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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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见济当上太子的第二年竟然病故，而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储位又虚悬，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中大臣们急于落实的事情。大臣章纶、钟同上表重立朱见深为太子，复位东宫，景帝竟找借口下令逮捕章纶、钟同，钟同竟然被活活打死。但立太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景帝和群臣。对于景帝立谁为太子，大臣们又开始争论，意见无法一致。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有的主张立襄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倒。十六日，各位朝臣相约第二天上朝与景帝商议立太子之事。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发生了“夺门之变”。景帝失去了皇位，景帝立储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原来，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看到景帝病重，便策划拥英宗为帝。十六日夜，徐有贞一方面秘密调集军力，一方面派内线通知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急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便前往南宫迎接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改年号为天顺。被软禁了八年的朱祁镇，瞬息之间，就这样又登上帝位，复辟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早朝的钟鼓声把病榻上的景帝从梦中惊醒。当他得知英宗复辟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英宗把重病中的景帝削去帝号，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过了一个多月，景帝病故，可怜只活了30岁。景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成了明代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位以后，于谦、陈循等大臣相继被捕，“夺门之变”的第五天，于谦被罗织以“意欲谋反”罪名惨遭杀害。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英宗对积极策划“夺门之变”的“功臣们”论功行赏，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石亨被封为忠国公。

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却十分喜欢射箭、骑狩与曲乐，甚至还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一次就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并赐姓朱。武宗还爱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忘返。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钱宁等。武宗常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朝臣如果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武宗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

武宗的宠臣江彬逐渐垄断了朝政大权。江彬经常引导武宗郊游，爱好游玩的武宗自然乐此不疲。

《春庭行乐图》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在外游玩了一年的武宗返回北京。由于此行数千里，随行的各路官员大多累病累倒了，可武宗毫无倦意，游玩的兴致依旧不减。刚休息了没几天，武宗便又想南巡。

而当时，明中央政府的税赋主要就靠东南这几个省区，武宗“南巡”无疑会劳民伤财。朝臣们就发动了一场反对武宗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上疏劝谏，武宗称病不上朝。士大夫们又跪下请求武宗收回成命。武宗和“南巡”的总策划江彬大怒：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下令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六人逮捕入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被罚跪在午门外5日，并各杖三十，降级调外用，黄兆、陆震等各杖五十，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有十一人被杖致死。

朱厚照作为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日事淫乐，常离京游乐，致使政事益坏，最后还是葬身于南巡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提督南赣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平定，朱宸濠被活捉。武宗接奏后，让人封锁消息，仍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兵讨伐朱宸濠，其实是借此机会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当年12月，武宗一行到达南京，乐不思蜀，一直在南京呆了8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京。在回京途中，又到一个叫积水池的地方垂钓取乐，突然钓船倾覆，武宗落水，虽被救起，但从此一病不起，在31岁时草草地走完了他的荒淫之道。

嘉靖大礼议（1）

1521年，荒淫无度的武宗病死，未留下一儿一女。按朱元璋的祖训，无子传弟，但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只活到三岁便夭折了。这样，武宗之后的皇帝宝座只有留给旁支了。

武宗死后，皇太后张氏同阁臣杨廷和商议，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关于嘉靖皇帝登极，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朱厚熜是坐着囚车上任的。武宗死后，朱厚熜与河北的一朱家王室之子同时被选中，他们两人都有当皇帝的资格，但只有一个皇位，怎么办？大臣们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两人同时从藩地出发，先到者君，后到者臣。但是从河北到北京只有100多公里，而从朱厚熜的藩地到京城却有1000多公里，朱厚熜召集王府官吏们商议怎样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北京。有人提出，要朱厚熜化装成囚犯，坐上囚车，日夜兼行。因囚车沿途无人敢拦，这样可日行二百多里，有望在十日内赶到。结果朱厚熜果然先到，当上了皇帝。

嘉靖继位不久便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礼议风波：嘉靖皇帝就是不肯在法理上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非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帝，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大礼议”的起因和表面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该如何称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后又该如何称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礼仪称谓问题。世宗主张给予自己过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应该把其生父兴献王追封为“恭睿献皇帝”，而孝宗的一些旧臣，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则力主视世宗为孝宗的继子，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

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20年。

世宗即位五天之后，就召集礼官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问题。礼部尚书毛澄请示首辅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说，因为世宗为入继之君，应该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世宗之亲生父亲）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看后大怒，说：“父母难道还能变吗？你们再商议！”毛澄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廷和也亲自上疏要世宗服从礼部的意见。世宗坚决不从。这时，观政进士张璁呈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看了很高兴，马上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仍然不肯让步，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应被视为奸佞之徒，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无法让世宗改变观点，便起草敕令给礼部，同意称世宗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世宗之母为兴献后。

兴献王及王妃的封号虽然改称为“帝”、“后”，但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称母，在其前还得冠以“本生”，而又需称伯父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再经过一番斗争，世宗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考”的目的。但“本生”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形成了“两考”、“两父”并尊的局面，世宗还是不能如愿。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这项提议对世宗来说正中下怀，但世宗还假惺惺地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仍然要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可否。结果，有250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八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

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朱祐杬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做了皇帝，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原来的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1524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并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亲自安排下，开始了长达46年的显陵建设。

随着议礼的进行，朝廷两派宗法理说之论争已经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世宗以议礼态度作为标准，来划分界限，统治集团的组成相应发生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阁臣元老权力日益丧失。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嘉靖大礼议（2）

世宗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投入到议大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嘉靖则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昏庸统治。

万历朝“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

但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

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

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都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四人严厉降处。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财气”四病，深得群臣赞同，又受到大学土王家屏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除了继续陈请早行册立之外，还陈请神宗对朱常洛及早进行“预教”（出阁读书），这个“预教”，其实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旦举行，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无奈，不得不表态：第二年就举行建储典礼。但一年过去了，神宗仍找各种借口拖延，朝廷内外纷纷传言神宗将废长立爱。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三人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王锡爵遂即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朱常洛，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却告谕礼官，同时将三人封王。这个谕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对，群情激愤，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有上百本。当年闰十一月，经过群臣反复执争，神宗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胜利。

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嫡”之说不放。后来经过群臣连续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的奏请，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藩王被封后，必须立即就藩之国。但是，福王被封后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师，不之国。福王不之国，太子的地位就不稳定。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之国的奏章不断，万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万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同时提出条件，福王庄田要达到四万顷。然而，又无法凑足四万顷之数，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二万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将朱常洵封国洛阳，满朝文武才如释重负。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