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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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着重在用“正人”。为了办理洋务，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人”，也要“懂得洋务的人”才行。向那里找？全国根本没有，除了少到极点、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进耶鲁大学读书）。
容闳向曾、李建议，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这建议被曾、李接受，于同治十一年实现（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新的家”可住，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共有一百名左右。（美国有一本书，《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China’s Fir5t Hundred＇详细记载此事。）
原定的计划，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可惜，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撤回”。
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后来，他自费再度留美，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
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同文馆”（当时总督是劳崇光，巡抚是郭嵩焘）。
北京的“同文馆”在同治五年扩充，增加一个“天文算学馆”。入馆的学生，原以翰林、进士、举人为主，兼收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项贡生（优秀的秀才），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杂项人员”应考，取录了三十人（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
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等。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造就洋务人才。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恭亲王与曾、左、李在同治年间开始“树人”，收效却在光绪、宣统以后。
（六）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持久”，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系专就海防立论，但适用于一般洋务。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将“持久”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这是文祥的理想，文祥的希望，然而清廷满、汉大员之中，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怎么会“历久永远一心”呢？
当时声望最高，以提倡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
倭仁说：“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又说，如果定欲造就天文、算学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慈禧太后吩咐他：“保荐几个来！”倭仁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倭仁借口骑马伤足，坚辞不就。
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很久，本该有一些作为，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派在这衙门“行走”的大臣时多时少，而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任”。况且，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议政王”头衔后，权力远不如前。
曾国藩呢？一生尽瘁于讨洪、讨捻的军事，只是以勋臣的身份，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开开风气而已。他不曾当过“总理衙门”的大臣，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三口通商大臣”。所渭三口，是营口、天津、烟台。
《细说清朝》一一二、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7月21日），地点是天津东门外、运河边上的天主教孤儿院。
孤儿院的名字叫做“仁慈堂”（英译为Orphanage of Sister hood of Mercy法文原名不详）。
仁慈堂的工作是收养孤儿与弃婴。由于华人自动将孤儿或弃婴送来的极少，堂中的主持人为了“鼓励”起见，常常交给送来孤儿与弃婴的人一些零钱。
因此之故，便有若干“非孤儿”与“非弃婴”被拐子拐了送到仁慈堂领赏。儿童失踪的事越来越多，当父母的人无不提心吊胆。
仁慈堂的修女，对于病得垂死的孤儿或弃婴也肯收留，以便在他们气绝之前由神父施以洗礼，让他们的灵魂获得升天的资格。为了进一步帮助这些可怜的小灵魂升天，神父在夜间用天主教的葬礼把他们埋葬在天主堂的坟地。棺材不敷之时，就把两三具尸骸合并装在一个棺材之内。
老百姓不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他们的儿女，只晓得：第一，他们的儿女失踪；第二，天主堂坟地埋了日益增多的小孩子。 老百姓因此就相信当时流行着的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父与修父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
曾国藩的奏疏中记载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捉拿到拐子，一个叫张拴，另一个叫郭拐。天津县的民团也捉到一个拐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供出；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王三处领到迷魂药，还有一个拐子叫做安三，却是“教民”。于是，当安三在“迷拐”孩子的时候，当场被捕。
在天津管海关的英国人韩仞写信给住在上海的总税务司赫德，说被捉的拐子共有四个，一齐被天津县知事杀了。（安三并未被杀。那末，加上安三，被捉的拐于总数共有五个了。）
韩仞又说，其中的一个供出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有来往，常把拐到的孩子“卖”给这华人司事。韩仞不曾说出这华人司事的姓名，很可能是指的王三。
不幸这时候仁慈堂的孤儿又染了瘟疫，有三四名相继而死，被草草掩埋，并被野狗掏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老百姓见了，以为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老百姓的愤怒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领事丰大业交涉，要求调查仁慈堂的内部实况，提讯王三。丰大业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在五月二十三日（出事的一天）上午率道员、知府、知县到了建筑在黄海楼故址的天主堂，提讯王三，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仁慈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
但是，到了下午，崇厚听说天主堂附近发生斗殴，正在派军官去弹压，丰大业却已怒气冲冲地来到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 丰大业身上挂了两把铳子（长手枪），一进门就对祟厚破口大骂。拨出铳子放了一响，却不曾命中。
祟厚躲进房间，丰大业在客厅里摔茶碗、拍桌子骂个不休。崇厚只得出来，劝他有话好讲。
衙门外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丰大业不该带来了“法租界”的所谓“救火队”（fire brigade）。这救火队实际上是一种“保卫团”，由租界上有体面或房产的法国人所组成。老百姓见了这“救火队”，以为丰大业图谋占领通商大臣的衙门，很为愤慨；其后听到枪声，越发是怒不可遏。
天津县的知事刘杰，赶忙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从衙门走出，碰到刘杰又放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杰的一名随从。
老百姓立刻行动，围住丰大业，将他乱拳打死。他的秘书西蒙，虽则身上挂了长刀，也敌不过成千的者百姓，与丰大业同时丧命。
救火队的队员四散奔逃。
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转到天主堂（在通商衙门东边不远），把天主堂烧了，杀死两个神父。再到天主堂东边的领事馆，杀死另一个秘书多玛散及其妻子。最后，到仁慈堂，杀死十个修女，放出一百五十名左右孤儿，然后将仁慈堂付之一炬。
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与俄国人三名。 这三名俄国人，是被认错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被杀的教民（信教的中国人）在三十名与四十名之间。
英国人的教堂四座与美国人的教堂两座，同日被毁。老百姓以为这六座教堂也是法国人的。
在天津的全体洋人都紧张起来。他们于英国领事李蔚海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自卫队”，然而老百姓其后并未对他们进攻。四天以后，清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离开他所驻的保定，去天津查办这个案子。
曾国藩来到天津查了一阵，认为仁慈堂的修女“挖眼、剖心确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何以知道挖眼、剖心决非事实呢？因为，倘若是事实，“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为什么说，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呢？因为“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静海现留之刘金玉，供词涉及教堂，在在可疑。”
但是，为了避免刺激洋人，尤其是为了避免刺激法国人，曾国藩故意把有关迷拐的一节在奏疏中“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
他而且一到天津便撤换了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借以博取洋人的好感。
洋人的反应是：（一）英、美、法、比、俄、普、西七国驻华外交代表联名对中国抗议；（二）法国代办罗淑亚单独要求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与提督陈国瑞斩首抵命；（三）各国聚集了若干兵船在天津与烟台，实行威胁。
曾国藩答应赔偿教堂损失，惩办杀人凶手，但拒绝以提督、知府、知县三个无辜的人抵命。
罗淑亚一度想使用武力，但法国海军的指挥官不表同意。原因是，普、法战争已经爆发（2月19日），非得巴黎当局正式训令，不便对中国启衅。罗淑亚因此也软了下去。
曾国藩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并不利用法国此项弱点，而一秉原定的方针进行。曾国藩一面交涉，一面大捉所谓凶手，分别请旨判刑。被判死刑的有十五人，其后又加杀五人，凑足二十颗头颅，替法国人出气。被判充军的前后共有二十五名，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被曾国藩押交刑部，请旨判以终身充军。
事后，曾国藩对人说，他明知张、刘二人无罪，而敷衍法国人只得牺牲他们。
教堂的损失，清廷赔偿十三万两。死亡者的抚恤，作为二十五万五千两。此外，赔三万两给三个被错杀的俄国人，赔二千五百两给英国教会、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给美国教会，作为重建被毁的英、美教堂之用。
清廷在天津教案未结以前，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留在天津，到津案结束以后才去京城“陛见”。
结束津案的方式是：（一）由清廷在九月十一日与十五日（10月5日、9日）连下两道谕旨，将一干“人犯”分别斩首、充军。（二）由恭亲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在九月二十四日（10月18日）写信给罗淑亚，开出赔偿费的清单。（三）由清廷派崇厚为特使，去法国道歉。
这时候，法国已为普鲁士战败，拿破仑第三作了威廉第二的俘虏，罗淑亚对于清廷之如此卑辞厚礼乐得接受。
崇厚到了法国，找不到法国的新元首或一位能代表元首的部长，决定放弃道歉的任务，经由美国回家。他到美国后，接到清廷谕旨，严令他再去法国。最后，在次年十月间（11月23日），终于见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梯也尔，面递同治的道歉书，向梯也尔表示，希望他对于清廷的惩凶与赔款两项措施认为已够。
梯也尔回答说：“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在巴黎设一个公使馆，于中国很有好处。”
一场大案子，到此总算完全结束。
《细说清朝》一一三、马新贻案
曾国藩之所以被调去两江，一方面是由于他办理天津教案、一意敷衍法国人，引起朝野的反对，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出了总督马新贻被刺的案子，清廷认为只有叫曾国藩去，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马新贻是出生于山东菏泽的回教徒，在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安徽知县、知府、署按察使、署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在同治七年调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马新贻在两江总督衙门后面、校场与便门之间遇刺。刺他的人姓张，名文祥，是河南汝阳人。
张文祥为什么要刺他？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先后审讯张文祥的，有上元知县张开祁、江宁知县萧某某、江宁知府孙云锦、江南驻防将军署两江总督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曾国藩。
官方的文件，说张文祥的供词“反复屡变”。事实是，有人用酷刑逼张文祥“改供”，而张文祥不肯政。
魁玉与张之万的报告说：“文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文祥）妻为人所略。新贻率兵至宁波，（文祥）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
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