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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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的血脉，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史学家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50％。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第四节 中国人的生育激情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被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小时候，小孩子间最常见的骂人方式之一就是宣称“我是你爸爸”，对手的回报当然是“我是你爷爷”，双方就这样在辈分上无限累加上去。当然，另一种路径是由“我操你妈”以及“我操你奶奶”无限上溯。传统相声以及现在的二人转中，在辈分上占对方的便宜似乎永远能换来大面积的笑声。
就像鲁迅所说，最无能的人，也总可以生几个孩子来显示权威，不至于沦落到绝望的谷底。无法实现“向上意志”，那么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
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解释中国人生育冲动的一个心理原因？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出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的历史中，堕胎和弑婴曾经是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灰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
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土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妊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斯维托纽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远小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们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五节 饥荒之国
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众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一场大旱灾。
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桢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1330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453次，涝灾年数为448次。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
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
《凤阳新书》载，当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寥落。当然，这种见缝插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至正四年的这场大旱中的死亡就是朱五四为前几年勉强填饱的肚子付出的惨重代价。
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2155年间，就有1056次旱灾和1029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94次，大旱灾62次，大蝗灾49次，大饥馑72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
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直呼中国为“饥荒的中国”。
第六节 吸血的官员们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汉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就是说，把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
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载：
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
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
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笔粗豪，挥霍阔大，日常生活奢靡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据延禧四年（公元1317年）统计，每年内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还是以朱元璋家为例：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们本来是淘金户，按规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纳金子。但南京附近并不产金，于是只好靠卖粮换钱，再到远处买金子充数。这样折腾几年，把仅有的一点家产赔光，才不得不北渡长江。然而到哪里都逃不脱官府的搜刮。五四逃到淮北之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就开始来收税。按照元朝规定，淮河南北的农民要缴纳人头税、农业税和科差。人头税每人二石谷，约合今天的360斤。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1080斤谷。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按国家规定，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份例四升，而实际征收的要远远大于这个规定。元代前期官员胡祗矞说：“鼠耗、份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如此算来，1080乘以125％，就变成了1350斤。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1。4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按购买力计算，元代一两银值四石谷，则三两多银值2160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负担3510斤谷的负担。我们估算朱家那时每个劳动力可生产粮食2000斤，则总产量6000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给国家。这尚是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各地政府的层层加税还不在此列。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5％。而中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26％。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4641公斤，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1224公斤。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