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林语堂-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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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戏剧，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圣裔。这种时势，似乎可给两年前在对洋大人声明，孔教不合于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声疾呼提倡礼教的贵人，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个深思猛省的机会吧！
福祸相依。
《子见南子》输了，林语堂却赢了。他的名字一下子红遍了十里洋场，声名大振。《中国评论周报》英文版请他做专栏作家，专写一些评论短文。林语堂的小品文取材包罗万象，写得妙趣横生，茶余饭后读来，满口余香。这些文章又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林语堂热，人们都想先睹为快。
一年半后，语堂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上百篇“小评论”。这段写作经历，直接催生了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幽默大师。
1932年的盛夏，同往常一样，在时代书店老板劭洵美的客厅里，一群标榜不左不右的自由主义文人凑在一起，闲聊解闷。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也都是常来的那几位，如章克标、林徽音、李青崖等。抽着烟斗，发言最多的那个就是林语堂。
提倡幽默（2）
大伙儿扯着那说不完的话题，从国家谈到民族，从天气谈到吃饭。要是有人偶出妙语，大伙就鼓掌叫好。
忽然有人提出：“咱们反正这么闲，不如出本刊物，发发牢骚，解解闷气。”
在座的人一听，都热情地赞同。劭洵美说：“发行、推销都是现成的，就由时代书局来办。”
章克标是时代书局的总经理，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很有做头。他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时下的流行刊物，然后说：“我们的刊物要一炮打响，出奇制胜，一定要有一个好名字！”
说起来很容易，可定起名字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问题的关键出在林语堂身上。他说，既然是咱们自己人办的杂志，这个名字一定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熟悉的。
不管什么名字，语堂总觉得差点什么，一口反对。他自己提的名字，又不能让大家都满意。
到最后，刊物的其他程序都定好了，就是刊名，大家还是争来争去。劭洵美又请来潘光旦、叶超公等十来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么多臭皮匠，就不信想不出个好名字来！”
林语堂还是左挑右拣。
章克标急了，名字定不下来，这刊物也迟迟出不了，拖一天，就赔进一天的成本啊。他说：“玉堂，你也太猖狂了，别人的名字你不满意，你又提不出好刊名，我看，干脆叫《林语堂》，你才满意吧！”
林语堂敲着烟斗，正想辩解。章克标突然一拍脑袋，“慢着，‘林语’，‘林语’——论语，对，就叫《论语》，怎么样？”
“好名字！”林语堂激动地站了起来。
章克标的建议博得了满堂彩，久不能定的刊名终于定下来了。
在众人的推荐下，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gemin。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9月16号，《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
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
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
“要不，暂时用老宋体充充数？”章克标说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语堂吸了一口烟，“不行！”这本杂志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决不能临门一脚踢叉了。
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
“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林语堂平时好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
《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论语》一经发行，立刻畅销，卖到了三四万份。上海自开埠以来，还没有哪本杂志取得过这样的成绩。在大学生中尤为流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对语堂说：“我要是有事在公告栏内公告，只需要登在你的《论语》上就可以了。”
林语堂成天笑呵呵的，翠凤担心他招人忌，每每提醒他别太得意。
《论语》卖得好，全是沾了“幽默”的光。
早在《语丝》时期，林语堂就将Humor翻译为“幽默”，也写了几篇坐而论道的幽默论，但是反响不大。事隔几年，语堂将旧瓶装上新酒，却香飘四溢，博得了“幽默大师”的名号。他的幽默小品极尽戏谑之能事，插科打诨，却格调非凡，针砭时弊而不流于贫嘴，讥讽权贵而不失于刻薄，“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读者们乍一看，无甚有趣，可一回想，妙趣横生。在黑白难辨的动荡生活中，就是需要这样的文章让人解气，或破涕为笑。
有不少文章现在读起来，仍颇有意思。
中国究有臭虫否？
作为一个君子，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我是不发表意见的。可是对于种种不同的——从辜鸿铭、胡适、张宗昌以至白莲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党部，关于这问题所代表的意见态度，我却是熟悉的。他们的不同意见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写了关于“部落偶像”、“洞穴”、“市场”和“戏剧”等的文章，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类心理的偶像在这恼人的题目上的不同意见，却有着更新奇、更丰富的说明。
提倡幽默（3）
我们且把事情弄得简单一些，试想如果在一个中国女主人家里所举行的著名中外人士之集会中，有一只臭虫在洁白的沙发套上缓慢而明显地爬出来见客。这事情可能在任何家庭中发生，不论是英、法、俄或者中国，这里且假定是中国。如果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爱国高等华人首先发现了这个，于是他的爱国心驱使他走过去，坐在那臭虫上，不论以自己的体重压死了它也好，或者为了国家荣誉而让它秘密地咬几口也好。然而另一个又出现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个出现了，这却是使大家惊愕而主人窘极的，结果是大家承认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的家庭中是有臭虫的。于是我便会听到关于臭虫的讨论，现在且摘录如下：
第一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而这便是我们的精神的最好证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却他们的物质环境！”这位厚颜的吹牛者便是辜鸿铭。我们只能斥责他是在厚颜的吹牛皮（虽然是很体面的），因为由于思想的牵涉，一个人也会跟辜鸿铭一样，认为一个应用卫生设备的新时代的人，是不及一个用茅厕的人来得近于“精神”。
第二种态度：“中国是有臭虫的，不错；但这又有什么呢？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伦敦，都有臭虫。事实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闻名了。这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耻的。”这是中国的“爱国者”、“东方人”、“泛亚洲主义者”和那些要替我们保存“国粹”的人们的态度。有一次张宗昌将军在日本温泉发现了一个臭虫，快乐得连连向人们称道中国文化的优越。
第三种态度：“哥伦比亚大学里也有臭虫的。所以中国人的床上如果没有臭虫，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国臭虫要比中国臭虫要好看得多。所以让我们捉一只，特别是加利福尼亚种的，把它输入中国放在中国人床上去。”这是不能说半句中国话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态度。
第四种态度：“什么？中国有臭虫吗？可是英国是没有臭虫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权。”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却是谎话，第三句却是英国日报主笔的聪明评论，他总会获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个在中国牢狱中的西犯在收还治外法权以后详述他在中国牢狱中的经历和这里面有臭虫的惊人发现，英国日报会登载这样的报导：“为臭虫所苦，在华西犯生活困难。”是毫不足为奇的。
第五种态度：“什么？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中国是从没有过臭虫的。那只是你的幻想、错觉，我告诉你，中国是没有臭虫的。”这是民族宣传家和中国外交家的态度。有些中国伟人在国联负责陈述在一九二○年中国已停止种植鸦片。他只是为了执行他的职业，大家不能责他不是，那么英法代表在国联又做些什么呢。
第六种态度：“我们不要谈这问题吧。让我们来把那些胆敢谈论这问题的痛责一顿吧，他是不爱国的，”党部这样说。“给他一个警告，”另一个同僚这么说。
第七种态度：“不要扰乱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虫咬时保持快乐就是了。这又有何伤害呢？”这是中国佛道教徒所说的话。这罗素也会首肯的。前清最伟大的文学家郑板桥不就是吟咏过蚊子和臭虫吗？
第八种态度：“让我们来捉住它们，捉得一个不剩时再说，”胡适博士说。对于这个，一切外国的自由的，无国家偏见的人都会同声附和到：“是的，让我们捉住它们，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国属。”
最后，第九种态度，是本小评论家的态度。看到一个臭虫在著名的集会里走出来见客时，他的习性会叫他喊出：“看啊，这里有一个大臭虫！多大，多美又多肥，它在这时机跑了出来，在我们乏味的谈话中供给一些谈论的题材，它是多么巧妙又多么聪明啊！我亲爱的美丽的女主人啊！不就是它昨晚吸去你的血吗？捉住它吧。捉住了一只大臭虫把它捏死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对于这些话，我那美丽女主人也定会回答说：“亲爱的林博士，你对你自己应引以为耻！”
林语堂还是那副见了英国王太子都不屑一顾的山地孩子样，他的幽默之刺从不看对象，只管刺出去。有一次一位政府要员向他打招呼，他居然当面说：“你虽是官，但还像个人。”
《论语》奉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稿件不分派别，不分政治倾向，只要言之有趣，都可以用。而幽默成了一时的潮流，所有的报刊杂志争相效仿，似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甚至，1933年，被称为“幽默年”。
冰心、郁达夫、刘半农、苏青等都是《论语》的常客。鲁迅虽然颇有微辞，但也写过几回，其一便是有名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
初入文坛的老舍也是《论语》的信徒。
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信。
编辑先生：小的胆大包天，要在圣人门前卖几句《三字经》，作了篇《祭子路之岳母文》。如认为不合尊刊性质，祈将原稿退回，奉上邮票五分，专作此用。如蒙抬爱，刊登出来，亦祈将五分邮票不折不扣寄回，以免到法厅起诉。敬祝
论祺
小的老舍敬启。
这封信正中林语堂的下怀，他回了信，又幽上一默。
提倡幽默（4）
老舍先生：尊函及稿一并刊登，业已嘱发行部依卖一送一办法寄呈二份。除尊名来款项下五分以外，尚不敷五分。请即寄下，以免追究，毋谓言之不预也。（或就近交韩复渠捐义勇军，转账亦可）
——记者
廖翠凤万万没有想到，林语堂的“邋遢讲”竟然可以赚钱。她嫁到林家已经10年了，过得都是紧巴巴的日子，现在他们居然可以搬到法租界的花园洋房里，还请得起佣人。
不过，她的丈夫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语堂名声日隆，社交圈子也大起来，常常有人请吃饭。语堂凡事不深究，吃完了，道两声“谢谢”就走人。翠凤就得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哪些需要回请？在家里请，还是上馆子？翠凤本来就喜欢热闹，大宴宾客一点都不觉得厌烦。据大女儿林如斯回忆：“客人一到我们家，母亲总要看着他们吃饭，母亲常预备着精美的菜肴，有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点儿也不吝啬，她的脸上流露着诚恳的笑容。”
看“萧”旋风
爱尔兰文豪萧伯纳的到来更催化了林语堂倡导的幽默热。
萧伯纳被称为“西洋唐伯虎”，是著名的幽默大师。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拒绝接受钞票，说：“诺贝尔奖金是扔给游泳者的一个救生圈，不过是在他已经泅上岸以后！”他还有一句政治名言：“一个抢了张三去给李四的政府，笃定可以指望李四的支持”。
10年前，爱因斯坦曾来过上海，但是由中国犹太人一手包办，上海人的热情无处可泄。这次萧伯纳到来，整个上海像发了疯一样，卷起一股看“萧”旋风。这位一米八，有些佝偻的文豪的照片和逸事占满了大到政治性报纸，小到明星八卦报的所有版面。
因为是私人出访，英租界就不愿意用官方名义招待。中国笔会求之不得，推出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和蔡元培接待。
似乎预感到上海的热浪滚滚，萧翁一再要求行程保密，所以知道萧伯纳确切来访日期的人不多，林语堂就是其中一个。
1933年3月17号，林语堂天没亮就起来了。他本打算穿上新做的长衫，可转念一想，礼仪为重，又换上笔挺的西装。赶到新关码头后，宋庆龄已经在那儿等了。她依旧寻常打扮，穿着朴素端庄的旗袍，发髻一丝不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