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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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张仲景的医学研究还受制于当时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秦汉时的科技比之后世还较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学手段，精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完整的生物学体系的条件下，张仲景必须用医学理论的完善来突破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足，巧妙运用药物协同配伍弥补单味药物的原始性。这一切都必须在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
其四，受当时医家门户之见的约束。两汉学风最重师承、门派，如五经治学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规、学风乃至严格的师承，向他家学习和创新往往被看作是对师门的背叛。医家的分派虽不可考，但从张仲景“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感叹来看，医学的状况与儒学的相差无几。因此，张仲景进行创新，以及“博采众方”都肯定会受到这种情况的限制。
历代医家多以医见业，以医闻名，张仲景则不然，从流传下来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中，他除了医术高明外，还是一位以才闻名的士人。他有着完整的仕宦经历，所担当的也不是太医令一类与医学有关的官员，而是侍中、太守一类的中央和地方高官。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在医学家中可谓绝无仅有。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批评那些医德小修、医风不正的医生，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的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而他的理论，在后世被不断完善，虽然伤寒疾病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仍然是中国的大害，但不争的事实是，在张仲景的努力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越来越低了。到了隋唐时代，中医已经有了完整的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中国的人口也因此直线上升，后来的中国另一个盛世——大唐盛世，也因此从中受益颇深。
张仲景过世的时间，后来的史家说法很多，有说是公元215年的，也有说是公元219年的。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公元1727年）、“医圣张仲景故里”（公元1900年）。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得比较完整。
第四章 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解密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演义”时代，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信不同的人都能总结出不同的内容来。积极的说法是，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期，改朝换代的时期，军事思想革新的时期；消极的说法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战乱的时期，分裂的时期，灾难深重的时期。然而就后世而言，“三国”对中国历史的一大影响，却是公认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人口锐减的时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始于中国商周时代，但是中国人口的演变趋势，如果画一个图表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反复的曲线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人口大规模减少的时期，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更是这种时期的“加强版”。这段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在前代后世，恐怕都很难找出第二个时代与之相比。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也震惊于三国人口减少的惊人局面，发出了“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的感慨。
但是，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难道仅仅是战争这么简单？这样的人口锐减，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
在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那段时代的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了6000万。然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了，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到了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公元157年，东汉政府曾经清查过全国的户口，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人口是5600多万，略低于汉和帝时代近6000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公元221年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虽然各类史家列出的这时期人口数字出入比较大，但大幅度下降的情景，却是让人震惊的：唐人杜佑《通典》记录，东汉桓灵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中国的人口就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但这时候的中国并没有和平，在这“十无一二”的人口惨景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战，曹操南下平荆州，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收巴蜀，曹操收河西的兼并战。直到公元221年吴蜀彝陵之战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期。这期间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之战，人口的减少可想而知。在“三国”中的魏国建立初期，魏国大臣陈群就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而“三足鼎立”后的具体人口数字，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1年刘禅登基时，人口是90万，到了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94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通计”，中国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537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230万。这样加起来，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超过800万。这还是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后，长期恢复人口生产后才恢复到的数字。甚至在现代，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惊人的结论：史料上的人口数字，依然还是注水的。三国时代中国人口的损失要更大，在《历史不忍细看》中就曾有观点：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了140万。如果这样的话，真可以说是“百不存一”了。
三国人口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触目惊心的。在三国之后，中国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应该是宋末元初。在蒙古帝国灭金朝与宋朝的战争中，中国人口大约下降了40％左右，这算是近一千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灾难了。但是和三国时代的情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东汉末至三国早期的人口锐减，论原因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有一些是我们今天可以想到的，比如从黄巾军起义开始的全国性战乱。当时的黄巾军起义，采取的是全国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一爆发就是“全面战争”，战争蔓延到了全国。又比如东汉末期出现的枭雄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奸雄，权臣董卓在把持大权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不断抓壮丁，导致大量百姓逃亡。而且当时的北方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战争中，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做为“肉盾”充在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常年的相互战争，也造成了大批城镇被毁，许多繁华一时的州县，都变成了无人区。并且东汉末年至三国的战乱，可以说是全国循环的，让老百姓无处可逃。如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随后西北、西南都爆发战争。汉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地区外，几乎都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可以说少之又少。如上原因，在后来史家的记录中，也不止一次被提起。
然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口减少的原因，也有许多被现代人所忽略，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大瘟疫。瘟疫是中国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中国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帝国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中国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我们今天说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说张衡的地动仪，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在东汉晚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5次，其中最严重的1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50年里，黄河有4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5次水灾。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中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二】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所谓“州郡记，如霹雳”，世家大族的力量，正日益超过中央。许多地区，中央只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了。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军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就是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军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这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最惨烈阶段，应该是从董卓进京开始，到赤壁之战结束。这段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并存。“人祸”方面众所周知，权臣董卓本身就是个倒行逆施之徒，他进入洛阳，是整个中原的灾难。他的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让中原大地一度赤地千里。他的“临时政府”不知建设，只知破坏，比如他的士兵每次在洛阳周边巡逻，回来的时候马背上都满载着抢掠来的妇女，所过之处，富庶的村庄尽数被屠杀干净，物资全都被抢掠殆尽。而这时候，中国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路上了。北方糜烂如此，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江东的孙家，荆州的刘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并不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让人艳羡的世外桃源。后来曹操南下荆州，对长江沿岸的打击也非常巨大。
人口的持续锐减，对那时候的格局，以及各路诸侯的主要政策，都产生了影响。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在这场战乱的后期，都开始把人口当作主要的争取对象。曹操在灭掉袁绍后，从户册上发现冀州地区有30万人，竟然让他喜不自胜。刘备在赤壁之战后，之所以不顾孙权有可能抄他后路的危险，一心西进四川，重要的原因就是荆州本地人口凋零，就像庞统在投奔刘备后劝他的那样——“荆州荒残，人物殆尽”，这样的地区，自然不能作为争霸的本钱。在得到四川后，刘备一度势力大兴，也是因为当时的四川有盆地的阻隔，是整个中国受到战乱破坏最轻的地区。四川当地的人口，特别是汉族人，大多属于逃难到这里不久的难民，能够有力气逃难过来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除了争夺人口之外，许多政权也开始采取恢复人口的政策。按照南北朝以及唐朝许多史料的说法，建立东吴的孙权，从登基开始，就下了强令婚配的政策，即男子在12岁之前必须成婚，否则就要法办。曹操之所以采取屯田政策，也是由于人口锐减，特别是农民大量减少，军队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们虽然把赤壁之战当成三足鼎立的开始，但是在赤壁之战后，中国的内战并没有停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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