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第2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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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胡汉民心中赞好，此子确是不同凡响，这口才不输于汪精卫。
大家正以为赵凤昌无词以对时，赵凤昌微微一笑道：“李大帅的话当然深有道理，但着眼点仍是建立在无数流血牺牲之上，岂知这样的牺牲最是不智，最是无谓！而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最为有利，可以兵不血刃建立共和之目的，这又何乐而不为？何况武昌举义不久，英文报纸《民立报》即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伦敦晚报》及其他各报宣言孙先生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
《民立报》是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
孙中山容色一变，冷哼一声，道：“外国报纸之说毫无根据，当时我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如此公开宣传，纯属造谣。”
孙中山亲自辟谣可说合情合理，可是他之前确实有过袁世凯虽不可信，“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的言论，现在跳出来回避总嫌不够说服力。
李想心叫不好，孙中山之前是因为身在海外，不知国内局势的情况下确实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但是情况已因时而变。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急切的李想已经不管不顾自己所用的词汇是多么的新颖，也不管不顾他们明白多少，只是搜肠刮肚的寻找关于当时英国针对辛亥革命的资料。
“……英国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而被革命风潮席卷了的长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它的在华投资34在这个地区。因此，英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于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恢复平静。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复呢？直接出兵干涉么？”
李想做了个询问的动作，又自问自答：“根据欧洲形势判断，它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向中国人民宣战，而现在的欧洲已经是个炸药桶，为了防范崛起的德意志，他在本土抽调不出多少兵力，微薄的兵力除了会危害到它的臣民在华的生命和财产，根本扭转救不了满廷。所以与中国的战争开打，得便宜的不是英国，而是紧邻中国的俄国和日本。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风险，又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复呢？这在英国政府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事实上，庚子之役，袁世凯在山东的措置，甚得洋鬼子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世凯再出秉政。
在袁世凯隐居垣上村的时候，有外国报纸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
李想最后得出个结论道：“这说明：早在武昌革命爆发前，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你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李想的论据在百年之后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是在这个时代，绝对值得所有人深思。
赵凤昌乃巧辩之士，知道这条无法辩驳，但是可以选择避重就轻，他哈哈笑道：“我记得武昌党人在《民立报》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
赵凤昌强闻博记，直接找来证据揭革命党人的短。
李想气得涨红了脸，破口大骂道：“马勒戈壁！娘西皮的！这还不都是黎元洪这个肥仔和武昌的一群软蛋搞出来的！”
赵凤昌不依不饶的说道：“继上述短评以后，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还有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
赵凤昌在堆满书卷报纸书架上随手一抽，抽出一叠《神州日报》丢给李想，李想一看，1911年11月2日的报上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这三封电报是：
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全国同胞公鉴：救亡之策，惟泯汉满，和革党，调新旧，速建联邦共和大国，优养废帝后，不可迟疑失时。……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迎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方不可折入满洲，存帝自扰。即为满人计，亦宜如此。……华侨泣血布各报。”
留德学生电。“各报馆鉴：主张自开国民会议，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已电资政院。留德学生。”
旅美芝加哥华侨电。“各报馆鉴：项城宜于汉族总统，勿任满洲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旅美学商全体一致。旅美芝加哥华侨公电。”
《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
在《再告袁世凯》中说：“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后，该报又于11月15日，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沈朵山、孙星如二人来稿——《新国家建设之谋划》（续）一文说：“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联合已告独立各省，公举夙负名望之人为代表，造袁往请，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则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著也。”
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
李想和孙中山抢着把报纸看完，冷汗刷刷的流下来。
李想血管都快气爆炸了，偏又找不到反驳的话，袁世凯都已经被中外报纸吹成民心所向的一代伟人了。这也从侧面应证了李想一句话：英雄就是靠吹出来的！
李想花巨资成立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外报界巨头战斗，也只是吹出一个革命传奇英雄李大帅，这个英雄还常被别的报纸冠以疯子之名，它还无力扭转中华大地吹起的推“袁”风潮！
320舌战惜阴堂（下）
赵凤昌看到李想和孙中山都沉默了，不由想起李想那句已经传唱上海滩家喻户晓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辜名学霸王”，那肯放过乘胜追击的机会，不禁欣然笑道：“其实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世凯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而且外国舆论主张举袁世凯为总统，举袁世凯可以杜外人干涉。又有举袁世凯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
孙中山深深看着赵凤昌，露出思索的表情。
李想心叫不好，孙中山显然对推“袁”还在考虑阶段，对于国内局势不太了解，对于历史会是怎样的走向更是不知道，很容易受到赵凤昌的蛊惑，若孙中山给让位给袁世凯，谁来号召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李想吗？他还真没有这样的号召力。
李想忍不住瞪着赵凤昌道：“袁世凯有操莽之遗风，他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
赵凤昌冷笑道：“袁世凯就算是二皇帝，是活曹操，但只要他肯推翻满廷，他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大总统？”
李想怎会对他客气，瞪着他微笑道：“推翻满廷，革命就算成功了？驱除鞑掳，中华就能恢复了？”
赵凤昌显是曾对这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嘲弄道：“今日中国落后不是满廷一手造成的？反满难道不是同盟会的革命方针？”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
李想绝非理论家，革命所包含的内容更加无法明确地表达出来，不过这时势成骑虎，只能硬撑下去道：“中国的革命是既要进行反对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又要反对外部的侵略以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封建专制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专制的深渊无法自拔。今天我们的革命推翻了满廷这个旧的封建专制，但是又推出袁世凯这个新的封建专制，这根本就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专制的性质嘛，还谈什么共和？为了这场革命，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我们同志流了那么多的血，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又算个什么？”
李想这番不算高明的理论，在二十一世纪可说人尽皆知，但对这时代的人来说，却是非常新颖震撼，使得孙中山、胡汉民等同盟会党人立时对他刮目相看。
孙中山和胡汉民都在心里做着反思：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叁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
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独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既为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他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从这一点来讲，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举为大总统，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
赵凤昌显然未想过这问题，一时语塞。
汪精卫虽是同盟会人物，但一来大家同是推“袁”人，知道这时候不能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孙中山估计上任大总统之后立刻撕毁和议，举旗北伐。他说道：“在兄弟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
李想呆了一呆，暗忖自己总不能向他们解释袁世凯后来逼走唐绍仪，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最后宣告称帝……像汪精卫这样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