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1912-第3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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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李泰国被两江总督任命为总税务司，成为了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几年后，这个职位还得到了满清中央政府的确认，可以说，由此开始，中国海关便彻底为外人所掌！”
陈澜生一边在心下整理着思路，一边缓声道出海关总税务司的历史。
“从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开始，经赫德、裴式楷、安格联，至今一共四任总税务司，而四任总税务司中，唯有赫德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总税务司！”
听到赫德的名字，李子诚的脑海中却浮现出历史教科书中的那位“英国侵华代表”的形象，毫无疑问，在李子诚的心目中，赫德的形象是负面的，按照后世的说法说是“赫德，1859年出任中国广州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继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改组海关，确立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等等。
“在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之后，其把海关作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近代中国海关体制的建立，几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仅就海关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采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选拔上，他一改任人惟亲的中国式传统，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对于海关职员，他进行了专业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职。同时实行考核制度，奖惩有据。为防止**和提高职员工作积极性，他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是为中国首创。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远的超前性和现代性。比如，他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等等。但赫德从不甘心其角色仅限于海关事务。他很关心中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促成了当时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时，陈澜生的神情中多少总带着一些钦佩之意，而他的话却让李子诚微微惊讶，惊讶于国人对这个“控制”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的态度之奇怪，这完全是善意的态度，根本就不见一丝偏见。
“而更为难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国那里，认准了自己的身份——客卿，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称其为“顾问”，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点是职位对他的限定。而在那几十年间忠于职守的赫德在与洋务领袖们的交往中，同样领教了中国改革派的立场，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关基本原则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同时，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而此时陈澜生的话却完全颠覆了李子诚对赫德这个“殖民主义者、侵华代表”的印象。
“那时中国需要改革，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老天将给他们报应”，并义正严词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国方才作出这一决定。”
沉默，这会陈澜生的解释让李子诚整个人一时间尽然无言以对，按照他的说法，赫德这个人，着实与历史书上的赫德不同，可以说完全就是两个人。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而到了1899年则达26661360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满清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以至于后来，很多满清官员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待陈澜生的声音落下，李子诚却是笑了笑了。
“照这么说，咱们的赫德，到也算是个尽职的“顾问”。”
顾问也有尽职的，说到外籍“顾问”、“客卿”，中国和日本对待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日本的历史上，日本人对那些“顾问”、“客卿”是大书特书，少数人是负面的，多数是正面的，其中不少人还是明治维新的功臣，甚至后来还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贵族，而在中国，无一例个的，但凡是49年之前的外籍人士，几乎都是“殖民主义侵华分子”。
“应该说其非常尽职，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为那时满清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这会陈澜生的语气中多少带着些婉惜，赫德的那些建议无不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时局，就像是1865年递交的《局外旁论中》在分析国内外局势之后，几乎将清政府说的体无完肤，。政治上：“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财政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军事上：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知识界：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随后其建议中国进行改革，如果当时中国能抓住机会，实施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又岂会有随后数十年，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也许，在赫德离开中国时，他早就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
“同时赫德的另一个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所以这个骑墙者最终还是被英国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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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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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听了这么多关于赫德的故事，李子诚却是在心下感叹一下，无论怎么说，赫德都是英国人，赫德控制中国海关，有损中国主权。他本人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这一点毫无疑义。也许在另一方面，赫德却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点显然属于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层面。因为这些意见的表达多半是在无损英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
嗯！也许用那么一句话来形容比较，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物，给后人留下难以定论的遗产。
此时陈澜生对赫德的推崇，多少总让李子诚觉得的有些反感，于是便直接说道。
“也许是为了私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海关的工资是按业绩提成的，赫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赫德的经济利益将会受损。”
“总理，赫德固然是外国人不假，但看待问题、看待人，咱们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一叶遮目，不能只看到他是一个外国人！”
对于总理的说法，陈澜生显然有些不太认同。
“赫德固然在乎自己的经济利益，他拒绝出任驻华大使，他的理想是把中国经营为亚洲经济大国！再说了，列强瓜分中国，赫德更应该能混水摸鱼呢。事实，即使在赫德死后，他的继任，同样是英国人的安格联也并没有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产生的内乱而中饱私囊。与当时很多中国官员比较起来，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既然如此难能可贵，那为什么咱们还要去免除他的职务？”
微笑着，李子诚从陈澜生的话中引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还不是动总税务司的时候。
“因为安格联不是赫德！”
陈澜生的话在李子诚的耳边响起。
“从个人品德来讲，赫德除了贪钱，还贪权，但至少其还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5年年，他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他曾指出：“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不过这些建议要到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
语间带着一丝嘲讽之意，临了可在大清的镜子中，赫德好歹是个好官员；又补充道。
“也正历如此，赫德才会成为爹不亲娘不爱的角色，在我看来，赫德怎么着也是英国那边的。而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好像又是中国这边的。可这个人，在大清的镜子中，赫德好歹是个好官员，即使赫德对大清的忠诚是有限的，但他至少是敬业的。这就够了。可安格联却完全不同！”
望着总理，陈澜生强调道。
“在赫德将近离任时，他本来准备让他的妻舅裴式楷来接他的班；并早在年就精心设置副总税务司一职；由裴式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七年前赫德因病请假回英国时；奏请清政府任命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但英国政府却因裴式楷已60多岁以及其他一些考虑；没有听从赫德的安排。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公使；示意清廷于引年月改任安格联为副总税务司；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赫德远在英国；病入膏育；无力改变这一任命。而且安格联本来也是赫德的亲信；因此转而采取支持态度；给安格联去信祝贺；并指导他如何隐晦；但却必须坚定地完成总税务司的任务。事实，安格联却远不能胜任总税务司这一职务，至少在维护中国利益面，其绝不适合出任这一职务，从安格联就任总税务司一职开始，其一其干了两件“大事”！”
两件“大事”？陈澜生的话引起了李子诚的好奇，于是便放下茶杯注意听着那两件“大事”。
“在辛亥革命前；海关税款虽已被用作债赔各款的抵押；但仍由各地海关监督及其属下的银号负责收存保管；并按清廷户部财政部的指示办理拨付。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多数省区迅速响应；纷纷宣、起义；清朝濒临灭亡。各帝国主义国家表面伪装“中立”；暗中则互相勾结；伺机破坏革命。安格联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流谨一气；借口维护债赔款偿付信誉；由安格联指示起义各省海关税务司扣留税款；改存汇丰银行。接着又迫使清政府将仍在其控制下的东北、天津等处海关税款也存入汇丰银行。之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驻华公使团；又乘机组织“各国银行联合委员会”；由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俄罗斯的道胜三家银行充任董事，并制定了《总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办法》八条，根据这一办法，各关税务司每星期将税汇交于海的述三家银行，然后由总税务司按期通知拨付有关各国。那时清政府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清帝即将退休，自然全盘接受了这个办法。从此，海关关税这一巨额税款开始存入海英法两国银行，在民国元年关税税款为4500万关两之巨，而去年更达到7000万关两，巨额税款存入外国银行，即增强外国银行对我国金融业的控制，又巩固了外国税务司在我国海关的地位，这是安格联为我国海关干的第一件“大事”，其影响十分深远！”
此时李子诚总算是找回了一些历史教科中所熟悉的那种外国人所扮演的角色——外国列强侵华的重要代理人，虽不过是稍做讲解，李子诚便对那位总税务司充满了厌恶之意，这种人不换，还换什么人？
“而紧接着，安格联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控制“关余”，从而插手我国财政金融，所谓“关余”是指海关税款扣除海关行政经费以及驻外使领馆经费和关税担保的项后的余款，而关税中的绝大多部都付了债赔款，民国三年之前，关税尚不足以支付债赔款，但欧战爆发前后，先是我国实业发展，进口激增，随后银价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关税收入也相应增多，于去年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