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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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七年张太后病重，不久过世。病危时，还召见杨士奇、杨溥，询问国家现在还有什么大事要办，她知道英宗不懂事，想趁自己还在的时候，把该办的事先办了。杨士奇接连上书指出国家急需办而还未办的事情。可惜，杨士奇第三封奏疏还没上，张太后便病逝了。由于失去张太后的钳制，几位重臣又死的死，辞职的辞职，王振肆无忌惮，开始擅权，朝臣中附和自己的便大加提拔，反对自己的一律排挤，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他还把明太祖挂在宫内的那块“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给摘了下来。正统十四年，他怂恿皇帝亲征瓦剌，由于准备仓促，而王振又越俎代庖，干预军队的指挥，导致明军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亦妻亦母万贵妃
万贵妃像明英宗被瓦剌所掳后，举朝震惊。皇宫里更是人心惶惶，孙太后（宣宗时的孙皇后）和英宗皇后钱氏马上搜罗宫中的金银珠宝，满满地装驮了八匹马，派太监运送给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瓦剌好不容易掳获英宗，以为奇货可居，当然不肯。天不可一日无君，赎不回英宗，而此时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才两岁。国家这时面临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一个年长的君主实在难以应付这次灾难。因此孙太后便立英宗的弟弟为皇帝，也就是景帝，而朱见深则被立为皇太子。景帝当然希望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侄子朱见深。在景泰三年，朱见深被废为沂王。后来明英宗又重新夺回皇位，朱见深才被复立为皇太子，朱见深得到储君之位可以说是经历了颇多的磨难。在这重重的磨难中，朱见深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宫女陪伴着，这就是后来的万贵妃。
万氏是山东诸城人，四岁的时候便已经入宫，原本是孙太后身边的宫女。她面目清秀，又聪明伶俐，是孙太后的心腹，经常随侍左右。此时皇太子太小，孙太后便让万氏去照顾他。可能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宪宗生性懦弱，什么事都很依赖万氏。传说，万氏在宪宗身边，经常是戎装打扮，宪宗十分喜欢。可能过早地经历政治上的险恶，给宪宗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宪宗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此他觉得有锦衣卫、东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还不足够，又增设了西厂，来刺探情报。而万氏的戎装打扮也可能会给宪宗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宪宗又有点口吃，不喜欢见生人。但是皇帝要上“经筵”，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懦弱的他当然不敢违反。每次上课，他坐在位子上，任凭翰林院的讲官怎么问难，他总是一言不发，好像在听，又好像没在听，讲官对此毫无办法。下课之后，按例皇帝要留讲官们吃饭的，以示尊师之意。这次皇帝总是要开口，宪宗就只讲一句：“先生吃酒饭！”就让太监们示意讲明刺绣芙蓉鸳鸯图官退下。宪宗的这些心理，从小照顾宪宗长大的万贵妃当然知道，这也是万氏以后虽年老色衰，但却始终受宠的原因。宪宗待万贵妃也与别人不同，叫她“万侍长”。在宪宗那里，万贵妃扮演的是亦妻亦母的角色。
宪宗朱见深十六岁即位，万氏已经是三十五岁了，半老的她依然风情不减，而且更加懂得迎合帝意。宪宗几次想立万氏为皇后，但阻力太大，因为举国上下不会同意一个大皇帝十九岁的随侍宫女来母仪天下。后来万氏只是得了一个贵妃的封号，可在皇帝的心中，万氏的地位与皇后是一般无二的。万氏平日也仗着皇帝的宠爱，横行后宫，不把皇后放在眼里。吴皇后愤愤不平，一次抓着万氏的过错，令宫妇杖责万氏。万氏何曾受过这样的罪，马上到宪宗面前哭诉，宪宗龙颜大怒，马上把刚立为皇后的吴氏废掉，改立王氏为后。由于有前车之鉴，王皇后谨小慎微，处处对万氏宽容退让，万氏成了后宫实际的主人。
万氏并不满足，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皇帝生下皇长子。像宣宗时的孙贵妃一样，如果儿子能被立为皇太子，自己母以子贵，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后。因此万氏整天缠着宪宗，尽量不让他到别的嫔妃那儿去。功夫不负苦有心人，在成化二年正月，万氏为宪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宪宗欣喜若狂，万氏晋封为贵妃就是在这时，只要再进一步，只要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自己就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了。可惜，这个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糟糕的是，万氏从此丧失了再生育的能力。万氏把满腔的怨恨撒向其他的嫔妃，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以后还生个一子半女的，好来圆她的皇后梦，因此她不许其他嫔妃比她早生下儿子。从此以后，后宫中那些被宪宗临幸过并且因此而怀孕的嫔妃们都遭了殃，她们所怀的孩子都会被万氏强行打掉。后宫听到“怀孕”这个词，人人色变。而朝廷的大臣们看到皇帝即位多年，仍然没有子嗣，以为是皇帝太专宠万氏的缘故，纷纷上书劝告皇帝要广施恩泽，博爱后宫，不能专宠一人。后来，宪宗偶然临幸纪氏，使纪氏怀孕生子，宫人冒险将皇子养大后送至宪宗跟前，让宪宗喜出望外。由此宪宗知道了万氏以前的种种恶行，但从小养成的依赖使他仍然对万氏宠爱有加。
万氏看到皇长子已经降生，而自己做皇后是无望了，便放松了对其他嫔妃的控制。自此宫中喜讯频传，宪宗的儿女接连诞生。
成化二十三年，已经五十八岁的万贵妃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一口气闭了过去，从此再没醒来。宪宗为此茶饭不思，辍朝七日。从此郁郁寡欢，经常长吁短叹：“万侍长去了，我还能呆多久呢？”没过几个月，宪宗在忧愁中随万贵妃逝去，终年四十岁。明代宫闱令人厌恶的一段丑闻遂告结束。
神宗郑贵妃（1）
“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慢慢走向衰落，接下来的几个皇帝也很平庸。宪宗成化皇帝、孝宗弘治皇帝、武宗正德皇帝、世宗嘉靖皇帝、穆宗隆庆皇帝、神宗万历皇帝几个皇帝中，除孝宗外，其他几个皇帝都乏善可陈。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一心搜罗钱财；而大臣们在徇私结党，互相倾轧。明朝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一般认为，明朝末年的党争起源于万历朝，万历年间的党争则是起于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指储君的人选，立储君，定国本，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而处在这场纷争漩涡中心的就是神宗的郑贵妃和他的儿子——福王郑贵妃像朱常洵。
明神宗十岁就即位，是整个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长达四十八年。在万历年间初期，神宗年幼，张居正柄政。张居正是明代少有的权相、改革家，他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着力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巩固边防，使本已奄奄一息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气象。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神宗开始亲政。神宗不仅懒，不上朝、不理政外，还十分贪财。按说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家一姓的财产，但神宗皇帝十分奇怪，他非要把钱财搜刮进宫，存在自己的小金库里，这样他才欢喜。神宗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四处搜刮民财。民怨最大的是派出矿监和税使，就是派出太监去开采金银等矿和去交通要道设关收税。这些矿监税使的唯一目标就是为皇帝敛财。神宗也知道矿监税使是天怒人怨，但在有生之年，自己实在舍不得这项财源。一次神宗病得不轻，自以为将离开人世。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说：“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万历皇后凤冠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明代政令的发出是由内阁先票拟，进呈给皇帝，皇帝同意之后，便由司礼监代为批红，再发还内阁去执行。沈一贯见神宗有意要废除矿税，大喜，当天便票拟好废除矿税的谕旨进呈，神宗看后同意，也在当晚就回复。但是第二天，神宗感到自己的病竟然要好了，十分后悔，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说矿税不能废。沈一贯不管，仍然要把昨晚的谕旨发下执行。太监叩头恳求，额头都快流出血。沈一贯终于把谕旨发还。当时人便讥笑沈一贯说：“只要你再坚持一会儿，把谕旨发下执行，百姓便可少受几年的苦了。”神宗国事处理得不好也便罢了，家事也弄得一团糟，对明王朝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场纷纷扬扬争论数十年的“争国本”案。而这场纷争的中心就是郑贵妃母子。
郑贵妃，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当差，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慢慢从宫女升至贵妃。在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国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神宗皇后王氏无子，因此按例应封皇长子为皇太子。郑贵妃所生下的皇子排行第三，皇长子早已出生，但神宗不喜欢，迟迟不肯立为太子。皇长子的生母是妃子王氏。王氏本是慈宁宫里的一个小宫女。一次，神宗来到慈宁宫，叫人端水让他洗手。王氏端水进去侍候，神宗一时高兴，便临幸了她，神宗过后也把这件事给忘了。后来王氏怀孕了，李太后追问此事，神宗矢口否认。李太后命人拿出内起居注。明朝有制度，皇帝私幸宫女，都由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在内起居注上记录下来，以备以后查核。神宗看白纸黑字，无法抵赖，李太后又在旁边劝导说：“我老了，想早点抱孙子。如果能早点生下皇子，这也是祖宗有灵，社稷保佑。”神宗这才勉强封王氏为恭妃，同年八月，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
神宗不喜欢恭妃，也不喜欢朱常洛，而郑贵妃一直受到神宗的宠爱。郑贵妃生下朱常洵后，神宗又把她进封为皇贵妃。神宗还向郑贵妃立下誓言，以后会立朱常洵为太子。外廷见皇帝迟迟不立皇长子，而对郑贵妃又宠爱逾分，纷纷担心皇帝会舍长立幼，坏了祖宗的家法。因此诸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早日确定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李太后也对神宗施加压力。一日，李太后故意问神宗：“外廷的大臣都说应该早立长哥（长哥，明宫是对皇太子的称呼），皇帝打算怎么办？”神宗说：“可惜常洛是都人（明宫中称宫人为都人）所生！”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原来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神宗马上伏地请罪，无地自容。
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也不能为所欲为，神宗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他心中又始终不想让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失望。对于群臣早立皇太子的呼声，神宗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他一会儿说，皇长子常洛还太小，等他再年长点再说；一会儿又说，祖宗的家法是立嫡不立长，常洛虽然是长子，但是庶出，皇后现在还年轻，以后还可能生子，那时该怎么办呢？群臣也知道神宗说的这些是托辞，但也没有办法，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而从中可以看出神宗对于郑贵妃一直是一往情深，为了她一人甘愿与满朝文武对抗。
明代女子饰物朱常洛身份迟迟未确定给朱常洛出阁读书、行冠礼、选婚等事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作为亲王还是皇太子在这些事上规格和礼仪上都不一样，因此朱常洛到了十三岁还没有出阁读书。群臣还为这些事到文华门，集体上疏请愿，但神宗就是不让步。谁知这件拖了十几年的难题，竟因为神宗与郑贵妃的一次小小口角而解决了。
神宗郑贵妃（2）
万历二十九年，神宗病了，时常晕迷，只有无子的王皇后在一边照顾。王皇后见神宗病得这么重，时常偷偷哭泣，而郑贵妃却不知正在图谋什么。神宗知道了很生气。神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叫把朱常洛的玉碗拿来。以前家宴时，神宗曾赐给朱常洛、朱常洵各一个玉碗，朱常洛那个由郑贵妃代为收藏。而这时神宗叫郑贵妃拿出来时，郑贵妃说已经找不到了。神宗叫郑贵妃拿朱常洵的玉碗来，郑贵妃一下子就找了出来。神宗为此大为震怒，当晚就下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诏书。第二天，神宗又后悔了，下诏说太子改期再立。沈一贯碍于舆论，这次立场倒是坚定，说：“万死不敢奉诏！”因此，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子。
当然关于国本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万历三十一年，又发生了“《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当时围绕朝中大臣为了立储一事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吏，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赞同早立皇长子为太子，但也常常迎合帝意，想两面讨好。而另一派是以沈鲤为首的正直官员，他们立场坚定，言辞愤激。两派中又掺杂着复杂的切身利害关系，他们借着国本的争斗，常常利用匿名的印刷品来互相攻击对方。早在万历二十六年，京师里就流传着一篇《忧危竑议》，它是作为《闺范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