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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部分

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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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们虽然把赤壁之战当成三足鼎立的开始,但是在赤壁之战后,中国的内战并没有停息。一直到公元222年蜀吴夷陵之战结束后,才真正进入一个和平期。在《三国演义》小说里,夷陵之战双方动用的兵力,蜀国有70万,吴国也有10多万,真实的数字,却是蜀国8万,吴国10万,小说的数字严重“注水”,真实的数字却更值得深思:一场关系两个政权命运的大战,双方只拿出了这么点兵马,只能说人口下降得太厉害。在此之后,三国的历史,进入了一段时期的“和平期”,原因也就很简单了。人这么少,再自相残杀下去,大家都要完蛋。

【三】

三国人口的回升,是从公元221年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年之前,各路枭雄之间的注意力,主要在战争上,那么这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就主要在人口上。

在恢复人口的问题上,当时的魏蜀吴三国都有自己的政策,魏国的政策是屯田,大量士兵兵农合一,增加北方劳动力。吴国的政策,一是招抚北方流民,二是向南扩展,同化南方的“原住民”山越民族,孙权甚至还多次组织军队骚扰北方的苏北、淮南地区,主要任务也是抢掠人口。蜀国方面,无论是诸葛亮做“相父”时期,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亲政的时候,在人口问题上从来不含糊。比如对蜀国和魏国的边境地带,蜀国就多次策动魏国境内的边民逃亡到蜀国,划分土地安置。除了抢对方的人口外,在生孩子方面,三国也唯恐落后于对方,魏蜀吴三个政权,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奖励生育以及强制婚配的政策。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自我疗伤能力一直都很强,在这场有关人口的“和平竞赛”里,中国的人口总量,开始缓慢地回升过来。

曹操建立的曹魏政权,在人口恢复方面走在最前面,本身中原地区人口的基础就比其他地区雄厚,而且在人口增长方面,曹魏也很重视“科技革命”。曹魏统治时代,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又一次革新期,如改良水车等新式农具的推广,加快了农业恢复的速度。曹丕登基的初期,大臣杜恕曾说,现在曹魏的人口总数,不及当年东汉的十分之一,这已经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了。曹魏灭亡蜀汉的时候,曾经把两地的人口做过统计,除去蜀汉地区的人口,曹魏当时的人口,大约有400万了。蜀汉方面,在公元236年,曾经有过人口数量的记载,当时的人口刚刚突破了90万,在曹魏灭亡蜀汉后,以蜀汉方面提供的数字,这时候已经有了95万人。东吴灭亡后,按照王濬清点的吴国政府统计数据,人口已经到达了200万。也就是说,在蜀国和吴国的鼎盛时期,他们两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仍比不上北方的魏国,三国归一的最后胜利者,从这一点上或许就可以决定。

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应该是蜀国灭亡后的三国晚期,到西晋太康之治的这段时期。在西晋武帝时代,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回升到了1600万。之所以有此规模,一来经过长期的对峙,三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另一个原因,就是三国灭亡后,通过重新清查户口,查出来许多被隐瞒的人口和土地(用来逃税)。西晋早期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重新入籍”的政策,即各地原本的户籍作废,重新由政府进行统计,同时减免赋税。许多逃亡的农民,重新入册,这样一来,人口也就大大增长了。东汉末年中国战乱造成的创伤,因此渐渐愈合。

东汉末年至三国人口的减少以及恢复,对中国未来的历史,产生了微妙影响。在常年人口锐减的形势下,三国都注意招揽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地,以增加劳动力,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在这时候到达了高峰。同时北方人口的流动,也改变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来的动乱,与之不无关系。虽然西晋时期中国人口处于回升中,但长期战乱造成的损失,不是短短一二十年就能抹平的。西晋在建国后,采取了错误的统治政策,最后灭亡的结局,也就不奇怪了。


第五章 东吴特殊的坞堡部曲军制

孙吴政权与江东世家大族的关系演变,是孙吴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田余庆先生首先提出后,学者多有论及。依笔者之见,自孙吴立国至孙皓亡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中。孙氏政权赖江东世家大族而立国扬威,江东世家大族也缘孙氏政权而势力日增。

【一】

孙策时期:试探与靠拢。

孙策进入江东后,对江东世家大族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草创江东六郡时,孙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江东大族的实力之厚,年少气锐的他以为,凭他手下众多的能征惯战之士,无须仰给当地大姓,就能在江东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孙策对不服从他号令的人,一概诛之而后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视孙策为叛逆的州郡长吏,如许贡、刘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据一方、不服从孙策号令的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如严白虎、邹他、钱铜等,以及吴地大族如盛宪等。在专赖武力行事的过程中,孙策渐渐看清了江东大族潜在实力的深厚,并进而得出结论:要想在江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改变以前的一味用强政策,实现与江东大族的合作。这是孙策的一大战略转变,尽管孙策生前并没有明确表露这一意图,但我们可以从他安抚、网罗吴地人才的做法中窥知一二。

其一,孙策入吴后,严格约束手下部队,禁止扰民,以博得吴地百姓,当然也包括吴地大姓的好感。入吴之前,孙策在吴地老百姓的传闻中形象不佳,“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在孙策大军入吴后,“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一支战斗力强大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但能得到吴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而且也令江东大族备感宽慰。

其二,孙策对江东大族的结好,主要体现在他对吴地人士的搜罗与重用上。孙策转战江东六郡时,身边除孙氏宗族中人孙河、孙静、吴景等,淮泗精英如张昭、周瑜、黄盖、程普、周泰等跟随外,还有一批江东的文臣武将,其数量虽不可与孙权时期同日而语,但也是孙策倾心接纳的结果。而且,这批吴地人士大多身居显职,孙策也视之为股肱,倚之颇深。如朱治,丹阳人,孙策进军江东时,朱治以吴郡都尉的身份驱走原吴郡太守许贡,迎孙策顺利入吴。朱治资历既高,功劳又著,又与吴地大姓关系密切,在吴地有着相当的表率作用。虞翻,会稽余姚人,孙策攻王朗时依附,他不见容于孙权,却为孙策所重,孙策甚至让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风采的打算。虞姓为会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与朱治的依附,对吴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范作用。其他如董袭,会稽余姚人,“孙策入郡,袭迎于高迁亭”,是最早投附孙吴政权的吴地人士之一;凌操,吴郡余杭人,“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贺齐,会稽山阴人,“孙策临郡,察举孝廉”,后戎马一生,为孙吴政权东征西讨;全柔,吴郡钱塘人,“孙策到吴,柔举兵先附,策表柔为丹杨都慰”,全柔出身名门,祖上曾为汉尚书郎右丞,算得上江东文化士族,影响力颇大;还有芮良,丹阳人,父芮祉跟随孙坚征战,自己跟从孙策平定江东,“策以为会稽东部都尉”。这批江东人士在孙策入吴前后就已融入孙氏集团,并对孙吴政权忠心耿耿,权势与地位也日见其上,除虞翻为孙权流放外,其余大多被孙权重用。

孙策的这一战略意图,在他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得到了最终体现。孙策临去世时,张昭等人按常理推测,孙策极可能会选择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样以“骁悍果烈”著称的三弟孙翊为继承人,却不料孙策选中了孙权。“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而策呼权,佩以印绶”。原因孙策交待得很清楚,“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立足江东,不能单凭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处理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决定孙氏前途的关键问题上,光有武力的孙翊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的孙权才是最佳人选。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对王朗,不过是尽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当势力强大的孙策拥众南下时,江东大族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依附问题关系到江东大族的前途去向,意义相当重大,在不能断定孙策能否保护其根本利益之时,江东大族是不会贸然投靠的。换言之,一旦孙策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和能力,那么江东大族的倾心归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孙氏集团势力的逐步稳固和扩大,尤其在孙策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后,江东大族的猜疑之心渐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虽去,与孙氏集团全面携手的时机却还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时日。

【二】

孙权时期:合作与打击。

孙权统治时期,大致可以陆逊为相的赤乌七年(公元22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孙吴政权逐步实现了和江东大族的全面合作,后一阶段则是孙权对江东大族刻意防范和打击的时期。当江东大族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是孙权对江东大族防范和打击升级的开始,陆逊之死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孙权即位后,对江东大族以招抚为主。由于孙策掌权时已经对江东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态度,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孙权初即位时,“深险之地锋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孙权在张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亲信将领攻打吴郡、会稽、丹阳三郡的山越族,还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扩大统治基础。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鲁肃、诸葛谨、严峻、步骘等人,也包括江东大族中人,顾徽、陆绩、张允、张温、驼统、陆逊、陆瑁、朱恒、吾粲等人,均在此时进入孙氏统治集团。

随着孙权对江东大族的倚重,迎来了孙氏集团和江东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标志就是吴地士人大量进入孙吴政府并分享最高层权力。在基层州郡,孙吴和曹魏一样,早在嘉禾年间(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设立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后称大公正),郡设中正。这一制度的设立,得利最大的当然是江东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国志·吴书·朱治传》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在中央政府,顾雍从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于任上,为相19年,陆逊则自夷陵之战后,屡迁为上大将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这样,吴国的最高文职丞相,最高武职上大将军,两者均落入吴人之手,足以说明江东大族的势力至此已发展到极盛。

在江东大族势力迅猛发展之际,危险也同时出现。孙权对江东大族的猜忌和怀疑日渐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具体体现在暨艳案、吕壹事件和二宫之争这三件事上。暨艳案发生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张温、暨艳是吴郡人,与顾、陆大姓关系密切,张温之妹就嫁给了顾雍子顾承。二人以“核选三署”为名,行“弹射百僚”之实,矛头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孙邵、太守王靖,这自然引起淮泗集团的强烈不满。

孙权坚决站在淮泗集团一边,不顾骆统、陆瑁等人上疏求情,杀暨艳、废张温,此后张温一族也从吴国政治中消失。吕壹事件发生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这一次是孙权借校事吕壹之手对江东大族势力进行抑制,首当其冲的是丞相吴人顾雍,然后是左将军吴人吕据,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引起江东大族的强烈不安。而骠骑将军步骘、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极力反对,最后孙权不得不以吕壹为替罪羊,一杀了事。

如果说,前两事件对江东大族的打击还只在局部,那么二宫之争对江东大族的打击就可谓伤筋动骨了。二宫之争是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间的夺位之争。大体而言,江东大族多支持太子孙和,淮泗集团则大都拥护鲁王孙霸,孙权对二宫之争貌似公允实则偏心处置,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打击江东大族势力的决心。

他先将丞相陆逊逼得“愤恚致卒”后,继续遣使责问陆逊子陆抗二十事。接着,原丞相顾雍子顾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被诛杀,张纯弃市,江东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摧折殆尽。相形之下,孙权对参与二宫之争的淮泗人物的处置却是轻描淡写的,仅全寄、惕竺、吴安、孙奇4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遭诛,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骘等反受升迁。

孙权对江东大族坚决打击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陈寿所说的孙权疑心过重,即“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层次的。

从政治上看,孙吴国内除孙氏宗室外,另有两股政治势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集团,这两股势力共同辅佐孙氏政权成就霸业,与曹魏、刘蜀相抗,但又互相约束、牵制,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孙吴开国,多是倚仗淮泗精英,但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北方士人暂时不再南渡,南渡北士集团因为后备人才不足,日渐衰退。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名将周瑜、鲁肃、吕蒙等均已去世,此后南渡北士难以担纲孙吴政权中的重要角色。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盘踞江东多年的江东大族,势力深厚,影响深远,因此后备人才源源不断,又加上控制了吴国的官员仕进途径,他们的政治上升势头有超过前者的趋势,这自然会破坏已有的政治平衡。

这种趋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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