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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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书
《金融时报）每年举办一次竞赛，让新投资者和市场分析师一起参与竞争。2002年，一个5岁的伦敦小女孩，从《金融时报》证券交易专栏列出的300页的上市公司名单中随机选择了一些股票。
经过一年时间，那个小女孩轻而易举地赢了。她的股票上涨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分析师的投资组合损失了。
要么小女孩非常幸运，分析师非常不幸；要么备受吹捧的选股技巧并不能吸引所有聪明的投资者。
美国有1亿的个人投资者，他们持有8万亿美元市值的股票，其中，超过7。5万亿美元股票的投资方向有误—这些投资被一些理财师用于进行我所谓的“过度积极型管理”，他们试图通过选择股票和市场预测的方法跑底大市，这就是“傻钱”的投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万亿美元的养老金、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等资产选择了正确的投资方向—理财师将它们投资到具有广泛市场指数的股票和债券上，努力获取市场收益，这就是“聪明钱”的投资。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聪明钱”追求市场收益的投资，它的投资操作比起过度积极型投资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所有经纪公司的金融顾问和大多数独立金融顾问是通过“傻钱”管理技术来理财的。金融顾问、理财师和共同基金经理都企图跑赢大市，他们从事着我所说的“过度积极型”管理。我把这些专业人员称为“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本色。
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的成功并不是投资上的成功，而是销售上的成功。他们销售上的成功是基于以下五种错误的观念：
1。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能够跑赢大市。
2。过度积极型经纪人和顾问能够成功地进行市场预测。
3。市场预测和选股实在重要。
4。产品越昂贵或者服务费用越高，价值也就一定越高。
5。高档的或者名牌的东西更有价值。
这是一种蛊惑的手段，他们依靠数百万美元的广告效应来说服你，让你不得不听从于这些“专家”的建议。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话，聪明的投资者是不会把钱交给过度积极型经纪人或者顾问的，因为那样只会让他们去做更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事。
本文摘自＇美＇丹尼尔？索林（Daniel R。Solin ）的《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书》
第八章 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
第九章
近日，深圳大学再度试水改革，以人事制度为突破口。2010年9月起，将破除教授的干部身份，全校推行职员制、聘任制，不签约不聘任，从而打破“铁饭碗”，深圳大学从此“无官”。这一大胆举措引来各方争论。高校改革由来已久，从2003年北京大学改革受挫之后，高校改革大多是“隔靴搔痒”，教授的“铁饭碗”更是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此轮深圳大学改革最后的走向，身处其中的人们也看得并不是很清晰。深大校长章必功向记者明确表示，可能这场改革的时间要拉长至20年。
一、教改＝折腾教授？
背景提示
《深圳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总体方案》具体分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实行“全员聘任，签约履聘”的人事分配制度；②建立和完善高端人才引进、培养与管理机制；③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④推进科研管理改革和学科建设，做强做大优势学科；⑤推行“学术主导”的内部管理体制；⑥创建“立法办学”的办学保障体系，构建立足“自主办学”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
最近，大学这个“去行政化”，包括人事变革，真是如火如茶。深圳大学再度开始试水改革。其实高校改革改了这么多年，包括2003年北大那场轰轰烈烈的人事改革，到最后也都是无果而终。
我们的学生从大学出来，到社会到企业到各个单位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道关。你看，这么多学生这么拼命地去上各种各样的课外补习班，最后终于进大学了，好，这四年学完以后，学分一挣，到了社会上发现，自己还是一片迷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成功。
大家要晓得，中国进行教改的不只我们内地，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也做过教改。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教改可以说是搞得轰轰烈烈，而那次的改革就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推动的，最后完全以失败告终，成为一个大笑话。中国台湾的教育改革学习的是美国的表面现象，它们大量设立大学，所以台湾的大学可录取率高达120％，甚至超过了应考的人数，真可以说是人人都有大学念。不仅如此，它还推动了教授治校的理念。台湾的教授就抱怨说，“教授治校”之后，连那个倒垃圾的工作都得教授自己去干。因为既然你让教授治校，那你以后就自己去聘任垃圾工、清洁工，学校行政部门都不管了。教授哪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而且教授也不知道怎么聘任，因此只有自己倒垃圾了，哈哈哈，实在很好笑。我觉得在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教育改革中比较成功的，还是香港的大学。香港为什么成功？不是因为香港改革改得好，而是这个系统就是英国统治时期的系统，这个我们待会再谈。
我发现，我们内地任何大学的改革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以折腾教授为主。比如说“人事改革”，就要求教授发表论文像美国一样，然后不聘任，不能拿“铁饭碗”，跟那个计件工资是一样的。还有“不要行政主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给你官位，什么正厅、副厅都不要有了，你就是一个纯粹做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我想最近的教改基本上就是以这两个为主的，而且完全不考虑教改的目的是什么？读者晓不晓得我们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一次的大学教育改革比较成功，就是蔡元培那次。那次改革和我们现在的改革有什么差别呢？蔡元培抓到了真正的目的，他认为大学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对现实情况主观怀疑的精神，同时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其实就是以学生为改革目标。学生因为对社会怀疑，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我们改来改去，改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都是在技术层面做改革，我看主要目的就是折腾老师。
其实我们一般说媒体经常炒作的“大学病”，其中一个是“衙门化”，所以现在要“去行政”，意思是说，要让教授不当官，不要给干部身份。还有一个就是“官不当教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教授级官员”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个现象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哪有官员突然就可以当教授的？你开门课有可能，因为我们有些非常实务性的课程确实需要官员，比如说交易所的官员来专门开门课，讲什么金融啊、证券啊都行，不但可行，也很好。但是想进入正式的教职员体系，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香港的大学传袭了英国统治时期的制度，它的行政系统是非常庞大的，不像美国行政系统那么小。而且我觉得香港的大学，整个行政系统的权力是大于教授的，至少是不小于教授的权力。内地的大学就更强了。内地的白发苍苍的学者们，在行政人员面前都得低下高贵的头。在北大，一个科长都比教授牛多了。在香港就不至于，干行政的还都很客气，他们还是以教授的话为主的，教授绝对不可能低头的。而且，在香港各个大学，教授跟校长打电话是很容易的事，你有事找他，就给他打电话，他都会跟你讲话的，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不仅如此，学生和校长的互动也很频繁，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任校长，竟然和学生半夜一起看南非足球世界杯冠亚军比赛，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再看看我们内地，普通的学生能跟校长一年见一面就不错了，还是在开学典礼上。所以北大老校长许智宏，当时唱那个《隐形的翅膀》，感动了不少中国内地的学子，他们说校长竟然可以跟我们学生一起唱流行歌曲，他们都太感动了。
你要晓得改革不是一个大学本身怎么改的问题，而是你的外在环境有没有办法孕育出科学管理大学的这么一个制度来。香港的教授有没有自己的主导权？有的。比如说，我们聘任新教授的时候，新教授必须来学校里面访问，我们请他发表一篇论文，由我们来评论他论文写得好不好，每一个教授都发表一点意见，比如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这之类的问题。最后做决策的就是几个教授，大概两三个，包括像我这样子的资深教授。而当我们几个人做了决策之后，全体教师是必须服从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就是由几个论文发表最多的大牌教授做决策。当然了，我们也会采纳所有教授的意见，但一旦做了决策之后就要全体服从，其实这是个纪律的表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主。而且我们遴选新教授的时候以什么为标准呢？第一，考查新教授会不会教书。这个很重要，你表达清不清楚，能不能做一个好老师，这是其中一个考虑的标准。相当于一种“客户体验”。第二，新教授有没有发表论文的潜力。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新教授进来之后，要继续做研究，要把最新的知识带到学堂里，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你是否有发表论文的潜力。此外你还必须要有良好的口才，能够把你肚子里的学问讲出来。这是我们选择的几个方向。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样，这种私心在香港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每一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信托责任，他们就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按照这几个标准评分。请读者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态度？我告诉你，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心，而是整个香港这种外在的环境，也就是大学之外的环境，包括香港特区政府，都有这种信托责任。你晓不晓得香港高官的公务车，夫人和小孩是不能坐的，只是让你上班用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带上你的小孩去上学，或者带上你的狗去看病的话，就违反了信托责任，这是会出大事的。
我觉得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信托责任。大学生的父母把大学生交给大学了，社会对大学是有期望的，大学应该怎么兑现它们的服务呢？这套契约精神就是信托责任，也是大学改革的真正重点。比如像我，我对学生逼得是非常紧的，学生必须花非常多的时间攻读我这门课，但是学生可以随时打我私人手机找到我，学生有问题可以跟我讨论，学生写的报告我一定从头看到尾。学生很感动，他们说感觉非常意外，这么有名这么忙的郎教授怎么会有时间读学生的报告呢？我不觉得有什么意外的，因为这是我的信托责任。由于我逼学生逼得特紧，所以我的学生毕业后都不需要经过再次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在北京有一个研究队伍，是专门帮我做研究的。我聘过很多我们内地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胜任。我们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达到95％，逼得我不得不从香港再聘我过去教过的学生，因为香港的学生可以直接接轨，可是聘用的我们内地的学生就接不了轨，四年下来等于是没学，我还要从头教到尾。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的几个研究助理只好开课，对新进来的研究人员进行再培训，把他们过去这四年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总体来看，香港的教改就是引进一个制度、一个纪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台湾的教改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引进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么行呢？如果一个学校里面有60％是比较差的教授，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可以掌控全局，他们可以聘用他们的朋友进来，聘用最坏的人进来，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你说香港民不民主？够民主了吧，但是香港的大学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学者来做决策，而且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聘请最好的教授。比如说张维迎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来香港中文大学了，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们的薪水并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华的教授高，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到香港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再举个例子，在2004年，也就是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代，我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顾雏军告我之类的，我们内地很多学者，还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在骂我，但是香港中文大学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问我这个事，学校给予我绝对的尊重与学术自由，这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对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尊重，在我们内地的教改上体现出来了吗？显然没有，我们内地的教改都是在折腾教授，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型的改革。
香港进行的大学改革相对内地、台湾而言应该算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地说香港的大学特规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就是说，因为特规范，所以做事难，它把优秀的英国统治时期的以学生为主、尊重学术自由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下来。台湾跟内地的教改基本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找对主体，乱改一通，既不以学生为主体，又不提倡尊重学术自由的风气。
二、大学再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实际上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这一关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培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