儿啊，又有点困。”基本上我算是搞懂了，要是一个人执意谈论某个话题，硬拦是拦不住的，阮亦岑今天不知中了什么邪，动不动就把话题往我们当年事上扯。任由这场交谈继续下去，他的确有可能问出“当年我们分手你是什么心情”这样的问题，但有些事情，就该停留在它该停留的地方，谁也没必要再提起。
就像密林中的迷雾，合该亘古徘徊在密林里，才会一直美下去。
到下一个城市已近两点，找了个地方随意吃饭，再启程时经过一个小公园。
冬天的雨就是这么有节操，说好了在C城下，就绝不在E城落一颗雨星子。今日E城天青日和，经过城市公园，透过车窗，看到大把市民出来晒太阳。
我盯着外面，说：“唉，你开慢点。”
阮亦岑问我：“有熟人？”
没有熟人，只是看到两个老人扶持着散步。曾经也看过类似的文艺小散文，说年轻人整天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抵不过公园里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太太一个简单的并肩而行。
怎么能敌得过，世间爱侣那么多，白头到老的能有几个？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反而经不起考验，白头到老，要是相爱就能白头也不会有梁祝，不会有宝黛，不会有薛绍和太平。有时候命该如此要一人留一人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花坛旁有个裹得像只汤圆的小豆丁突然摔了一跤，年轻的妈妈赶紧跑过去，小豆丁倚在妈妈的怀里扁嘴，抽噎着却没有眼泪，一看就是在假哭，头上戴的帽子有两只兔耳朵，随着她的抽噎一耷一耷。我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笑，阮亦岑分神问我：“什么这么开心？”
我转头问他：“我很开心？”
他没说话，直接将手机可做镜子的一面递到我面前，镜子里的确呈现出了一张笑脸。
我愣了愣，把后座上的包拎过来取出口红跟他说：“你开平稳点儿啊，我补个妆。”
从南到北，眼看着绿树被我们一棵棵抛在身后，迎来北方萧瑟又沉默的冬，入眼的行道树要么已经落光了叶子要么正在落叶子，水也不再潺潺，车窗外所见河流和人工湖全都封冻起来。离长明岛还有两百公里，明天就能到。
这几天我一上车就装睡，吃饭找最热闹的地方，住酒店也是check in后立刻进房间，和阮亦岑几乎再没有什么正经的交谈。但没想到最后这一晚他会来敲我房门。
我靠近房门答他：“我已经准备睡了。”
他一点不给面子：“才九点。”
我说：“我睡得早。”
他答：“我在顶楼的茶室等你。”补充了一句：“我会一直等你。”
阮亦岑等我做什么我大概心里有个数，当年没觉得他是这么执着的人。时间真是神秘，只要你活着，它就与你同在，像一位雕刻大师，用漫长的岁月，将每一个人都雕刻成完全不同于最初的样子。
九点二十，我如约来到顶楼的茶室。上面是玻璃穹顶，以大面积的透明玻璃做铺陈，只在穹顶边缘处用彩玻拼花。透过穹顶可见天上荒寒的冷月。阮亦岑找了个较偏的位置，靠坐在那儿喝酒。
我走过去坐下来，等他先开口。
半杯红酒见底，他才出声：“你去美国后我去了法国。”他停了停：“你那时候也许是喜欢我的，但还说不上爱。”
茶桌上有一整套茶具，我用茶匙舀出一点红茶，自己给自己泡茶喝。我说：“酒后喝茶不好，要不要给你叫一杯橙汁？”
他摇头，我们各说各的，倒也没觉得对不上话。他继续：“和你分手让我很挫败，后来我有过很多任女友，每一任都交往不长。”
我说：“……这应该怪不到我头上。”
他说：“聂非非，你是我的初恋。我那时候很喜欢你。”
我疑心耳朵听岔了，好半天，我捧着茶没说话。
他似乎并不需要我的回答，继续道：“在法国期间我没有想过重新去找你，去年我回国，回国后也没想过我们能再相遇。你有你的迟钝，我也有我的自尊。”
我点头，说：“我理解。”
他说：“你还是大学时候的样子。”
我说：“应该比那时候美艳多了。”
他看了我很久，说：“非非，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一起？”
茶呛在喉咙里，他会说这句话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其实连同刚才他说我是他的初恋，这我也没有想到，来之前我隐约觉得是当年我们分手分得太模糊，彼此连最后的道别也没有，或许有些事他需要澄清，需要找我确认，好给自己这一段青涩的人生经历划个圆满的句号。
半晌，我说：“你比大学那时候直接多了。”
他微微仰头看天上的月亮，缓缓道：“应该送你玫瑰、约你听歌剧、一步一步慢慢追求你，等你有一天问我要干什么，是不是喜欢你？你永远不会问，我吃过亏，面对你是需要直接一些。”
我说：“阮奕岑……”
他打断我道：“我知道你现在有男友，我并不认为这和我追求你有什么矛盾之处。”
我重新给自己倒了杯茶，放茶壶时我说：“阮奕岑，我今年26岁。”
他说：“我知道。”
我看着他：“我有一个女儿，一岁半，走路走得很好，说话也说得很好，我生病的时候，会抱着我心疼我，奶声奶气地叫我妈妈。”
他愣在那儿。
我说：“我其实没有男友，但有一个丈夫，他很好。”
茶室里一直播放着古典乐，只是非常小声。
他安静了许久，伸手拿出烟来，这里禁烟，他终究没拆开烟盒，只是将盒子放在手中把玩。就在烟盒子在他手里转出第十五个圆圈时，他抬头问我：“你结婚了？是你父母安排的？”
我将茶杯放在桌上：“我们是自由恋爱。”
他又倒了半杯红酒，边喝边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规规矩矩地答：“是个科学家。”
他说：“哦，科学家，科学家有什么好？”
我胡扯：“嫁给科学家好处多得不得了，知道创立人体冷冻协会的罗伯特·埃廷格吧，他去世时用液氮将自己冷冻了起来，当然，在他之前去世的他的两任妻子都被他冷冻了起来。如果有一天能够实现人体解冻复活，他的两任妻子就可以陪着他一起目睹未来的新世界。”
酒杯里的红酒已经少了一半，他道：“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你嫁给那个人，总不至于因为他可以拿你做实验。”
我说：“当然是因为我爱他。”
他抬眼：“你知道什么是爱？”
我说：“当然，我当然知道。”
他揉了揉太阳穴问我：“你爱他什么？”
我将紫砂壶里的茶叶取出来，说：“他是个天才，研究复杂的生物命题，说实在的，他研究的东西我完全不懂，但他不是那种将所有时间都贡献给学术的科学家，他觉得解答生命的命题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但并不是比赛，非要和别人一较高低，所以他拿很多时间干其他的事，自己动手布置园林，养盆景，养鱼，研究棋谱，收集茶具，看闲书，对了，还射箭。”
就像讲一个不想结束的故事，不自觉就越说越多：“他博士时期的导师对他这一点很不满，那位科学家差点问鼎诺比尔，老先生谆谆教诲他：‘假如你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你的领域里，你会获得令人不敢想象的成就。’他问他老师：‘然后呢？’老先生诚心诚意地告诉他：‘这会对人类有巨大贡献，你的自我价值也将得到更大的实现。’结果他特别平静地告诉他老师：‘人类的事情让人类自己解决，近期我的目标是提升在家庭的等级地位，实现它的唯一途径是学会为聂雨时换尿不湿。’老先生气得仰倒。”
我边说边笑，阮亦岑直直看着我：“你很崇拜他。”
我抿嘴道：“他也有不拿手的事情，雨时两个月的时候他才敢抱她，还总是抱不好，他一抱雨时就哭，别人家的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要么是爸爸要么是妈妈，雨时学会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坏。” 说着说着自己都能感到嘴角在不断上挑，我想起钱包里有一张照片，主动找出来给阮奕岑看。
照片是夕阳西下的海边，金色的阳光将整个海滩映得如同火烧，聂亦盘腿坐在沙滩上，旁边盘腿坐得歪歪斜斜的小不点儿是聂雨时。照片上是他们的背影。
阮奕岑看了好一会儿，道：“为什么没有你？”
我兴致勃勃：“我正拿相机呢。聂亦真的很不会照顾小孩，我让他们摆这个姿势，结果他也不知道看着雨时，自己倒是坐得好好的，雨时撑着坐了有三十秒就开始往旁边倒，结果额头磕在一块贝壳上，眼泪鼻涕糊一脸地哭嚷爸爸坏，那是雨时第一次开口说话，真是让人又震惊又好笑。”看着眼前的照片，就让人感觉心里温柔。
阮亦岑沉默良久，问我：“既然你们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离开他，还有你女儿？”
就像一盆冷水陡然浇下来，整个人都有些发凉。我收起笑容，半晌，说：“一些家事，不过总会解决的。太晚了，我回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
房间里没有开灯，我靠在窗前，落地窗的窗帘整个拉开，可以看到天上孤零零的月亮。高处不胜寒，天上清冷，人间却有万家点上明灯。
窗外或近或远的公寓楼如新笋一般矗立，每个窗户都透出暖光，每一处光都是一个家庭。
家庭，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单位，最温暖的单位。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庭。
从离家开始，我就刻意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想聂亦，不去想雨时，不去想我爸我妈，不去想我的每一个朋友，只有这样我才能义无反顾走下去。
这场逃亡并不是为什么家事， 只是我早晚都得离开，且早和晚都有时限，晚是一个月后，也许是一个半月后，早是晚之前的任何时候。
我生了病，这场病很隆重，为它我已经挣扎了近十个月。
半小时前的谈话里，我和阮亦岑说起人体冷冻技术，他说那太不可思议，的确，在我生病前，我也觉得那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名词。
真是有趣，我从来搞不懂聂亦研究的那些科学命题，但直到我生病，倒是更加理解他的事业，在这个领域我们竟突然变得可以有交谈的话题。
我的病源于基因缺陷。
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基因缺陷”这几个字的含义，它为什么将我的身体变得这么糟，那些原理我也是一知半解。
在我浅薄的理解中，人的基因就像是在身体里打下的地基，在这个地基之上建起一座长城，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座长城，长城后还有一支军队，抵御着想要伤害我们的病毒和细菌。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人体免疫系统。
但我的基因天生有缺陷，地基不稳，今年二月，建于其上的长城第一次崩溃。
阮奕岑问我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嫁给科学家的好处就是生病了可以立刻邀请到顶级专家进行会诊。
每次的会诊聂亦全程参加，他们很快找到了缺陷所在，却无法攻克，他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给这疾病命名。专家组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展，赶不上长城的崩溃速度，免疫系统的一次又一次罢工，导致病毒大量入侵，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要活下去，只能通过药物杀菌补充免疫力，服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成为了必须，但大剂量的抗生素本身也会伤害我的身体和脏器，导致免疫系统的进一步不稳。这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恶循环。
就在半个月前，我再一次发病，肯特说我再也不能承受一次比一次更大剂量的抗生素，如果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药物将给我的脏器带来无法逆转的损伤，届时必须通过手术换掉被损伤的脏器，但我却极有可能在手术中因感染而死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他还是聂亦，都将束手无策，其实他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肯特是这个领域内唯一能让聂亦低头的老科学家，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回了美国。
其实在肯特回美国的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他们专业上的事我不太懂，但我太明白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盏灯，能看到幽暗的灯苗，能预计到它在什么时候会熄灭。
自第一次病发后，很多时候我都待在无菌病房中，但现有的无菌病房并非百分之百无菌。聂亦一直在为我试验完全无菌的无菌玻璃房。
我在出走的前五天接到肯特的电话，省了所有的寒暄，他说：“你可能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聂亦希望能对你实施急冻，这是最后方案，为此近期他要再来一趟美国。但我很遗憾，以你现在的身体指标，急冻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抱歉，我救不了你，聂亦也不行，虽然他还不肯承认。”他给了我三秒钟的时间让我消化这个现实，才继续道：“这是一个让我很难过的结果，情感和专业上都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尽快去完成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可能帮助你。”
我捧着电话良久才能出声，我问他：“您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这件事？”
他沉默半晌，说：“我妻子去世时我也以为我能救她，将她禁锢在病床上，最后她死在我怀里，说很遗憾没有去看成那年加利福尼亚的红杉。”
在和肯特通话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做了决定，假如这一趟人生旅程即将走向终点，聂亦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
我最后想要做的事有点困难，如果有肯特的帮忙，会轻松很多。
我在第二天拨通肯特的电话，跟他说，我想去白海做一次冰下潜水，拍摄冰下的白鲸。我一直想要做一次冰潜，因为太危险，从前身体健康时聂亦就不同意。
这是我人生唯一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