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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

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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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表只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刘表还有另一条路:东征东吴。

虽然东吴在后来成为“三国”之一,但是在刘表生活的年代,东吴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如果刘表能够占有江南,凭借江南和荆州两地的兵马,即使不能统一北方,也完全可以构筑坚固的正面防线,把长江沿岸连成一片。如果这一步成功的话,刘表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和北方划江而治,就像后来的东晋一样。特别是在曹操与袁绍相持不下的时候,正好是刘表扩张势力的最好机会,刘表却放弃了,他只是想严守边境,结果强大起来的曹操,在击败了老对手袁绍后,转头就给了刘表致命一击。

相较于之前的“用人用其长”,后来的刘表在用人上有很多失误,虽然他手下英雄云集,但许多都和他分道扬镳,还有一些虽和他合作,却面和心不合。我们前面说过,刘表从起家到发家,用人上不看出身,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用人不看出身的刘表,这时却走入了另一个误区——看关系。他重用的大多数人才,无论出身怎样,都有一个共同点:和他有裙带关系。荆州的人才,要想得到刘表的赏识,要么要和他有亲戚关系,要么就要走他的亲戚们,尤其是他的外戚蔡家的路子,否则是很难得到任用的。刘表的性格也有猜忌的一面,他的猜忌和曹操不同,曹操有时候好卸磨杀驴,刘表更甚,基本是磨没卸,就把“驴”给杀了。比如荆州名士刘望之,因为一次进谏时言语上的冲突,就被刘表当场杀害。到他统治的后期,荆州的人才纷纷活动,要么投奔北方,要么转投西南,很少有为刘表所用的。这样的局面下,刘表又能支撑多久呢!

刘表最大的悲剧,就像王夫之说的,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儒生出身。他可以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歌手,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都需要头脑,反观刘表,其笼络的贵族却大大缩水,可见其驭人之道。

公元207年,一生扑在工作上的刘表,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的死,对汉帝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这时候,统一北方的曹操已经大举南下,刘表病重期间,曹操势如破竹收拾荆州的土地。刘表苦心维持近20年的荆州,就这么结束了。当年繁华的局面,在之后荆州的战乱中几乎全部被毁,唯一例外的,就是他开创的荆州学,之后两千年,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朵奇葩。


第三章 欧洲最景仰的中国医生

所谓“乱世出英雄”,东汉末年至整个三国,是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乱世,而且各个阶层都有。从横扫天下的帝王,到走街串巷的医生,名垂青史的人物一抓一大把,几乎每一个在这个时代有“出镜率”的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都会被演义成一段传说。直到今天,说起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即使是对历史最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如数家珍。

但是,如果要问海外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对西方中世纪的苦难有深切了解的人,许多人也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答案:张仲景,一个这个年代里的中国医生。

说医生,特别是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医生,在中国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莫过于华佗先生了。正史中的记载,外加野史中的八卦,让这位老人家成了历代中国人公认的“神医”,甚至成了形容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若纯粹以医学成就论,知名度不如华佗的张仲景,其成就丝毫不在华佗之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医学成就,已经超越了国界,拯救了东西方的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身为医生的他,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崇高称号:医圣。

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只有一个:比起华佗药到病除,可治百病的神话,张仲景不是神话,而是一个事实。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攻克绝症——鼠疫的人。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的东汉时代,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医生是个低贱的职业。张仲景出身不差,在汉朝,他的家族是世代官宦大族,到他这一代虽然中落了,可依然还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张宗汉曾在东汉做过地方官,张仲景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按照他父亲的设想,张仲景应当刻苦读书,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可放到张仲景身上,这样的人生理想却“跑偏”了,张仲景最感兴趣的书,是医书,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好医生。

说起张仲景这个选择,现代人都说他很“伟大”,但封建社会的史家们,却有很多说他匪夷所思,一个上流社会的子弟,非要去做身份低微的医生,放在谁身上都是“奇闻”。张仲景之所以如此,按照很多史料的说法,是因为他在家中藏书中,读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对扁鹊非常佩服,做医生的愿望从此开始萌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一场大病,甚至差点因此丧命,幸亏他生活的南阳郡有一个名医张伯祖,经他的诊治,才算把小张仲景从鬼门关上给拉了回来。痊愈之后的张仲景,从11岁开始跟随张伯祖学医,历经数年终成大器。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记录在张仲景后来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中,他在序言里写道自己家族中有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这种叫伤寒的病,而在他所生活的南阳郡,东汉时期更是伤寒瘟疫的重灾区。从小到大,耳闻目睹了这种疾病带来的灾难,也因此萌生了战胜这种灾难的愿望。

说到“伤寒”这种病毒,后人既熟悉又陌生,也有人把这种病简单地说成感冒,但是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伤寒是一种意味着死亡的不治之症,在欧洲它有一个更恐怖的名字——黑死病。伤寒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来自北方蒙古草原,在西医里,它又被称为草原鼠疫病,简称叫鼠疫。说到这种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千年的历史中不胜枚举,比如在中世纪西方大规模的鼠疫灾难中,整个西欧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亡,以至于它有了一个别名黑死病。在西欧之前,东汉时代的中国,也在遭受同样的灾难。

鼠疫的传入,起于西汉和匈奴帝国的战争,这种发端于北方草原的疾病,因为持续的战争被带入了中原汉地。早期的中医,对这种疾病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这种疾病就周而复始地在中原地区爆发,特别是每当有战争、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这种疾病更会大规模地爆发。根据现代许多西方地质学家的研究,公元2世纪左右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一段“地质活动活跃期”,活跃的结果,就是从东汉中期开始频繁发生地震。而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地震知识,每次大规模的地震等灾害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瘟疫,在当时,鼠疫就是其中的主角。如此一来周而复始,给整个中华民族,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仅以人口论,西汉中期,中国人口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6000万人,但是从此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数字,直到举世闻名的唐朝“开元盛世”时期,才真正超越了这个记录。其中原因,除了持久的战乱之外,就是循环爆发的瘟疫。这样的情况,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人类文明中毁于瘟疫的不在少数,而这时期鼠疫的破坏,也一次比一次加剧。

这时期的张仲景,开始了自己的学医之路。他的老师张伯祖,是个非常称职的老师,不但教他医术,更常年带他在外行医。张仲景本人也勤于学习,医术进步很快,当时张仲景的一个同乡就断定张仲景的身上没有官宦之气,外加他才思敏捷,思虑周密,只要静下心来研究医术,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事实也照着他的预想进行,20出头的时候,张仲景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张伯祖开始让他独自行医,在病人的评价里,他这时候的医术,已经追上了他的恩师。

但是被认为不适合做官的张仲景,在他学医的关键时期,却不得不暂时放下学医去做官了,原因,还是来自张仲景家庭的压力。张家世代为官,张仲景的几个兄弟死于疾病,张仲景的父亲,希望张仲景能入朝为官。在父亲的反复教训下,张仲景为了“孝道”,最后屈从于家族的压力,东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参加了“孝廉”考试。东汉的举孝廉制度,被举孝廉的人都有官做,但需要参加考试来考核能力。张仲景的考试成绩不差,因此成了长沙太守。可张仲景却把太守一职,做成了一个医生,他到长沙之后,除了忙碌公务之外,其他时间就是研究医术和看病。那时候的长沙,属于“烟瘴之地”,即疾病多发的地区,当地经济落后,瘟疫横行。张仲景到长沙后,就接连赶上当地的瘟疫,作为太守,张仲景主动配药,并且在衙门门口熬好药汤,义务分发给老百姓。到了后来,他干脆在当地的衙门里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当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门求医,这种行医方法,也让他有了个绰号:坐堂医生。

张仲景医术的精进,就是在他任职长沙期间,除了因为长年行医的经验外,他还认识了许多当地的名医,对能够帮助自己的名医,他都虚心求教。比如当地著名的神医“王神仙”,在治疗毒疮上有建树,他就不顾路途遥远,跑到其居住的襄阳去求教。进入公元3世纪后,北方的内战越演越烈,张仲景的官当不成了,他开始撰写自己医学生涯里最重要的著作——《伤寒杂病论》。这是他经过几十年行医,总结出的治疗伤寒疾病的办法,在整个中国中医历史中,这是第一部真正找到攻克伤寒疾病方法的书。

这套书的写作地点,是岭南地区,辞官以后的张仲景,长期生活在这里。中原的战火当时并没有波及到岭南,这也让他有了比较稳定的写作环境。后来,他又完成了《辩伤寒》十卷。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伤寒疾病的研究,连后来挣扎在黑死病中的欧洲也受益匪浅。欧洲最早的治疗黑死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翻译过来的《伤寒杂病论》一书。欧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说:“他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张仲景在其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首创辨证论治临床诊疗体系,这是中医学的一次伟大的划时代变革,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张仲景是传统中医学的奠基人。

当代医家以及史学家在论及张仲景对祖国医学这一重大贡献时,总是强调这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时代背景和张仲景的个人因素。

论及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的时代因素,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不能脱离时代而孤立存在,正所谓时代孕育伟人。张仲景所处的时代对其创作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医学发展很快,中医名家辈出,战国时的扁鹊(秦越人),西汉时的仓公(淳于意),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都可谓是“妙手回春”之士。众多的名医为中医学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黄帝内经》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中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药物种类都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一切都为张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其次,由于张仲景的士人身份,东汉儒学的发展与士人的特征也是对其影响较大的因素。西汉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其治经的主旨是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到了东汉,古文经学逐渐抬头,强调考据、训诂,讲究严格的推理过程。这种学术流派的变化为学术研究从随意向严谨过渡提供了条件,而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东汉的儒士与西汉的儒士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儒士重学问、轻品德,追求功名利禄,东汉的儒士崇尚节义,忠君爱民,这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再者,张仲景所处地区社会条件相对优越,是其成就的必备条件。南阳郡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在东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郡治宛城是东汉“三都”之一,从经济上说又是工商业的“五都”之一。张衡的《南都赋》形象地说明了宛城和南阳郡的繁华,这种优越的社会环境为张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东汉儒学分为两派,“北学”以郑玄为代表,以深芜著称;“南学”则以司马徽、宋忠以及其学生李仁、尹默、王肃为代表,是以约简见长。“南学”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物皆教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一个影响张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南阳郡遭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这战乱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大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使人们的思想空虚无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都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大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导致人们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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