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作者:韩石山-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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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
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月十日。）
（《鲁迅全集》第3卷）
这是从鲁迅自己编定的《华盖集》上抄来的，不是从《京报副刊》上抄来的。
不妨推测一下鲁迅写此文时的心态。
一九二三年春夏间胡适与梁启超的那场书目之争的热闹，不会记不得。两大营垒的对立，不会感受不到。为“撤稿事件”即《我的失恋》引发的不快，“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更不会忘了。想到胡适、梁启超们的又一次张扬，想到尚未消散的朋友们的不满，他是再没有什么好心境来凑这个热闹了。写什么鸟书目呢！
怎么又写了呢？也不难理解。孙伏园是学生，又是他促成进京报编副刊的，如今有了事来求他，这个面子是不能不给的。不想写又得写，那就跟这帮“正人君子”开个玩笑吧。于是便有了上面那么一个奇异的“书目”。
题名《青年必读书——答〈京报副刊〉的征求》，是编入《华盖集》时起的名字，当初给孙伏园时，就是那么一个表格。
必须承认，这样的回答，最能见出鲁迅的个性。
鲁迅为文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应当说，这次他是做到了。
这一应答，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呢？
先看鲁迅是怎样说的。年底编《华盖集》时写的序中说：“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
寄给他的，别人自然看不到。能看到的是发表在报刊上的。
且看别人是怎么说的。下面是赵倚平《鲁迅与〈青年必读书〉》中的一段话：
许多攻击文章也纷纷见诸报端。有人说鲁迅这是“偏见的经验”，“是不懂中国书，不了解中国书”，“冤枉了中国书”。质问道：“假使中国书是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有人说鲁迅的话“浅薄无知识”，“大胆武断”，认为“鲁先生只管自己不懂中国书，不应教青年都不读；只能说自己不懂中国书，不能说中国书都不好。”甚至浅薄地反诘：“中国的书，是死人的书吗？死人能著书吗？鲁先生，说得通吗？”并攻击说，鲁迅的话“贻误青年”，有位“学者”还说：鲁迅先生“读中国书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让人家读……这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第178页）
有两篇当时刊于《京报副刊》的反驳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了鲁迅的集子中。一篇是《偏见的经验》，附于鲁迅的《聊答“……”》之后，一篇是《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附于鲁迅的《报〈奇哉所谓……〉》之后。鲁迅的两文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王世家在《“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资料汇编》的编者说明中说：应征书目刊出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大论争，尤其是鲁迅先生的答卷发表之后，争论趋于白热化，各种观点的论争文章达六十篇之多。”（《鲁迅研究月刊》二○○二年第一期）
这样的回应，只会让鲁迅气馁。
论开书目的气派，是无法跟胡适、梁启超一年多前的举动相比的，人家一开就是一长串，一登就是几期连载。尤其是胡适，这儿登了那儿登，再三了还能再四，真可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行事之潇洒，是不能跟徐志摩相比的。这回人家根本就不主张开书目，虽说开了十部，谁都能看得出来，那是应付，不过是他那篇长文章的一个小尾巴。但这小子多会来事儿，明明是应付，你还不能说他什么。人家毕竟开了，还是十部，还有那么多的外国书，且有些就是直接用外文写的。
错了，我不该将鲁迅与徐志摩相比。鲁迅的投票是二月十日填的，徐志摩的文章是二月十六日刊出的。也就是说，鲁迅填票的时候，徐志摩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徐志摩又绝不会写好之后给鲁迅看，那么，说徐志摩的潇洒影响了鲁迅的心境，就是诬陷了。




这可让鲁迅作难了（2）



但愿如此。然而，又未必如此。
先看《华盖集》上《青年必读书》一文后面署的“二月十日写”是否确实。为此事，我写信问《“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资料汇编》的编者王世家先生，王先生回信如下：
有关“青年必读书”资料，是全部从《京报副刊》上抄录的，各则均为原貌（即初刊本），后鲁迅将自己的意见辑入《华盖集》中，做过修订：①加了副题；②将“——但除了印度——书时”改作“……读外国书……时”，即将“书”字前移；③最后一句将“呢”字删除；④填加“（二月十日）”。
也就是说，文末所署的月日，是鲁迅在编《华盖集》时“添加”的。王先生用的是“填加”。
为什么要添加呢？不外两种可能，一，鲁迅写文章大都署日期，这篇当初没有署，编集子了就添上；二，有添加的必要。同是《华盖集》中的文章，隔了两篇的《论辩的灵魂》更像是一篇文章，就没有添。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文章收入集子时都要添加日期的。那么，给《青年必读书》添上日期，只能说有此必要了。
什么必要呢？只能说是，为了避开什么。
避开什么呢？避开让人说他是“愤激之辞”，说他是针对胡适、梁启超、徐志摩他们的。
避开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说他的文章，是写于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的文章发表之前。《京报副刊》是二月十一日开始刊登应答书目的，第一篇就是胡适的，那么只有说是“二月十日”了。也不能太早。因为孙伏园一月二十九日的《启事》中说“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刊登是“以收到先后为序”，鲁迅文章发表的序号是“十”，这就不能说的太早了。
《鲁迅全集》的编注者们，不查原件，或是查了原件也不注，全信了鲁迅的添加，又从《鲁迅日记》里找到佐证的根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条下有“夜作文一篇并写讫”，注文为“即《青年必读书》。后收入《华盖集》。”
全集的编注者太糊涂了。且看鲁迅这几天的日记是怎样记的：
八日昙。……夜伏园来，托其以校正稿交寄小峰。
九日晴，风。午后往女师校讲。晚寄李小峰信。夜向培良来。
十日晴。……下午寄伏园信并稿……夜作文一篇并写讫。
十一日晴。……夜伏园来，取译稿以去。
接连四天，孙伏园来了三次。提及稿子的共四次，两次是译稿不论，文章稿子两次，均在十日。全集的编注者，将“下午寄伏园信并稿”给了《咬文嚼字（二）》，“夜作文一篇并写讫”给了《青年必读书》。
这样做对吗？显然是不对的，至少也是有纰漏的。先看这些日子鲁迅究竟写了几篇文章。
查《鲁迅全集》，这几天之内，鲁迅共写了三篇文章：
一、《看镜有感》，文末署“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载《语丝》。
二、《青年必读书》，文末署“二月十日。”载《京报副刊》。
三、《咬文嚼字（二）》，文末署“二月十日。”载《京报副刊》。
从文稿的长度，与交寄的时间上看，《日记》中说的“下午寄伏园信并稿”的稿，是《看镜有感》。可这篇文章是《语丝》上刊出的，怎么会寄孙伏园呢？这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已在两年前失和，兄弟两人从不照面也从不通信，而《语丝》办起不久，孙伏园即离开去办《京报副刊》，接替者是周作人。原先的稿子都是孙伏园办理，现在仍寄孙伏园，周作人接到后自然也会照章办理。要不就没有办法解释，孙伏园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来鲁迅家，鲁迅为什么还要寄给他稿子并写信呢。再就是《看镜有感》是篇较长的稿子，只会是九日写起，十日寄出。于此可知，十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的“稿”，不是编注者说的《咬文嚼字（二）》。
再看十日《日记》中说的“夜作文一篇并写讫”，是篇什么稿子。编注者说是《青年必读书》，肯定不是。一，《青年必读书》是填写的，不能说是“文”；二，《青年必读书》是填写在现成的表格上，不必先“作”出来再“写”。鲁迅也有一次完稿的时候，只说“作文”，不会再说“写讫”。比如同年一月三日有“夜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讫”，一月十四日有“夜成短文一篇”，一月二十八日有“夜作《野草》一篇”。“作”了还要“写讫”的，肯定是一篇正经文章，那就只能是《咬文嚼字（二）》，而绝不会是《青年必读书》。
这里没有《青年必读书》的写作时间。
那么《青年必读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或填的呢？
我的看法是，只会在二月十六日到二十日之间的某一天。
查《日记》，二月十六日即徐志摩《再来跑一趟野马》刊出的当天，“夜……伏园来”。第二天，“下午伏园送来译文泉卅”，十八日“下午寄伏园信并稿……夜伏园来”。而三天中，十八日的可能性最大。以常情推断当是，十六日徐志摩的文章出来，孙伏园晚上来到鲁迅家，催他填“青年必读书”的票，鲁迅没有当即填写，十七日送译文的稿费时又催了一下，鲁迅答应明天一定填起，这样十八日晚孙伏园来了就拿上了填起的票。




这可让鲁迅作难了（3）



再一个确凿的证据是，徐志摩在《再来跑一趟野马》中说，“我想起了胡适之博士定下的那一十本书目……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十本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他的”。也就是说，徐志摩是在看到胡适刊出的书目之后才写他的文章的。胡适的书目二月十一日刊出，徐志摩的文章最早也是二月十一日下午以后写的。考虑到徐文中的口气“我想起了……”，还应当再迟两三天才对。这么晚写出的文章，“以收到先后为序”发表，排为“五”号，二月十六日刊出。鲁迅的答卷排为“十”号，二月二十一日刊出，其写作时间怎么会比胡适的答卷刊出的日期还早呢？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上添加的日期，是不可信的。可以肯定，是在看了胡适、梁启超、徐志摩的答卷之后才写的。看了那些答卷，情绪上就不会不受影响。
鲁迅填写的那些话，既然是冲着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来的，就不能说不是意气用事，不能说不是“愤激之辞”。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一点，参看前面提到的那些指责文字不难明白。
对这样的指责，鲁迅是很在意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在厦门，听说他的杂文集《坟》在北京印到一半的时候，特意写了一篇《写在〈坟〉后面》寄去，作为该书的后记。其中说：
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鲁迅全集》第一集第286页）
于此可知，所以添加那样一个日期，正是要避开这个“愤激之辞”的指责。




鲁迅真的反对读中国书吗（1）



回答只能是不。
他自己就是读中国书长大的，他的学问也是读中国书得来的。平日买书，也是买中国书多。且看一九二五年他的书账：
共买书七十八种。其中中文书写，所涉又是中国事的四十八种。日文书，包括译成中文的日本书，二十五种。英文书一种。以百分比来说，中国书占65％，外国书占35％。若考虑到外国书一种是一册，而中国书一种常是数十册，比如这一年他买的《别下斋丛书》一种就四十本，《佚存丛书》一种就三十本，中国书占的比例还要更高些。
买了书总要看，就是不看也要翻翻的，就是不翻也是备览的。
怎么能说他不看中国书呢？
自己这样执著地看中国书，怎么能劝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是不是他真的不给人开书目？
也不是。
有这样一件事，最能说明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不渝的好朋友，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吾乡风俗，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86—287页）
经查，许世瑛一九一○年出生，一九三○年秋考入清华大学。
也就是说，在说了青年不必读中国书数年之后，他就开出书单了。
还要注意，许世瑛恰恰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胡适开书目的对象是一个学校。
据此我们只能说，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只给自己的好朋友的儿子开，不给别人开，更不肯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
这就不厚道了。
现在再来看，鲁迅给这位中文系的清华学生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目。是不是全是些外国书？
下面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揭载的书目：
计有功 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