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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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知其不能起,召来阁老马齐,对他说:“我的第四子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乃以为君臣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训诫胤禛。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对胤禛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赐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言讫而逝。(《朝鲜李朝实录》)
有人说这个记载不尽可靠。不过,已经远传到朝鲜,可见这个传闻传播之广,也可见在雍正刚刚继位之际,未来乾隆皇帝的大名以及其与祖父的特殊关系就已经广为全国所知。从雍正登基之时,弘历就成为太子的第一人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一,雍正皇帝即位后首次前往天坛,举行祈谷大典。还宫后,雍正把弘历召到养心殿,赐给他一块肉,让他吃掉,此外没再说一句话。弘历默默吃掉这块肉,味道十分鲜美,不过分辨不出是什么肉。乖巧的他吃完肉后,也没有多说话,就退了出来。不过此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不论什么事,父亲对他和弟弟弘昼都是同等对待。而这次只独独召见他一人,并且是在刚刚从天坛回来之后,显然是有深意的。从那时起,聪明的弘历就已经知道自己被父亲默定为太子了。(《乾隆御制诗五集》)
二 毫无心理准备的接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特殊体质的遗传,清代帝王之死大多干脆利落,很少有拖泥带水缠绵病榻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四代皇帝,死前都没有什么征兆。从“偶染微恙”到撒手人寰,短则三天,长不过一周。因此,嗣皇帝的诏书中往往有“忽遭大故”“闻之惊恸”之语。
不过,雍正的死相比其他人,还是更为突然了些。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左右,大学士张廷玉刚刚就寝,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
圆明园的太监前来传旨,召他火速入宫。
张廷玉一边向圆明园“疾趋”,一边心中惶惶不安。白天刚刚见过皇帝,怎么这么晚又宣召?
从西南门进入圆明园来到寝宫,他惊讶地看到,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经两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认识人了。
张廷玉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惊骇欲绝”。雍正今年不过58岁,年龄并不算老。前两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皇帝身体确实有些不爽快,不过仍然办事如常。虽然二十二日,病情加重了些,但仍然能接见大臣,处理政务,何以这么快就陷入弥留状态?
太医进药无效,拖到二十三日子时,在大家的惶惶无措中,雍正去世了。(《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对于雍正的去世,后人产生了种种推测,其中最荒诞不经的说法当然是吕四娘飞剑取首级。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作为清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雍正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究诸多种史料档案,原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最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
雍正去世如此仓促,以至于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诏。谁都知道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事当然是确定新君。弘历和弘昼此时忙于大声哭号,宣布谁是新君这件事必须由大臣们来完成。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的悲剧,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之制。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他就亲书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群龙无首之际,还是德高望重的张廷玉先镇定下来。作为雍正帝的亲信,他知道雍正秘密立储的全过程。在年谱中,他回忆说:“我和鄂尔泰对聚集在寝宫的王公大臣们说:‘大行皇帝生前写有传位密诏,曾让我们二人看过。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密诏。’大家说是。于是命令总管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说过,不知道密诏藏在哪儿。’我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的文件,应该也不会多。你就找外面用黄纸封着,背后写一个“封”字的小盒,应该就是。’”(《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一小会儿,太监把密诏找到了。王公大臣们共同捧到灯下宣读。
雍正的遗诏原文如下: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世宗实录》)
张廷玉在《年谱》中回忆说:“新皇帝乾隆听到是自己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公大臣再三劝解,新皇帝仍不起来。”
弘历的痛哭是真情实意,痛快淋漓。虽然早就猜到自己将是大清帝国的继承人,但对父亲的死他确实毫无准备。他早已作好40岁甚至50岁继位的心理准备,因为看起来他的储君生涯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耐力竞赛。没想到父亲的寿命比祖父短了11年,去世时年仅58岁,使自己得以在25岁的盛年位登大宝。
弘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在帝位交接那一刻,曾经出现过多少云谲波诡,明枪暗箭。大清开国以来,5位皇帝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腥风血雨。只有自己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慷慨了。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大行皇帝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清高宗实录》记载,新君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十分到位,十分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痛哭失声,擗踊无数”,就是说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头一天夜半到第二天日暮,皇上哀恸深切,哭不停声,一整天水浆不进,群臣伏地环跪,恳请皇上节哀,皇上悲不自胜,左右都感动哭泣,弗敢仰视”。
按礼制要求,大行皇帝(刚刚死去的皇帝)皇舆回紫禁城时,嗣皇帝应该在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皇舆回宫。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这有违成例的做法,为此弘历宣谕大臣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心实不忍,王大臣等不必固请,俾得稍尽此心。”(《清高宗实录》)
《清高宗实录》记载,在护送大行皇帝皇舆回宫的一路之上,弘历“哭不停声”。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传谕,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而要由内右门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
三 转变帝国的航向
尽管对“孝子”的角色表演尽心尽力,乾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从很小的时候起,乾隆就对这个严厉苛刻的父亲绝少亲近之感。在乾隆漫长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对共同生活了25年的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康熙和雍正气质性格迥然不同。祖父康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小弘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而对自己的父亲,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惧。因为父亲雍正的个性与祖父几乎截然相反。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其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雍正统治的13年,是大清王朝发展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段。康熙晚年诸事宽纵,且为太子之事耗尽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腐败贪污蔓延,乱象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位之君是一个性格软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堕入乱世。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先例。幸运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出于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也基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介个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种种现象举起了屠刀,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问题。
历史上没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样委屈:他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拼命工作13年,结果换来的却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虽然为了政治需要,雍正也会压抑自己的本性,对某些心腹大臣们极表亲热关怀,然而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难真的打动人。终雍正一朝,虽然大臣们对他唯命是从,却很少有人从内心里爱戴这个“喜怒不定”的主子。
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他继位之后对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触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猛。凡事过犹不及,虽然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巩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础,却也得罪了几乎社会的所有阶层:他对官员们过于严厉,在反贪过程中,对所有贪污侵占行为都不宽容,动不动就抄家罚银,使无数官员倾家荡产,获得了“抄家皇帝”的恶名。他对老百姓同样严厉,相信严刑峻法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最佳途径,宣称“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大义觉迷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大清天下狱案四起,酷刑滥施,轻罪时被重治,冤枉入狱之人也为数不少。他为政刚猛,一往无前,屡有兴革。有些改革,比如养廉银制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兴革措施在执行中走了样,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深肖父亲的儿子往往对自己的父亲深恶痛绝。青少年时代的乾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深处与父亲的共同点,他只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后,弘历一直在为父亲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讨好,不会做人。他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亲这样偏执愚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一生的运势确实极佳。他不但在最佳年龄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继承的基业又令所有皇帝羡慕:经过康熙和雍正73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国泰民安,一派升平之象。正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内无起义和灾荒,外无战争和威胁,乾隆的帝位,可谓磐石之安。
历史留给乾隆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点。
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6岁到25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他天资聪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
在一篇名为《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与父亲相异的政治倾向:“如果能宽以待人,宽容他人的小过,成就自己的大德,那么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悦诚服。如若不然,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然为政勤奋,如秦始皇那样每天批阅无数奏折,像隋文帝那样亲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么用处?”
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虽然“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
就在雍正驾崩后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