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之殇-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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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节：四、竞底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览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案例：任正非、柳传志创业时的天下大势任正非1988年创办华为时，正赶上中国电信需求极其旺盛，而国内通信制造业由于毫无竞底实力，被国际巨头打得只有走代理、合资的道路，任正非打工被骗后，年龄偏大，难以再就业，创办华为可谓死中求活的选择。柳传志1984年在中科院计算所时，国外个人计算机飞速发展，而国内一片空白，中科院的研究人员都生存在底线状态，月薪仅60元，大多三代同堂，整天无所事事。而此时中科院下令，计算所五年后不再吃皇粮，因此柳传志也不得不死中求活，出来创办了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潜在的被竞底者在着手构思创办竞底组织时，必须有两个必备条件：a。大环境（天下）对竞底组织将要提供的业务，有明显的需求；b。潜在被竞底者有创业的迫切性，这种迫切性更多来自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生存压力。陈胜吴广想提供的业务是什么呢？是六国复辟，是比暴秦更宽松的统治。这非常符合六国遗民的心理，因此，他们初创的竞底组织一呼而天下应，瞬间就燎原大地。诸葛亮想让刘备提供的业务又是什么呢？是恢复汉室（至少名义上如此）。但汉末混乱荒唐，已使汉室在民众心目中渐行渐远，刘备本人只想自己称王，不愿真心恢复汉室，再加上几次竞底选错了方向，他们的发展并不顺利。任正非的华为在成立后就代理交换机，这正好满足了市场的急需，因此飞速发展。柳传志刚创办联想时，实际上还有点混沌未开，他倒卖过彩电、旱冰鞋、萝卜白菜，直到开始搞倪光南的汉卡，才迎合了市场的需求，获得高速增长，否则联想也会像中关村多如牛毛般的小公司那样，不复存在。
第237节：四、竞底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有必要分析竞底组织诞生时，创办者所拥有的资源：陈胜吴广起事，拥有900名必死之徒。有意思的是，同时代的另一位潜在竞底者刘邦，也因押送苦役犯去修皇陵，路上不断有人逃亡，他不得不和这些囚犯一同起事。如此看来，秦始皇大规模修筑长城、阿房宫、皇陵、驰道，确实击穿了秦王朝的能力底线。刘邦的资源就是那十几个逃犯和自己一帮从小玩到大的狐朋狗友，如小官吏萧何、狱卒曹参、杀狗的樊哙、和嫂子私通的陈平等。刘备当时拥有的资源，是刘皇叔的名头、爱护百姓和心地善良的声誉、几个能征惯战的将领和一小支人马。相比之下，曹操、刘秀、李世民等由于地位高、家底厚，一起事就拥有巨大的资源，组成的竞底组织动辄数千人，甚至数万人。人们常常惊叹华为创办时的注册资金，仅为2。1万元，而忽略了任正非所拥有的其他资源：a。代理香港进口交换机的渠道；b。进口公司、计财公司可为其开具信用证，提供资金周转。这些资源绝不能与200万甚至500万的现金对等，中国人常说关系比钱值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柳传志创办联想时，中科院虽然只给了20万、11个人和一间平房，但却给了这间国企以民企的待遇：拥有经营权、财务权、人事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随意打中科院这块金字招牌，遇到摆不平的事，可以直接让中科院院长出面交涉。如果说关系比钱还值钱，那么在中国政策比关系还值钱，中国商人倾情打造官商关系，就是为了谋求政策资源，以增强竞底实力。在竞底组织刚刚开始起步时，竞底者一般没有多少竞底实力，这时他靠什么来维持这个竞底组织呢？不同的中国人有不同的办法，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办法就是智慧：陈胜吴广在起事时，靠的是大家对延误期限必被处死的恐惧，他还玩过鱼腹传书、篝火狐鸣的把戏，而刘邦更是鼓吹斩白蛇起义的神话；
第238节：四、竞底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曾国藩的湘军在组建时则靠的是皇帝圣旨，和下属们保家卫国的热血，以及浓厚的乡情；中国式的家族企业在创建时，靠的主要是血缘、亲缘关系。但在这形形色色的方法背后，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竞底者对被竞底者的一个美好承诺：陈胜吴广向大家承诺的，是轰轰烈烈活一生；曾国藩向湘军承诺的，是建功立业、升官发财；家族企业憧憬的，自然是共同富裕。强有力的承诺，无疑将增加竞底者的竞底实力，这种承诺不仅需要有足够吸引力的目标，而且要让被竞底者有充分的信心。承诺是面对未来的东西，要使承诺产生力量，竞底者必须有兑现承诺的信用，和相当的人格魅力，这是一个潜在竞底者能够创建竞底组织的最核心关键。楚汉战争期间，项羽舍不得将部下攻打下来的城池分封给他们，手里的金印磨出缺口，还舍不得颁给部下，这样就使手下的大将们（被竞底者）对他失去信心，从而众叛亲离，导致竞底组织崩溃。兑现自己的承诺，往往需要付出成本，为了减少成本，竞底者往往倾向于违背承诺。在竞底社会，并不是所有的不守诺都会带来灾难甚至较大的损失，否则，中国人的诚信就不会有问题。刘邦、朱元璋在夺得天下后，大肆屠戮功臣，显然违背了大家打天下时的诺言，但刘家和朱家的天下，照样延续了数百年。精明的竞底者会在选择遵守诺言和违背诺言之间，作出仔细的权衡和精确的判断，他们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期，投入产出最大的事件，针对最无力反抗的被竞底者，来违背自己的诺言，获取最大的好处。即使在现代，不守承诺也可能安然无恙：联想蛮横地将创业元老倪光南的股权剥夺殆尽，并没有挡住他们成功的脚步。关键是，有时竞底组织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被竞底者在组织中起的作用还相当关键，这时，竞底者选择违背承诺，往往会面临灾难式的风险。
第239节：四、竞底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因此，在自己竞底实力还不够强大时，竞底者绝不能让需要靠承诺维系的竞底组织感到：竞底者不准备兑现承诺。中国人喜欢讲审时度势，此时的竞底者就必须审清楚：是否到了漠视承诺的时机？至于竞底实力强大之后，竞底者当然可以为自己的不守承诺，找出无数的解释，甚至不解释。此时他已经和被竞底者有巨大的竞底落差，昔日倚为心腹或手足的被竞底者，再也无足轻重，翻不起大浪。但如果信守承诺的成本不是太惊人，竞底者还是应该首选信守。在中国，一个老板能够说话算数，在员工的眼里是头等美德，拥有这种声誉的人，将更容易将竞底顺畅地进行下去。案例：阿里巴巴ceo马云谈创建团队对于起步时的竞底组织建设，马云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完全符合竞底理论：创业时期不要找明星团队，不要把一些成功者聚在一起，尤其是那种35岁的，40岁的话已经有钱了，成功了的人，已经成功过在一起创业很难，创业初期要寻找那些没有成功，渴望成功，团结的团队。等到事业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请一些人才。创业要找最合适的人，不一定要找最成功的人。为什么创业不一定要找最成功的人呢？因为这些人拥有较强的竞底实力，不易与他们形成竞底落差。而那些没有成功，渴望成功的人，则一没有资源，二有对内竞底精神，能够忍受强力的竞底。马云的另一段话，也说出了竞底者的心声：当你有一个傻瓜时，你会很痛苦；你有５０个傻瓜是最幸福的，吃饭、睡觉、上厕所排着队去的；你有一个聪明人时很带劲，你有５０个聪明人实际上是最痛苦的，谁都不服谁。一个傻瓜很难教、很难竞底，那简直是傻瓜在对马云竞底，所以马云很痛苦，50个傻瓜当然就好竞底了；而一个聪明人不必对他竞底，他能自己干好事。而50个聪明人自然也无法竞底，反而会联合起来对马云竞底，所以他最痛苦。在这一点上，任正非比马云厉害些，他禁止华为的干部联名提意见，坚持不让50个聪明人合在一起，那样就可以各个分别竞底。
第240节：四、竞底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马云无意间流露的话语，反映了中国竞底者的两种心声：1。喜欢傻瓜不喜欢聪明人；2。傻瓜合在一起是好事，聪明人必须让他们一盘散沙。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与马云的话相反，同样是从事it行业的美国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说：刚创业时，最先录用的10个人将决定公司成败，而每一个人都是这家公司的十分之一。如果10个人中有3个人不是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要让你公司里30％的人不够好呢？案例：联想竞底实力的培养1984年联想成立时，只有中科院计算所投资的20万美元和20平方米的小库房。但实际上，它有着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打中科院的牌子，获得中科院的支持，却有独立的人权、财权、经营权。柳传志军人出身，当时毫无经营头脑，唯一能卖的只有官办公司这个金字招牌。联想成立后没有任何战略，跟着市场的风潮，倒卖过彩电、旱冰鞋、电子表，甚至萝卜、白菜。最后，由于科学院要进口500台电脑，才因地利人和，联想接到这个大订单，一口吞下巨额暴利70万。联想由此尝到甜头，开始在官场进行充分的竞底。当时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倒们，都在利用倒卖批文赚钱，但真正善于经营官场关系的却不多。联想在1998年入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已经可以请到在任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来助阵；在香港召开酒会时，能让科学院院长专程率众前往捧场。能这样便利地调动国家资源的企业，在早期可谓绝无仅有。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内，联想已经快速为自己积聚了竞底实力。他们看准了当时中国信息和电子产业，由于没有自主品牌，国家迫切需要推出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因此得到了大力扶持，包括资金、销售等方面的关键性的扶持。柳传志正是看到了政府的这条底线，因此大力在边缘打擦边球。但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他曾经九死一生，多次差点进了监狱，每一次都是政府官员考虑到中国缺少柳传志这样的国有企业家，着眼于大局，才把他从监狱门前拉了回来。
第241节：四、竞底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在这一点上，柳传志比黄光裕的竞底策略和时机，都要强得多。案例：李一男竞底实力的培养李一男在华为是一个神话：刚入职半个月，就成为主任工程师，半年后成为中央研究部副总裁，为该部门总裁，曾内定为华为的接班人。李一男率领部下开发出万门程控，为华为的起飞奠定了技术和产品基础。李一男既擅长具体的研发工作，对未来的技术发展也有准确的战略眼光，显然，研发也是他最喜爱的工作。但任正非从来不喜欢被人控制，李一男主管研发久了，功劳大了，就有可能功高震主，因此，1988年后，他将最适合主管研发、最喜爱研发工作的李一男从研发部门调走，让他担任产品营销委员会主任、华为电器总裁、北京研究所所长。一个能干而富有独立精神的杰出者当然不愿像螺丝钉一样随便被拧到一个地方，这使李一男对任正非的用人文化产生了反感。但这种岗位轮换也确实增加了李一男的阅历、经验：通过在营销委员会担任主任，他了解了华为的狼性市场营销方式；通过在华为电器担任总裁，他获得了经营一家独立公司的经验；通过在北京做研究所所长，他熟悉了北京的环境，深入了解了数据通信领域。最终他在北京创业的港湾公司主要就做数据通信产品。当李一男离开华为，成为一个竞底者时，他有着在华为成功的神话和众多风险投资对他的青睐，华为数百名技术骨干对他的仰慕，以及他在华为获得的宝贵经验，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时间，只要假以时日，李一男就能获得巨大成功。但可惜，他遇到了更强悍的竞底高手任正非，后者像一头嗅觉敏锐的老狼，决不会给幼狼成长的时间，将来挑战自己的地位。随着竞底实力的建立，一个竞底组织就将渐渐浮出水面。到了现代商业社会，企业的领导权主要由产权结构确定，那些借助于迷信、神怪的古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