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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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这许多选本的编者用意都是好的。他们煞费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选本的得失，斟酌取舍，并且详加注释，确实花了很多工夫。在这许多新出版的选本中，有的水平很高，优点多而缺点几等于无。读到这种选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也有一些选本，缺点尚多，有待商榷。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只想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来谈谈。
一般地说，诗和文应该有一个界限，完全可以划分得清楚。然而，这个界限却不是断然分开不能逾越的鸿沟。所谓“诗”，所谓“文”，究竟应该如何区别？它们的体裁和形式又应该怎样分类？实际上这是自古迄今争论未决的问题。《书经》的《舜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这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最古的定义。但是，我们要问：难道文章不是“言志”的吗？《国语》的《楚语》中说：“文咏物以行之。”这又是一个古定义。我们也要问：诗难道不也是“咏物以行之”的吗？
由此看来，诗和文的界限可以区别，又不好区别。《论语》的《学而》篇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显然不是。据汉代郑玄的注解说：“文，道艺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这个范围就很宽广了，差不多把诗、书、礼、乐等以及各种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了。
事实上，古人所谓“文”是泛指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在内，范围很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古人认为文学的作品必须文字非常精练，结构极为严密和紧凑，决不是我们近代人文字松散的长篇大论所可比。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长篇大论一定不如古文，这是文章的体裁和形式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一种新的关于诗文分类的方法。
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览其题目，乃曰：既云文选，何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读得书多。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其中，就以“诗”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象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其实有的人却很象江盈科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混乱。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体诗。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我们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比如，就“诗”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日。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典、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步，它只能逐渐形成。因此，文选或诗选的编者无妨自己提出一种分类法。尽管彼此各有不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公认为正确的分类法产生出来。
错在“目不识丁”吗？
重视文化学习，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怎样才算重视？能不能定出一个标准？
一位老年的文化教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懂得这问题从何而来。问他，他说，他教的文化班有几位学生，常常笑他是老书呆，不听他的话，他们总是念错别字，他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也不改。因此，他很苦闷，认为他们对于文化学习太不重视了。他举了许多例子。我表示对他抱相当的同情，同时，又对他的固执己见提出了适当的劝告。
的确，一般人平常都不免会读错别字，读别字比读错字的更要普遍。比如姓“费”的，别人往往叫他“老肺”，而不叫他“老闭”；甚至于他本人也把“费”字念成“肺”的音，而不念“闭”的音。同样，许多人对于姓“解”的，总是把他叫做“老姐”，而不叫做“老械”，他自己也不例外；甚至于“老姐”、“老械”都不叫，而叫做“老改”。同类的例子还多得很。乍听起来，你会觉得非常别扭，但是，久而久之，也听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似乎怎么念都可以了。
我们的这位老教员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他认为必须立刻全部纠正这一切读别字的现象，才算重视了文化学习。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好的，不应该因此而笑他是老书呆。然而，我们又必须劝告他不要过于固执。因为对待语言文字，毕竟还要按照“约定俗成”这一条规律办事。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传达人类思想的符号，每个符号当然要有一定的声音，大家才能听懂它的意思。一个字的读音是否正确，主要应该看大家是否听得懂。如果人人都这么读，都听得懂，你又何必一定要怪他们读别字呢？即便一个字最初不是这个读音，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按最初的读音，而读成另外的声音，并且反倒成了习惯，那末，肯定新的读音是正确的，或者肯定几种读音都是正确的，难道不可以吗？
这当然只是关于读别字的一种解释。至于读错字的又该如何呢？最普通的例子，如“目不识丁”这句成语，明明知道读错了，应该不应该纠正呢？
这就句成语的来历而论，读错的责任不在今人而在古人。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唐穆宗长庆年间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说的。据《旧唐书》列传第七十九载：“弘靖……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同样，《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二也写道：“弘靖……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这两部书的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宋代的宋祁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大体上是照着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抄的。他没有想到，这一抄就以讹传讹了。
但是，宋代另一个学者孔平仲，在《续世说》中却认为：“一丁字应作一个字。因篆文丁与个相似，误作丁耳。”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俗考》中也说：“今人多用不识一丁字，谓祖唐书。以出处考之，乃个字，非丁字。盖个与丁相类，传写误焉。”问题很明白，唐书原文如果是“不如识一丁字”，意思显然不够通顺。为什么不说“一天字”或“一人字”呢？其实，不管用什么字都很牵强，只有说“一个字”才最为妥贴、最为通顺。有的人自以为很熟悉古代的汉语，却不一定能够辨别“目不识丁”的错误何在。反之，读惯了“目不识丁”的人，你能说他是错误的吗？
这样看来，现在一般人公认的成语“目不识丁”分明是错了。那末，是不是就应该加以纠正呢？而且，这是不折不扣地读了错字，比念别字还要严重，岂可用“约定俗成”为理由，而轻轻地把它放过去呢！
从前面所引的材料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读错这句成语的责任应该由古人承担。近千年间，人们既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习惯，大家也完全懂得了这句的含义，那末，这在事实上难道还不是“约定俗成”了吗？如果勉强地加以改变，岂不会使大家反而觉得很别扭吗？
当然，我完全不反对我们的文化教员，把每个字句的原来意义，都向学生讲解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有几种读法，并且懂得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学生读了“目不识丁”等等，就批评他们的错误，相反地，应该承认他们这样读也是可以的，不能算做错误。
自固不暇
前次谈论了“目不识丁”的例子以后，得到了各方面的反应。多数朋友都赞成，有个别的仍然表示不大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永远可以保持不同的意见，不必强求一致。也许过一些时候，个别同志也想通了，我们的认识就会一致起来。
赞成的朋友们要求多谈大家日常熟悉的成语，指出它的来源，介绍历来都有哪些不同的解释，辨别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这种要求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把普通词典的内容搬到“夜话”中来，似乎大可不必。因此，这里只能举出平时不常见的例子来谈谈。
大家常常会听见“自顾不暇”这句成语。谁会想到这四个字里头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问题恰恰最容易发生在人们以为无可怀疑的因而不加注意的地方。如果认真考查起来，“自顾不暇”终于要发生问题了。
究竟这个成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查了许多古书都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书经》上虽有“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之句，《诗经》上虽然也有“心之饮矣，惮我不暇”之句，但是显然都不是“自顾不暇”的出处上。
有人说，这句成语的出处，在《五代史》附录契丹传中。原来唐末五代时期的契丹王朝，在“大圣皇帝”安巴坚死后，由元帅太子德光继立，大举南侵，逼使晋少帝投降。德光摆驾入汴京的时候，据《五代史》附录契丹传载：“德光将至京师，有司请以法驾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止而不用。”这一段记载是否能够算做“自顾不暇”这个成语的出处呢？恐怕未必。
因为德光的本意无非表示谦逊一些，不要过于盛气凌人。他之所以不暇顾，仅仅是由于他亲身率领着军队，打平了中原的石晋王朝，直下汴京，不好意思就摆起帝王的銮驾，所以借口说顾不上用那十二面飞龙日月旗的“太常”仪节。这里边根本不包含任何消极和被动的意思，与“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意思又有多少共同之点呢！
比较起来，这句成语的可靠出处，应该是《晋书》的《刘聪载记》。刘聪是两晋时代前赵刘渊的第四子，继其父自立为帝，攻陷洛阳，生擒晋怀帝，鸩杀之；又陷长安，执晋愍帝。当时晋将赵固攻河东，扬言要活捉刘聪的儿子刘粲，以赎天子。这一场战斗很激烈。晋兵企图偷渡洛水和汭水，袭击刘粲的部队。这时刘粲部下的将官王翼光看到晋兵要想渡河偷袭，把情况报告给刘粲。刘粲分析双方的形势，以为晋兵在河的那一边，惟恐地位不稳固不可能渡河偷袭，因此满不在意。《晋书》上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王翼光自厘城觇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耶！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
刘粲因为轻敌，后来终于被晋兵打败，不在话下。光说这一段文字，乃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自顾不暇”这句成语的唯一出处，这大概是比较可靠的了。
然而，这样追根究底的结果，却使以往所谓“自顾不暇”的成语发生了动摇。看起来这句成语恐怕是弄错了，应该改为“自固不暇”才对。宋代张君房的《云笈七签》中有句云：“神之无形，难以自固。”这里说的“自固”，与刘粲说的意思也很相近，可见后来有更多的人采用这种语气，久而久之，就慢慢地变为成语了。
从此以后，我们是否应该把“自顾不暇”这句成语，普遍地改成“自固不暇”呢？当然没有这种必要性。我们还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承认“自顾不暇”是一个成语。而对于“自固不暇”，只要知道它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北京的古海港
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吗？回答：有海港。
那末，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刹海和积水潭的那一片水面。
这个海港现在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很值得我们研究。
大家都知道，当着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二九一年的时候，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和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负责修通元大都（即北京）到通州的运河，使往来于江南的漕运船舶，能够把南方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
为了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郭守敬做了艰苦的努力。他根据他的父亲郭荣和他的老师刘秉忠传授的知识，再加上自己实地调查和测量的结果，制订了细密的计划，并且亲自指挥施工，经过一年多的工夫，终于修成了从通州到大都的这一段运河，命名为“通惠河”。这在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据《元史》《郭守敬传》载，修建“通惠河”的主要经过是：“中统三年，……北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至元二年，……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庐沟一支，东流穿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