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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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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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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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巧取豪夺,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3)
第三节第二次“跌倒”:结束宦官专权后的袁家
虽然打倒了梁冀,汉桓帝却无法规避梁冀留下的麻烦。太学的扩招,制造出许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没法给他们设计那么多官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只好靠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来发泄不满。于是,东汉中后期没有再诞生过一位“好皇帝”。
为了咸鱼翻身,袁家借住文人们的“无私”帮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们,并给成年的袁绍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可现实又一次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昔日的仇敌——窦家,居然再次当上了外戚!
梁冀垮台、五宦官受封万户侯,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公元159年开始,宦官将会连续把持东汉帝国的朝政30年。汉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决定东汉帝国的前途,但决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运。无论当权者是外戚、宦官,还是党人,东汉帝国政府都迟早离不了袁家的辅佐。
当袁家成员暂时处于在野的轻闲状态时,刚刚当权的大宦官、车骑将军单超却遇到了烦心事。当了万户侯之后,单超给侄子单匡弄到了济阴太守的肥缺。济阴郡属兖州管辖,而兖州刺史第五种是东汉初年名臣第五伦的曾孙。说来这位第五伦和袁家还很有渊源,他当年因为在北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调,结果丢掉了司空的职务,由袁安取而代之。就这样,袁安踩着第五伦的肩膀,跻身于三公行列。
身为典型的公族成员,第五种非常看不起阉党。他见单匡到任后骄横不法,便派一名叫卫羽的官吏暗中调查,发现单匡在半年任期内贪污了6千万钱,于是上奏朝廷,要求罢免单匡,并谴责单超。单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杀卫羽,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阳。这样一来,单匡罪上加罪,单超极为被动,只好设法帮任方从狱中逃走,又编造罪名逮捕第五种,发配到朔方充军。时任朔方太守的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受单超旨意,只等第五种一到,就准备乱棍击毙。不料第五种刚到太原,就有大侠拦路杀死解押衙役,将第五种救到安全的地方隐居起来。单超听说之后,又气又急,加上单匡被捕入狱,他遭受牵连处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间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水浒传》等许多武侠演义小说的蓝本。
单超之死并不能令其他半阉人收敛。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竞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铺张奢靡,如同皇亲国戚。有民谣评论他们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这是说:左悺可以令皇帝改变心意,具瑗无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徐璜容易发脾气,唐衡则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亲戚或任刺史,或为太守,也都热衷于盘剥百姓。
虽有宦官的横行霸道,后梁冀时代的东汉政局却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后,声誉日高一日,每日宾客盈门,却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见。能够进李膺家大门的,号称“登龙门”。太学生尤其追捧李膺,陈留人符融拜李膺为师,李膺每次见符融,都与他独处一单间,令其他太学生羡慕不已。不久后,符融又向李膺推荐自己的同学——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叫范泰,需要避“泰”字的讳,所以在《后汉书》中将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为“太”,如郭太、郑太等等。)
因为和李膺一见如故,郭泰很快名扬京师。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专程去送他过黄河,二人同舟共济,河岸上观者如云,都称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欢评论人物,后来他的点评常能决定一个人在官场的前途。郭泰为人稳重,不愿入官场惹是生非,社会上评论说:“郭林宗自己虽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成为三公。”
另一个为李膺看重的太学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师,有子八人,号称“荀氏八龙”,其中荀爽的名气最大,和李膺的关系也最好。荀家成员都擅长谋略,后逢汉末乱世,他们为袁绍、曹操等军阀献计献策,风光无限,这些是后话不提。
李膺的名气既大,其好友陈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备受知识分子崇拜。太学生视他们为正义和知识的化身,为其编了顺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称李膺、杜密为“李、杜”。“李”、“杜”两姓似乎特别有缘,中国历史上有好几对著名的“李、杜”,为首的就是死于梁冀、马融、袁汤等人手中的李固、杜乔,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们虽然没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样有名,但也堪称流芳千古了。李、郭两姓同样有缘,东汉时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这两对,唐朝时就更多了。但是,刘、李两家却不大合得来,汉朝时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时刘姓往往不得志,这无疑和五德终始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考虑。
几年之内,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纵情谈论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评政府和相互吹捧为主。崇拜他们的太学生们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恺”,给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们编了名单,分为五类,号称“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虽然具体人名众说纷纭,但总不外乎李膺、陈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来,倒是很方便东汉政府日后将这些以清高自许的所谓“党人”一网打尽。
对于党人或清流的历史地位,历来有不少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当朝的黑暗势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们眼高手低,不切实际,清谈误国。平心而论,在野人士因为不掌握实权,具有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人性使然,也无可厚非。执政者因为掌握实权,具备谋私利的客观条件,加上独裁帝国的监察制度不可能完备,所以必然会有值得批判的缺点。以西汉的两大贤臣为例,萧何有经济问题,卫青有人事问题,可谓人无完人。可是,如果赋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样的权力,他们确实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禁止自由言论,特别是私撰历史;二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纳入政府,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条路线,汉朝走的主要是后一条路线。前一条路线简便有效,却不能长期维持;后一条路线成本巨大,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