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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

南渡北归i,ii,iii-第80部分

小说: 南渡北归i,ii,iii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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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又说: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农学院向学生讲演,大意是说吃鸦片烟,包小脚,即是中国文化。这次当着许多外地人面前,更变本加厉的说:

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唯物的,它们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它们确实代表着真的理想和灵性。

在东方文明中,灵性不多。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骂中国的)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把人生看为痛苦,没有价值,崇拜贫穷和行乞,把疾病归之于神的作为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开始承认在那种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那种古老文明是属于一个人类体力衰弱,头脑迟钝,感到自己无力相抗衡的时代。

这种文明(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实的精神……这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文明所作的真诚赞颂。……(以上是根据十一月七日《征信新闻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5)

徐氏在列举了胡适这段演讲词之后,对每句话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痛批,并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43'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好示情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作了摘录,并作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44'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1)

'1'《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3'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写作时间有关,绝非沈从文说的被冯友兰吓倒。与此相反的是,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1930年,冯友兰把新创作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显然,这是胡适所说的面子话,他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证据可从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中找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几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谈到冯友兰:“旧历乙未元旦。……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日记当是胡的内心真实写照,如果对冯著有所敬仰,想来是不会在私下作如是说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2)

'7'《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转引陈村《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陈村注:下文来源于《“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鲁迅传创作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原书为手工刻钢板蜡纸的油印本。目录4页。正文201页。日期。原文标点极不清晰。原文错讹如“见介,冯有兰,毛文水,邦闲,回文系,全只,张竹霖,一顶桥”等亦照录。陈村……(南按: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引用本文时已将部分错误改正,有的虽知原文有误,但鉴于这是一篇发言记录,本不置一驳,因而对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等不实之语未加改动——事实上罗氏未掌过燕大。另外,判断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样未动。)

'8'后来沈从文不承认他与张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适的力量,针对外界传闻,沈说:“有人说我和内人结合是胡适作的媒,没这事。当时我对兆和有好感。她那时是校花,学习好,长得好,运动也特别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写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适,胡适说:沈从文我了解,他是个君子,是个好人。胡适说:大学师生恋爱结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从文给你写信,是诚心实意的,他是个诚实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适当时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说,胡适不是我的媒人,说他多少帮了一点也可以。”'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沈从文谈胡适》(1982年4月7日下午,与陈铁健在沈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适手稿》,第9集,下册,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由该文所说“去年(1954)”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页523)推断,此文写作时间应为1955年。

'10'阿忆《水木清华九十年》之八,(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凤凰卫视2001年播出。

'11、24'《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报》发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话加空话,确有一点神经病人在说话演唱的味道,蔡后来称自己这篇文章确实是“左”了。顾颉刚反对胡的两点,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辞传》里有‘观象制器’之说,说古代各种工具的创造都是圣人们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来的。有如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圣人看了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来了。我认为这种唯心的观点太不对了,船当然是看了木头入水不沉而想出来的,和涣卦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想和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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