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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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变法，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一个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因为自耕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收取税收的税源扩大，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建立完备的财政收支体系。这一点上，战国变法的宗师李悝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农伤则国贫。但是对于各路诸侯国来说，自耕农的增加是最困难的，因为国君下面的地主阶层，都在想方设法地隐瞒人口，把大量的人口变为自己的佃农。所以魏国变法的时候，采取的是国家提供农具和法律保护的方式，来增加自耕农数量，而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严苛到一户农家里，兄弟成人后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处罚，且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赵国名将赵奢早年做税官时，之所以开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为平原君故意隐瞒人口，逃避赋税。一个封建制国家勃兴的时期，势必是自耕农数量甚多的时期，而一个封建制国家衰落的主要起点，就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这个经济规律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在富裕程度上，还不能和后来的汉唐宋明相比，那时候生产落后，土地产量低，一家自耕农的土地，大约在30亩左右。他们拥有种子、农具，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税率不相同，以魏国强盛时期的魏文侯时代为例，当时的魏国改革家李悝曾经估算过，一家有30亩土地的自耕农，按5口人计算，每亩的粮食产量是3斗，他们需要承担的税赋，大约是十分之一。交完税的粮食除了自己吃外，剩下能拿去卖钱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卖到的钱，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销，也就能勉强维持一个温饱。这还是普通的生产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灾害，自耕农破产就会成为普遍的事情。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筑，用以维持生产的稳定。即使如此，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贫困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后来统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国农民。
比自耕农更惨的，就是佃农。佃农，基本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转化而来的，比起奴隶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境况显然好得多，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农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同时还要承担土地的赋税，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维持温饱就更加困难了。佃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破产的自耕农，他们遇到水旱灾害，无力承载国家的赋税，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于地主家中。《吕氏春秋》里就曾记录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由于秦王朝不断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保证前方供应，造成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有土地，更没有农具。他们有的给地主家做佣工，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给富裕的自耕农帮佣。他们的生活水准，已经直追当年的奴隶，韩非子的书中曾说，三个雇农的经济收入，都不足以奉养一个老人，足见经济状况之悲惨。
战国时期同样是有奴隶的，当时大工商业地主家里，依然豢养着大批的奴隶，他们只有食物，没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马一起放养。但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战国的主流。战国时期，是地主和农民这一对封建社会关系正式确立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
【三】
战国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生产水准的提升，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工农业生产科技的高速跃进。如果用横向对比来说的话，战国之前的中国，在生产水准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奴隶制国家是同步的，而战国之后的中国，却已经把当时的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
战国首先突飞猛进的生产进步，就是农业的进步。诸侯争霸，表面打的是军事力量，本质打的却是钱粮储备，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国，在农业技术改进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根据建国后的考古发现，北到辽宁，南至广东，都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农具出土。比如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曾经一次出土铁器160件，其中农具有58件，铁农具和先前的石制，木制农具的最大区别，一是生产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无法被发展成耕地的荒地，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完全可以被开垦成良田，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体自耕农，也可以因为铁农具的使用大力垦荒，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
而另一个推动战国农业发展的技术，就是牛耕。战国时期，牛耕已经作为一种普通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用牛耕作，就好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作。不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且还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例。在战国之前，诸国中公认的农业强国，当属中原的晋国和东方的齐国。然而在战国之后，西北的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农业强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大力推行牛耕。他们本身就有丰厚的畜牧业储备，耕牛的储量极其丰厚，所以推广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国得天独厚。当时的秦国不但有牛耕，还有马耕，而且秦国还有“国家福利制度”，只要是开垦荒地的农户，国家给予牛马补贴，即免费提供牛马等牲畜，这就使秦国的农业水准在短短几年内有了飞速发展。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大战中获胜，特别是打赢诸如长平之战等相持战，其雄厚的国家钱粮储备成为了重要原因。一种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版图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战国农业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变。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粪种”，即运用动物的骨头和麻子煮成汁搅拌，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地的产量。荀子在他的《富国篇》里也曾说过：施粪肥田，这是农民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农业肥料，除了粪肥外，还有把野草烧成灰做成的绿肥。这两种肥料，之后一直不断发展，沿用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战国时代著名的学派“农家”，对于农业的耕作技术，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和阐述，包括深耕技术，粪肥的培育，以及种子的识别和种植，这些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秦始皇时期欲逐六国宾客，李斯就以水稻种植为例，劝谏秦始皇，他说“原本只在南方种植的水稻，都能够在秦国扎根，何况六国的人才呢”。这番话不但使秦始皇改变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见此时水稻在南方种植之广。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变化，我们从魏国名臣李悝的自述里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认为战国初期的魏国，一亩土地的产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铁器农具以及使用肥料后，产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亩土地，产量最高当在三石到六石之间。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来，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
战国农业的发展，不但增强了当时各主要大国的实力，支撑了他们之间的长期战争，在社会生活上，带来的重要影响，就是社会工商业的繁荣。
【四】
战国时期的工商业，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发展规模，都远非春秋时期可以同日而语。而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工商业日益成为一种“全民活动”。
早在郑庄公小霸的时候，就曾经通过发展工商业的方式来提升国家实力。但春秋早期的工商业，包括西周时期的工商业，其实只是“奴隶主的游戏”。奴隶制社会下的商人，本身就是作为奴隶主的衍生品出现的，当时商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奴隶主兜售奢侈品。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贫富差距大，社会地位低，奴隶们连饭都吃不饱，平民和自耕农生活穷困，地位低下，能参与商业活动的，只有有钱又有闲的奴隶主们。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局面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春秋到战国的历次变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就是社会财富分布方式的变化，大批的社会财富流向了平民、中小地主阶层，甚至自耕农也拥有了一部分财富。农业产量的提高，也让农民们有了更多可以去交换的剩余物资。春秋时代的自耕农，一年的收成也就勉强用于糊口，但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寻常的年景下，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农作物用于商品交换。所以大量农民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是这时期中国工商业的一个划时代变革。
战国商业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华夏族活动区域的扩大。西周时代的中原诸侯国，主要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而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延续，华夏族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原本属于蛮夷地区的江汉平原、江南地区以及关中地区，和中原传统经济区的往来日多。往来多的，货物的相互输送也就多。在春秋末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的商品贸易已经很繁荣了，大量原本只属于贵族专利的奢侈品更充斥市面，许多商人通过买卖的辗转，一跃成为新富阶层，其中的典型人物，比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他在逃离越国后转行经商，很快富可敌国，成了后来中国本土商人的始祖——陶朱公。
这时期参与商品买卖的人物也日益增多。从原先的贵族，扩展到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不仅是大商人们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向手工业者收购手工业品，更出现了平民与平民之间的交易，比如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易。中国这时期工商业的商品流通量，比起春秋时代可谓是激增，而这时期最暴利的贸易行业，就是奢侈品的交易买卖。战国时期，旧贵族解体，新地主大量涌现，暴发户日益增多，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也就日增。比如南方的象牙，卖到北方市场上，差价竟然高达200倍。按照荀子的说法，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西方的珍珠，在中原的市场都应有尽有。这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活动，不但全民化，全国化，更加国际化。
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个新富阶层——工商地主阶层。在春秋战国的风云变化中，他们是游走于各方势力的万金油。工商地主们通过商业贸易，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又将财富用来购买土地，成为新富的地主阶层。这些人又做买卖又种地，经济效益利滚利。有些人还实现了跨地域经营，在列国各地设立商号，垄断贸易流通渠道，实现了“跨国经营”。战国的国家没有统一，战国的商业市场，却陆续被他们统一了。
有了钱的工商地主们，自然也开始惦记上了权力，他们本身的发家，就是通过结好官僚地主的方式，有了钱以后，他们也开始把钱用于打通政治关节，不但为商业经营谋取便利，更开始谋求操纵国家政权，其中典型的人物就是吕不韦。他在赵国的时候，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当“奇货”，又送老婆又送钱，更帮助他回国谋取了秦王位。他的投资很快收到了回报，当上秦王的公子异人，给予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权力，他成了秦国的相国，早期的秦始皇，也尊称他为“仲父”。这些早期权力体系的万金油们，随着经济力量的扩大，也从原先权力体系的寄生地位，逐渐变成了主宰地位。
与工商地主同时游走于战国工商业圈的，还有信贷地主。所谓的信贷地主，按照民间的说法，就是“放高利贷”的。战国时代放高利贷的都不简单，大多都是地主阶层里的“新贵族”，尤其是新贵族里的君子们。和工商地主相反的是，工商地主们经商是主业，搞政治是副业，信贷地主们搞政治是主业，放高利贷是副业。比如孟尝君的高利贷收入，大多用来馈赠门客，扩大势力，而当上相国的吕不韦，反而利用权力垄断了洛阳的工商业，大摇大摆干起了官僚。
繁荣的商品经济下，中国的封建城市化进程，在战国时期越演越烈，且从未因为战国的战乱而割裂。春秋时期，即使是诸侯国的国都，最大也不会超过900丈，跟战国时期的城市比，几乎就寒碜了。战国时代的城市化，是老城区扩张的过程，也是新城市不断涌现的过程。这时期出现的新城市，包括河北易县、河北邯郸、河南开封、河南洛阳，而老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比如齐国的国都临淄，在战国早期已经有了7万户，人口21万，这个数据今天看不起眼，但是对比一下，一千年后的西欧大城市伦敦，也不过只有10多万人。这是一个值得每个热爱中国历史的朋友骄傲的数字。
第二十三章 韩赵魏的没落史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旧势力的瓦解，这里的旧势力，不仅包括奴隶主贵族阶层，更包括春秋时代，那些盛极一时的诸侯国们。
春秋时代的争霸，虽然霸主有五个，但真正作为主线的，是晋国和楚国的南北争霸，对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势力秩序来说，晋国和楚国，就是这个秩序一南一北的天平两端。战国时代的统一过程，首先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瓦解和衰落过程。
相比之下，晋国的瓦解更快，在战国的早期，就通过三家分晋的方式完成了韩赵魏三国的划分。这以后，这三个国家中的魏国和赵国，都曾在中原诸侯争霸中盛极一时。魏国是战国时代第一个通过变法图强强大起来的国家，而赵国的胡服骑射政策，使他们一度成为整个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军事强国。其中最弱韩国，也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这三个国家的衰落，最终都无可避免，其中的方式不同，结果却殊途同归——被秦国灭掉。
宋朝文学家苏洵在他的《六国论》里，对韩赵魏三个国家的衰亡痛心疾首，他认为这三个国家的存在和强大，就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关键所在，只要崤山以东的中原诸国，能够集中力量援救韩赵魏三国，让他们团结一致抵抗秦国，那么六国就会免于被灭亡的命运。苏辙说得容易，这个过程实施起来又何其难？且不说此时的六国，在无力对抗秦国的局面下，想得更多的是自保，即使是三个国家自身，最后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里，韩赵魏三国是遭受兵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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