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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南渡北归i,ii,iii-第11部分

小说: 南渡北归i,ii,iii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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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到了1922年《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除了吴、梅与胡先骕三人,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徵、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澂、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另外还有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均为《学衡》撰稿人,其阵营与声势可谓浩大壮观。为此,倒胡的积极分子梅光迪曾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战斗檄文,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准备与《新青年》周围的陈独秀、胡适、周豫才(鲁迅)等另类文化派来一番“鏖战”。

其后的十余年间,学衡派与陈、胡领导的《新青年》派展开决战,两派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个大的战线展开,即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的问题;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的问题。学衡派号称要以“论究学术,阐述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以陈独秀为首的另类文化派则倡导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吃人的礼教文化一概打倒,并云: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等等。

对以梅、吴、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之行为举动,当时和之后的社会人士有毁有誉。毁者,斥其为保守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死路上爬行。誉者,称其不随时尚为转移,挽中国文化狂澜之既倒,为继承绵延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作了重大贡献云云。道不同,不足为谋。两派的大多数中坚,直到死都未能与对方和解,吴宓更是如此。当时的周氏兄弟对吴宓与学衡派人士不以为然,周作人指斥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亦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鲁迅《估》)周氏兄弟的文章,当时反响并不是太大,只是令鲁迅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时期,给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弹,以余秋雨等学者组成的“十一歌”,借此对学衡派人物一顿猛烈开炮,指斥整个学派“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并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以及“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几顶颇为吓人的帽子,大有让其遗臭万年之势,为此吴宓等人倒了大霉,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鼎且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华,也就是后来颇有文名的梁实秋。

这年下学期开学之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毕业留美)学生梁治华(字实秋)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为吴之风采和学问倾倒,回到清华后作出了积极反应。据吴宓日记载:“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后,在清华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重视。鉴于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士气高昂,整个学校蒸蒸日上的态势,曹校长没有采取挖墙脚,强行将吴拉入清华的打算与行动,而是引而不发,静静地等待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23年夏天,刘伯明代校长郭秉文主持校务,秋初赴湖南讲学

;积劳成疾,10月27日陡感头痛,以后诊断为脑膜炎,医治无效,20余天后去世,年仅37岁。刘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师生为之悲痛。吴宓曾撰一长联哀悼。据《吴宓日记》载:随着刘氏的溘逝,“事变纷来。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均散之四方。”此时的吴宓自然“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决然就聘奉天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大纲》等课程。一直暗中关注吴宓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得知东南大学变故与吴宓人生转折后,适时向吴伸出了橄榄枝,吴接到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乐意回母校任教。待一个学期结束,吴宓便决然地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他曾生活过八年的清华园,开始了一生最为辉煌的事业。作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为了实践新的办学宗旨,特别提出并通过了聘任教授及讲师的严格标准:(1)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识。(2)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3)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4)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此一标准不可谓不高,而吴宓也确实是以此高标准聘请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教授和讲师李济。其标准和操作过程令后人为之钦佩的同时,也为一个大师消失的时代至堪扼腕。

'2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7'《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王国维受清华之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生活所迫与溥仪“小朝廷”的喧嚣混乱。据顾颉刚回忆,最早推荐王国维至清华是他向胡适提出的。顾在《我是怎样编的》一文中说:王国维“以南书房行走的名义教溥仪读中国古书。溥仪出宫,这个差使当然消失;同时,他又早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导师的职务,两只饭碗都砸破,生计当然无法维持。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于这年(1924)十二月初写信给胡适,请他去请清华大学校长曹某,延聘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胡适跟这个校长都是留学生,王国维又有实在本领,当然一说便成。”

从胡适保存的资料看,顾说不妄,有书信为证。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静安先生清宫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惟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亦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为然也。清宫事件,报纸评论对于先生都好作(多)尖酸刻薄之言,足见不成气候的人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由此看出,顾信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甚至酝酿前,说是他首先向胡推荐王国维入清华并不为过,而从胡与曹云祥书信来往可知,胡正式荐王任教国学院都在此信之后。但从整个过程看,荐王之头功,还属于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迁幽居”的诗句。按陈的弟子蒋天枢解释:陈诗中的前一句,来自《昌黎集》嘲鲁连子诗,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胡适乃安徽绩溪人,盖胡怜王氏之身世处境,荐入清华也。(《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

另,当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身边一帮旧臣随从仍阴魂不散,相互倾轧,斗法争宠。与王国维亦师亦友的罗振玉在角逐中渐渐败下阵来,不再受宠。而郑孝胥等一帮孤臣孽子借此得势,开始在“皇上”身边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整个张园“小朝廷”充满了无休止的争论、表演、欺骗与榨取,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之下,已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逊帝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不能自拔。耳闻目染这种环境和人事,王国维大为苦恼,于是较痛快地答应了清华之聘。此事在王氏给友人蒋汝藻的信中可见得分明:“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南按: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汝藻回复曰:“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颔首不置。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或许,王国维这一无奈中的选择,不只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中国文化而言亦算是一个大幸运吧。

'28'《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0'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贰陆》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31'《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2'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吴宓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33'转引《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36'《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梁任公先生演讲词》,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据云因倾慕明末清初顾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极高,以能文善论著称于士林,被时人誉为最著名的国学家与金石家。此人对时势政治亦特别感兴趣,堪称革命家,为当时文坛政界备受瞩目的名士。其受业弟子多一时俊杰,如著名的钱玄同、黄侃、沈兼士、胡以鲁、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黄子通、刘文典等。由于弟子之多之出众,章氏大有天下儒林盟主之势,更受社会各界所重。当年袁世凯称帝,惧其凭借在学界身份和地位,以言论惑众煽乱,遂禁章于京师龙泉寺,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慕章之才华,不忍,欲救之。乃谓袁皇帝曰:“武曌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陈赣一《新语林》,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南按:方孝孺终被燕王朱棣所杀。)

侥幸捡得一命的章氏仍性情不改,继续从事他的学术与政治主张,只是后来思想和学术眼光越来越僵化死板,尤其在对待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题上,更是顽固不化,终被时代所淘汰,后来他的弟子也造起反来。据董作宾云: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出版)同时,李济也说道:“本世纪(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这些骨片上发现的契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们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国的古文字学家把它们视为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字。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一时期的经学名家、古典音韵学大师、革命家并为孙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认定甲骨文是以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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