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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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的女儿有中国味儿。小丽丽特别能喝酒,我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说五粮液非常好。于是又要了一瓶五粮液,大家便吃喝起来。
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挣钱,华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领袖,也有称她为温妮…;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刚刚在布拉格黄金地段买了一座GardenHouse,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两处公寓了。没有瓦哈洛娃,吴和和小丽丽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润。
望着没有一点忧伤、又吃又喝、谈笑风生的父女俩,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
吴霞精明干练,小玉虽然有点儿懒,但人老实。大包儿滚不成以后,两人在布拉格从练摊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往前走,还真赚了不少钱。按说不错了,但吴霞心高。她不甘心永远批别人的货靠拼缝儿挣钱,她日夜都想自己过大货当老板赚大钱。以前没钱,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钱了,她就琢磨着付诸行动。
她瞅准了最能赚钱的皮夹克。
捷克人都爱穿皮夹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为捷克并没有太热的时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凉。中国人发皮夹克的并不多,原因是货值太高。一个20尺小货柜装5000件皮夹克,再便宜也得有100万人民币的本钱。可话又说回来,挣钱也挣得邪虎:批发价每件至少得在1200克郎,正好也赚100万人民币。
吴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钱多,可利润还大呢!她算算这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也有差不多七八万美金了。她就把这想法儿跟小玉说了,小玉说咱俩的事从来还不是你当家?你看着好就做吧。可有一条,你还差不少钱呢,怎么弄?
吴霞说钱我想办法。
她飞回北京。
也不用往远走,北京郊区就住着一帮一帮的浙江农民,尽是缝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们“浙皮子”,把他们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吴霞打听到地方,独自驾车前往,与“浙皮子”们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最终把价格锁定在180元人民币一件。“浙皮子”们送她出来,一个个拉着脸,说幸亏客户不都是你这样的,否则我们死掉算了!
吴霞听着挺得意。
钱不够,她就找熟人借,许以高利。她这人信誉好,钱数又不太大,几天就借齐了。她把自己带的钱连同借的钱都交给一个好朋友,让他听信儿付款。
她带着样品飞回布拉格,找客户一看,都说好。她心里有了底,一个电话打回去,让“浙皮子”们立刻生产。
一个月功夫,“浙皮子”打来电话,说全部做好,请她派人验货付款。她急忙给朋友打电话,着他速去验货。朋友去了,说跟样品完全一样。吴霞便让他付款,安排海运。
货到了,吴霞带着小玉高高兴兴去海关清关提货,待运到仓库打开一看,傻了。
而且,全都是用再生皮制成,手指头轻轻一戳就一个窟窿。
吴霞几乎晕倒。
她当下给朋友打去电话,讲明了情况,让他火速赶往浙江村,逮住这帮狡猾的“浙皮子”。
朋友去了,给她生产皮夹克的这个浙江作坊早已人去屋空。
她结结实实的吃了个瘪子。
上当了,赔血本了,可还得强打着精神活呀。血本无归,债台高筑,几年辛苦毁于一旦,她心如刀绞,可在小玉面前还不敢露出来——她是他的主心骨呀。
伪劣皮夹克胡乱卖了,手里又捏着一点钱。吴霞知道,这可是翻本儿的最后资本了!
她又开始苦苦琢磨。
本钱不多,要是按常规过大路货,没个五六年捞不回损失。等不起,没时间等。可过什么俏货才能有可观的利润呢?
对,过胸罩!
上次回国办货,她专门去了几次雅宝路市场,那五颜六色型状各异的胸罩确实吸引了她。她在那展台前驻足良久,想买几个,可又没用──她胸脯平平,跟男人无异。但她还是记住了批发价格:2,5元人民币一个。她知道捷克胸罩的零售价,没有低于120克郎的,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40元人民币。一个40尺货柜大概能装20万个,加上运费、保险、关税,也超不过15万元人民币。也不要批很高,就定在50克郎,也就是十二三元人民币,算算能赚多少钱?跟投入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她愈想愈激动,再次飞回北京。
找到厂家,她这次总结了教训,不再一味地讨价还价,而是坚决强调质量。她不但把朋友找来,还把朋友的太太也一块儿找来,嘱咐说:“这次是我翻本儿的最后行动,请你千万费心受累,一定要和这样品一模一样才能付款。”朋友听了不乐意了,说上次也是一模一样的,是“浙皮子”中途调了包儿。吴霞说上次咱们不说了,说这次。看见这样品了吗?比一般的大,是我特意让他们做的,欧洲女人胸脯特大。比这小的一概不要,懂了吗?这回我算你们一股,等着分钱吧。嗨嗨嗨,跟你说话呢!
那朋友正在细心研究手中的胸罩,问吴霞:“捷克女人有这么大?啧啧啧,真不得了。”
他太太劈手夺过胸罩,说:“瞧你那点德性,奶牛比这也大,你去那儿啧啧吧。”
胸罩如期运到,质量无可挑剔,花色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吴霞大喜,忙和小玉开车把胸罩送到各个熟人的店里试销。店主们看了也很喜欢,说销两天看看,如果好就大批买断。
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来试的很多,买下的极少。吴霞惊问:“为什么?”回答说穿不上。吴霞心想不对吧?她已经加大了很多呀!急忙和小玉赶到店里,原来吴霞只注意到欧洲女人乳房大,把两个兜兜加大了,却忽略了欧洲女人的肩背也宽,兜兜虽然够了,可是扣不上。
吴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自己没什么偏做什么。”
一听小玉竟说出这话,吴霞的眼泪哗哗落下。
他们重新开始了练摊儿生涯。
要说过得舒心,还是要属侯玉花。
神经刘能干又听话,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们两个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内。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双袜子破了要降价,也得侯玉花点头;而屋里的事,像煮饭刷碗洗衣扫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当然也不干,听由神经刘全权处理。
有了权力就要行使,神经刘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内务。首先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两个床垫子铺在地板上简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还舒服;其次天天几乎都要喝猪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汤,以至于后来侯玉花只要一看见猪蹄子就要呕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经刘便打开录音机听评弹,那种娇嗲柔媚的吴侬软语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听得浑身难受,而神经刘则舒服的摇头晃脑。他本来要在汽车里也听评弹的,被侯玉花严厉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声提醒他。
我曾经问过侯玉花,神经刘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人吃的味儿。”
我相信侯玉花的话,首先因为她没有幽默感,其次我也亲眼看见过神经刘为侯玉花如何准备晚饭。那是一个下午,我和汪虹去他们家玩儿,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经刘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听评弹。见我进来,挺高兴,便关了录音机,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整整一个钟头,我愣没插上一句嘴。看着他那口沫横飞的样子,我琢磨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买到哑药?
趁他换气儿的时候,我说小刘你呆着吧,我们要走了。说着就起身。
神经刘哪儿舍得让我们走啊,赶紧说:“别走别走,晚饭我做红豆沙给你们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凉去火,你们谁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吗?不疼?汪虹你疼吗?不疼?”
我说我们谁的牙也不疼,再说了,牙疼我们吃药。
他说:“牙不疼也不要走,你们先看看我做的红豆沙,看一眼就馋了,我保证。好不好,看一眼?”
他几乎在恳求了。
我说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兴了,带我们走进脏乱不堪的厨房,揭开一个锅盖骄傲地说:“看吧,怎么样?”
我先闻到一种怪味儿,再一看,哪里有什么红豆沙,是绿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说:“呀!呀!小刘,你的红豆沙长绿毛了!真恶心,快倒了吧!”
神经刘低头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说:“咦,真的耶!天太热了。不过没关系,把绿毛刮掉就好了。”说着便伸手去刮,连手也不洗。
汪虹认真,吃惊地说:“你还要吃吗?会吃死人的!”
神经刘一边刮绿毛一边说:“哪有的事,侯玉花最爱吃了。”
他们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称典范,所有费用——房租、汽油、手纸、三餐,两人分担;自然,练摊儿的利润也是两人平分。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国上了一柜健美裤,回布拉格后她对我说,神经刘把他自己在布拉格这两个月的费用加大了。
“孙子,不老实。”侯玉花说。
我说那你怎么办?
她说:“我每条健美裤加十个克郎,看谁能治了谁。”
如今,在捷克的中国人已经不多了,但还能看见侯玉花和神经刘开着装满了货,顶上绑着练摊儿用的铁架子的破车,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飞驰。
黄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获得了美国签证,是老申帮她签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个中国人的农场里。许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陆续获得了美国签证,他们逐渐聚在一起。我相信,杀人越货的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老申回到了中国,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靠老婆养着。烟瘾依然很大,说话依然啰嗦,他经常给左邻右舍讲述欧洲故事,害得大家纷纷要凑钱跟他出去跑单帮。直到给老婆痛骂了一回,并威胁要停掉他的伙食费,他才不敢再乱讲了。只是眼睛经常直勾勾地望着白云深处,心中思念着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静姝带着己呈老态的西门大官人也离开了布拉格。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没有回国。
西门大官人也没有回国,他太太曾向我打听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情形告诉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卢曦,确切地说是又感到了卢曦,或者说是卢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来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区一家中餐馆里吃饭。菜挺地道,餐馆装修得也满有品味。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人从包厢里出来,其中有一位个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国女子,穿着一袭紫红色金丝绒旗袍,肩上披一件华贵的土耳其大披肩,环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缓缓地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走到门口。
门童恭敬地为她开门。
她俯在门童耳边说了几句话,只见门童不住地点头。
看不见脸,但那身材似乎有点熟。
吃罢饭结账时,领班客气地说有人已经为我们结过了。
我吃了一惊,在巴黎我没有到这份儿的朋友呀?便问:“是不是搞错了?谁替我结的?”
领班笑着说:“没有错,是Helen小姐为先生结的。”
我更懵了,“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
领班为我的无知而惊讶,“先生您怎么会不知道Helen小姐是干什么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经营着好几家餐馆和旅馆,我们这家餐馆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为什么要给我买单呢?”我问。
领班耸耸肩,一副欧洲人的样子。
我心里忽然一动,问领班:“是不是刚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对呀。”
“江苏人?”
“对呀。”
我笑了。
朋友问是什么人?
“一个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说。
辛佩瑶真的带着妈妈和纳纳去了科特迪瓦。她们没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让。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顿的路上,接到了她从遥远的西非打来的电话。我把车停下,专心听她讲话。她告诉我她们三口儿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没有一点点歧视,心情舒畅极了。这里生活指数很低,她们租了一个大HOUSE,每个月才200美金。还雇了一个黑女人做佣人,能干得要命,什么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闲着,每个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语言,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法语是官方语言,人人都会讲,但英语就很少有人懂。这里与欧洲的不同还表现在贫富悬殊上,城里的富人区跟欧洲城市绝无二致,车水马龙,纸醉金迷。夜总会、卡西诺、妓院栉比鳞次……但城郊的贫民区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们住在低矮的没有卫生设备的小房子里,连电都没有,家家都是靠蜡烛照明。
我问她你在那里做什么呢?还经营纺织品吗?她说经营纺织品可不行,气候炎热,只有拖鞋和文化衫可以卖。我现在改做味精生意,从上海用集装箱运味精。这里老百姓的饮食都很单调,所以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味精。下一步我打算办两个小工厂,一个生产蜡烛,一个造纸。原料当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等于白给。等我从国内把简单的设备运来,厂子就可以开工了。
我预祝她成功,她邀请我来阿比让玩儿。我说好的,等你厂子开工的时候,我一定前往祝贺。
我问她,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和尊敬呢?是不是由于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对非洲的大规模援助,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记忆?
佩瑶笑了,说:“你可真能想,哪儿对哪儿呀?告诉你吧,他们以为我们是白人!”
我叹口气,又驱车上路。录音机里是韩磊那苍凉的歌声一一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
一路走,一路唱,一路黄昏山岗,
一个人走在这路上,默默地向远方,
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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