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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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听后，立即找了本《孟子》来查，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这无非读书人欺负他是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多了一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是这些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这一直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儿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

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也没有兴趣提这壶水，所以奏章中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近乎“僧”字，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而“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按照明初习惯，逢年过节、皇帝生日之时，文武大臣都要上表庆贺。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表笺中都是毫无营养的陈词滥调，但因为都是颂扬自己的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但读来读去，越来越多的敏感词蹦了出来，出现次数最多的敏感词儿是“则”字。

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死；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因表内有“以则天下”句而被处死。

其次，表笺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也被他认为是讽刺他曾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祥符县教谕贾翥（zhù）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因“取法”音同“去发”，贾翥亦未免一死。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因“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同“早失太平”，许元送了性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朱元璋的想象力实在惊人，他制造的文字狱也因此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亳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林云因此而被杀。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此外，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被杀，人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只能揣测也许是因为“寿”字与“兽”字同音之故。

除了在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朱元璋还将文字狱扩展到文学作品当中，看到谁写的诗文让自己不舒服，就把作者抓来杀掉。

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年间，四明僧人守仁应诏入京，闲着没事，作了《翡翠》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读了之后，对守仁说：“你不想见我，说我法网密吗？”于是以谤讪罪将他处死了。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则记载，一位叫来复的和尚在给朱元璋的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看后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将之斩首。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盘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第四节　外国文字狱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逸出一笔，介绍一下中国文字狱史上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字狱：外国文字狱。

朱元璋不仅对本国臣子的表笺深文周纳，对外国来的表笺亦是如此。文字狱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走出国界，走向了世界。

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废黜高丽国王自立，毕恭毕敬地上表明廷，请朱元璋赐他一个国号。朱元璋批准他用“朝鲜”国号，李成桂又赶紧派文臣李恬为谢恩使，来感谢更国号之恩。在谢恩表中，李成桂为了表示恭顺，没敢用朝鲜国王的名义，而用了“权知国事”这个头衔，朱元璋疑忌顿生，认为李成桂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命人将谢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几死”，在他回朝鲜时，又不给他马骑，让他忍着伤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后更为害怕，于是又专门巴巴地派人来谢罪，在《谢罪表》中这样解释：“照得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慢。”就是说朝鲜国文化水平不高，对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这个错误，绝对不是有意的。朱元璋这才饶了他。

这事刚过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鲜恭贺新春的表笺又起祸端。朱元璋认为表文中有“侮慢之辞”，“轻薄戏侮”，“不停当的字样多有”，扣押朝鲜使臣不许回国，还命朝鲜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来问罪。朝鲜马上老老实实把作者金若恒送到南京，在给明朝礼部的信中说：

小邦僻居海外，声音语言，不类中华，必凭通译，仪习文意，所学粗浅，措辞鄙陋，且不能尽悉表笺体制，以致言词轻薄。何敢故为戏侮，以生衅端。

就是说，因为语言不通，要借助于翻译，所以出现“言词轻薄”的错误，并不是有意为之，请大皇帝原谅。

这一风波还没处理完毕，紧接着又一个表笺惹了祸。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郑总到中国请求大明颁给他们诰命、印信。表文之中引用了商纣王的典故，朱元璋阅后，认为这是在讽刺他，于是说：“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以此来使未可放回。若将撰写校正人员尽数发来，使者方回。”命朝鲜国将表笺的作者以及校对人员一起押送中国问罪。使臣郑总也倒了大霉，朱元璋不但将他拘留，还“遣人取家小”，命人到朝鲜把他一家大小都押来中国。

这两次文字狱的处理结果，是郑总以及表文的作者金若恒、卢仁度都被朱元璋杀了头。朱元璋还在圣旨里这样教训李成桂：“如今两国之间，秀才每戏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日头那里起，那里落，天下只是一个日头。”

李成桂以权臣篡位，极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认，所以他对朱元璋一直毕恭毕敬，忍气吞声，极力讨好。不论从哪个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讽刺朱元璋。朱元璋郑重其事地在外国表文中大挑毛病，只能说明，他的心理变态已经严重到十分极端的程度了。

第五节　随心所欲杀文人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烈改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他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第二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落了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来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

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来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来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时，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以“吴中四杰”为代表的诗人作家外，明初还有一批最有才华的著名学者，被召集参与了《元史》的修撰。在修完《元史》后，大部分人都遭遇悲惨，比如王彝被朱元璋寻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除此之外，还有太多著名文化人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蒉，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朱元璋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朱元璋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所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株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在途中自缢于夔州。

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至于那些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吓破了胆。有个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说：

新淦有诗人邓伯言，宋潜溪（濂）……以诗人荐之。廷试“锺山晓寒诗”，太祖爱其中二句曰“鳌足立四极，锺山蟠一龙”，不觉御手拍案诵之。伯言俯伏墀下，误疑触天怒遂惊死。扶出东华门，始苏。次日，遂授翰林。

也就是说，朱元璋读到他的两句诗，大为激赏，用手拍了一下桌子。他却以为是皇上发了脾气，当然就吓晕了过去，太监把他弄出东华门才苏醒过来。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不离规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

第十二章　反腐风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第一节　贪六十两剥皮实草

虽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资源来扭转社会风气，成效却并不显著。大明天下并没有出现尧舜之治，相反，帝国很快就陷入黄宗羲定律①中去，洪武初年，社会形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它的威力是如此惊人，登上大位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开来：诸多王公贵族的亲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势，横暴乡里，欺压百姓，人命案不断发生；刑部尚书（相当于司法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印钞厂厂长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的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官员如此，百姓同样也不老实。两浙的中小地主们，勾结官府，多年来用包荒、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把农业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他们甚至还把自己的田产转寄到长工名下，叫“铁脚诡寄”。这种欺骗一层层上报，乡骗县，县骗府，州府骗中央，一直骗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诡寄”。

①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各种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面对这种形势，一向强调以严治国的朱元璋怎么能不勃然大怒。朱元璋终生保持着对贪污腐败的极度痛恨。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

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虽然名不正言不顺，他诛杀异已，摧残富民，尚且心狠手辣。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名正言顺的惩贪活动会进行得怎样残酷暴烈。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绝迹了。如果贪污一块钱也给他抓起来，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连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朕于廉能之官，虽然有过，往往宽宥之。如果是贪污之人，虽小过也不放过。”一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①。后来干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