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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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钦定阉党逆案，总计处理的阉党达460余人。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对被害惨死的给予特别礼遇，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邹元标等去世诸臣均加赠官爵。遭削夺的一批东林官员重新起用，同时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在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F0 11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
农业与手工业
明人绘《田家图》
明代腰机
在明朝200多年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方面，《明实录》所载明朝最高人口数字只有7000余万，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上应超出1亿（还有人认为可能达到1。5亿）。明朝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增长，最多时超过8亿亩，但耕地面积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人口膨胀规模，已经形成了人口压力严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面。
明人绘《田家图》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朝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明朝人总结说，三吴明代青花云龙纹扁瓶地区赋税苛重，然而“闾阎不困”，就是因为当地人“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竞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见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已经压倒稻作，“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压倒稻作，“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依赖邻近地区提供商品粮，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江南本为唐宋以来最大的粮食产区，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而到明代，由于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谚语已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明朝后期的常熟人谭晓，因当地“田多洼芜”，低价购买了大量空闲土地，雇佣乡民百余人，“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视地形、土壤情况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凫昆虫，此类副产品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其本人“纤啬惮费”，生活节俭，因此“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见李诩《戒庵老明代镀金铜佛塔人漫笔》卷4“谈参传”条）。经营地主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称，“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见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明朝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在前代基础上继续有所扩大，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制瓷业中以吹釉法代替过去的刷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有利于烧制大型瓷器。采矿业较多地使用火药爆破技术，冶炼业则广泛利用煤为燃料，并使用活塞式木风箱。丝织业中改进了提花织机，使织品档次提高，更加富于变化。印刷业中铜活字普遍使用，套印和饾版、拱花技巧的发展，可以印出非常精美的彩图。明初沿袭元制，官手工业发达，工匠单立为匠户，世代不得脱籍。其中少量为在京的住坐匠，无工作自由，每月定期服役；大部分为各地轮班匠，轮流至京服役，四年一次，每次三月，往返路费自理，其余时间可以自行从事手工业生产。明朝中叶以后，工匠逐渐可以纳银代役，身份趋于自由。
明代腰机花楼机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这也就是学术界习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方面较早的记载见于苏州丝织业。当地已织绢为生的“机户”多达数万家，其中大部分仍属家庭手工业性质，但一部分经营成功、扩大生产规模的人已发展为拥有织机数十张、雇佣工人数十上百名的手工工场主。工场中的劳动者“织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形成“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状况（见《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而且他们与雇主并无主奴、师徒一类依附关系，基本上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类似的生产关系，在明后期南方一些地区的榨油、制瓷、矿冶、造纸等行业中均有出现。一些商人插足于棉织、丝织生产，通过贷款、预付原料、提供织机等方式，以包买商的身份控制了一批家庭手工业者，将他们变成在家工作的雇佣工人。不过就总体而言，这种出于市场需求、以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在明朝仍然只是出现于局部范围的局部行业，尚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
商品经济的繁荣（1）
明代都市绸缎店
明人绘《货郎图》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图盘明代白玉螭龙杯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明代钱币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明代都市绸缎店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成书于神宗万历时期的《歙志风土论》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其中赞誉明孝宗弘治年间“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为“一时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穆宗隆庆初“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到万历时“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这一类对明朝后期百年之间社会风气变化的叙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方志里也颇不乏见。归纳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商品经济的繁荣（2）
明人绘《货郎图》另一方面，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而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又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朝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的冲击。
赋役与户籍
明代《南村别墅图》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以其为基础征发赋役。其中民户为国家常规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军户、匠户因已有军役、匠役的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