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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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好比音乐之和谐，没有不协调的地方，请您和寡人一起享用这些乐器吧！”
魏绛回答：“与戎狄媾和，那是国家的福分；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都没有异心，这是由于您的威望，也是由于其他几位同僚的辛劳。我有什么功劳呢？”说到这里，魏绛话锋一转，“然而我希望，您既安于享受这音乐带来的快乐，又想到它毕竟有终了的时候。诗上说，‘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快乐的君子啊，镇抚天子的国家。快乐的君子啊，他的福气与别人共享。治理好周边的小国，让他们争相服从。）’音乐是用来巩固德行的，要用道义对待它，用礼仪推行它，用诚信保守它，用仁爱勉励它，然后镇抚国家，有福同享，远人来服，这就是快乐啊！书上说，居安思危，想到了就要防备，有防备就没有祸患，谨以此向您规劝。”
晋悼公听了，神色凛然，向魏绛行礼说：“您的教导，岂敢不听！而且要是没有您，寡人就不能正确对待戎人，不能渡过黄河。论功行赏，是国家的规矩，不能废除，请您一定接受！”
按照周礼的规定，金石之乐为诸侯专用，卿大夫阶层除非有特殊的功劳，不能享有。魏绛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可以享用金石之乐的。一千多年后，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石钟山记》，其中有一句“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kuǎn）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这里的魏庄子就是魏绛，因其死后被谥为“庄”，所以称为魏庄子。晋悼公赏赐给魏绛的那套歌钟，穿越了时间的障碍，响彻于苏东坡的耳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美谈。
萧鱼之盟意味着郑国对晋国的彻底臣服，也是晋悼公霸业确立的标志。对比晋悼公与他的祖先晋文公，是一件有趣的事。晋文公之时，楚国横行中原，晋文公仅以城濮一战，即成为天下的霸主；而晋悼公接手晋国的时候，晋国已经是中原各国的领袖，他却花了八年的时间，九合诸侯，才最终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悼公为什么这么慢呢？清朝有个叫顾栋高的人分析，外因是郑国反复无常，加上楚国的令尹公子贞老谋深算，坚忍持重，急也急不来；内因则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深谋远虑，魏绛等谋臣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白了，一件纠结难缠的事，遇到了一群慢条斯理的人，想快也快不起来。如果考虑到萧鱼之盟实际上是郑国人一手策划的一系列行动的最终结果，人们真正应该佩服的，恐怕还是那位出主意的公孙舍之吧。
【秦国人的投毒作战】
公元前562年的萧鱼之盟标志着晋悼公霸业的确立。自此之后的数年之内，中原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但也绝非平安无事。就在这一年冬天，秦国派庶长（官名）鲍和庶长武带兵讨伐晋国。庶长鲍的部队先进入晋地，士鲂奉命迎击秦军。因为秦军人少，士鲂犯了骄傲轻敌的错误，没有严加防范。庶长武的部队趁机从辅氏（地名）渡过黄河，在栎（晋国地名）与庶长鲍前后夹击晋军，大获全胜，史称“栎之役”。
公元前561年春天，晋国的几个盟国发生窝里斗。莒国派兵入侵鲁国的东部，包围了台城（鲁国地名）。季孙宿领兵救援台城，顺势入侵了郓城，将莒国放在郓城的礼器——一口祭祀用的大钟带回了鲁国，送给鲁襄公做浴盆。
公元前561年秋天，吴王寿梦去世，他的儿子诸樊即位。因为晋国的帮助，在寿梦统治时期，吴国由一个偏远落后的东南小国跃升为晋国的重要盟友，成为了楚国人挥之不去的恶梦。寿梦的死使得鲁襄公很伤心，跑到周公的宗庙中大哭——当然，伤心只是表面的，鲁襄公这样做，是严格遵循周礼的规定：同姓诸侯去世，应当在宗庙中哭泣。
吴国是太伯的后裔，寿梦是血统纯正的姬家子弟，鲁襄公同族相恤，倒也不算滥情。只不过吴国数百年来与世隔绝，爹不疼娘不爱的，跟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亲戚往来，红白喜事都互不相问，现在因为寿梦受到晋国的重视，鲁襄公爱屋及乌，便也执起古来，把他当作个正儿八经的亲戚来对待。可见政治人物的眼泪，完全收发自如，千万不能以常人的感情来推测。
同年冬天，楚国令尹公子贞和秦国的庶长无地入侵宋国，洗劫了杨梁（地名）。秦楚两国的这一系列攻势，自然是对萧鱼之盟的报复性行动。在一致对抗晋国这件事上，秦国与楚国找到了共同的利益点，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婚姻往来和官员互访也日渐频繁。秦国地处今天的陕西，楚国地处湖北，宋国则在河南，秦军不远千里和楚军会合，直接攻入宋国，说明秦楚两国之间的合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对晋国产生的威胁不容小觑。
公元前560年夏天，晋国的中军元帅荀罃和上军元帅士鲂去世。对于晋悼公来说，这两个人的去世不仅仅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也让他对人世无常有了深切的体验。回想起来，十四年前，正是荀罃和士鲂一起来到王城雒邑，将年仅十四岁的孙周（即晋悼公）迎接回国，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十四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晋悼公由当年的聪慧少年变成了威重天下的霸主，而荀罃和士鲂已然作古，怎能不令他伤感？
为了填补人事空缺，晋悼公在绵上（地名）检阅部队，史称“绵上之蒐（sōu）”。中军元帅是晋国军中第一人，也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德才兼备，而且具有领袖群伦的魄力。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中军副帅士匄是接任中军元帅的不二人选：其一，中军副帅本来就是军中第二号人物，理所当然应该接班；其二，自士会以来，士氏家族一贯秉持低调的门风，虽然屡屡为晋国做出杰出的贡献，却总是谦虚谨慎，小心做人，受到大家的尊重。
但是士匄坚决推辞这一任命，他对晋悼公说：“昔日我与荀罃相互了解，配合默契，所以能够担任他的助手，并非因为我能力比别人强。现在荀偃年纪比我大，还是让他来干吧，我会一如既往地担任好助手，配合荀偃的工作！”就这样，荀偃担任了中军元帅，士匄仍然担任中军副帅。
晋悼公又命令韩起接替士鲂的位置担任上军元帅。有士匄的榜样在先，韩起也表示谦让，推荐赵武担任这个职务。当时赵武的职务是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名列第七，而上军元帅名列第三，晋悼公考虑到提拔人才的速度不能太快，转而任命栾厌来担任。栾厌也谦让起来，说：“我的本事不如韩起，韩起都愿意让给赵武，您就听从他的建议吧。”在这种情况下，晋悼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赵武为上军元帅，韩起为上军副帅；栾厌为下军元帅，魏绛为下军副帅。由此而空出的新军元帅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也就先空着，暂时由下军元帅栾厌代管新军事务。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晋悼公为人宽厚仁爱，所以晋国众卿在极其敏感的官位问题上，也表现得超乎寻常的谦逊大度。在晋悼公的统治之下，晋国政通人和，诸侯也心悦诚服，团结和睦。左丘明对此有高度的评价，说：“谦让，是礼的重要前提。士匄谦让，下面的人也跟着谦让，连栾厌这种蛮横的人也跟着服从。晋国因此而团结，几代人都受益，这就是因为取法于善的缘故啊！”
继寿梦、荀罃和士鲂之后，公元前560年秋天，又有一位风云人物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那就是晋悼公的死对头、已经在楚王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一年之久的楚共王。
临终之际，楚共王将群臣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古代的王公贵族死了，后人都要给他一个谥号，用以总结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文风简练，谥号基本上就是一个字，无非是什么庄、惠、文、襄、桓、武之类，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言简意赅。后来就渐渐变得复杂了，战国时期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如惠文、昭襄之类。越往后字数越多，比如宋徽宗的谥号是“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一口气念不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风更趋冗长，每逢大人物仙逝，名字之前的谥号不是一个字，也不是十几个字，而是连续的几个排比句，均以“伟大的”开头，加上播音员故意放缓了语速来宣读，那叫一个沉重！用这样的定论盖好的棺材，严丝合缝，谁也掀不开……扯远了，回到正题，楚共王临死的时候，和群臣商量的，就是如何给他自己盖棺定论、确定谥号的事。
他是这样说的：“寡人没有什么高尚的品德，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君。十岁的时候，先君去世，没来得及接受师傅的教诲就匆匆接受了许多福禄，因此缺乏德行，以致于鄢陵丧师辱国，让诸位大夫担忧，寡人深感惭愧。如果托各位的福，寡人能够得一善终，在祭祀和安葬方面，得以在宗庙中追随先君，就很满足了。至于身后的谥号，就用‘厉’或者‘灵’，请诸位大夫选择吧！”
群臣听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要知道，厉和灵都是所谓的“恶谥”，“厉”的意思是杀戮无辜，“灵”的意思是乱而不损。一个人如果不是实在太差劲，太作恶多端，太荒淫无度，太不得好死，就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恶谥。而他们眼前这位行将就木的君主，虽然不能像他的父亲楚庄王一样开疆辟土，纵横天下，却也兢兢业业，除了在鄢陵打过一个败仗，基本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如果单从为人方面而言，他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心胸开阔的统治者。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与“厉”或“灵”搭上关系呢？
楚共王见群臣面有难色，挣扎着坐起来，将自己的要求又重复了一遍。群臣依然默不作声。楚共王说到第五次，大伙儿才好不容易低下头，表示答应。
可是，等到楚共王一死，令尹公子贞便阳奉阴违了。他对群臣说：“侍奉君主的人，在议定谥号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君主的德行，而不是从他的过失方面去考虑。咱们声威赫赫的楚国，先君在上面领导，安抚蛮夷之邦，广有南海之滨，影响中原各国，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这难道不可以说是谦恭吗？就让我们将‘恭’字作为先君的谥号吧！”公子贞的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所以就决定用“恭”这个谥号。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古汉语里，“恭”通“共”字，所以楚共王实际上就是楚恭王。
后世好事者对晋悼公和楚共王做了一番比较，说晋悼公征服了郑国，欣然将歌钟与魏绛共享，悠然自得，晋国上下自此日趋松懈，开始走下坡路；楚共王将死，仍然深恨当年在鄢陵败于晋国，故意以“恶谥”来警示群臣，楚国群臣因此而奋发图强，所以能够在后来的竞争中赶超晋国。兴衰之道，从这两个细节上便可窥知其征兆了——这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楚共王去世的时候，两年前被楚国扣留的郑国大夫良霄仍然被软禁在郢都。有人对公子贞说：“先王为了出征打仗，要连续占卜五年，连续获得吉兆才出动。如果有一年不获吉兆，就加倍努力地修身养性，然后再来占卜。楚国不能自强，使臣有什么罪过？您留下郑国的一个卿（指良霄），这是让郑国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因此而更加坚定地听从晋国，这对楚国可没什么好处！让他回去吧，他会埋怨国君，仇恨同僚，搅起内部矛盾，这对楚国不是更有利吗？”因此公子贞将良霄放回了郑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一招还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此先卖个关子。
楚共王的死，在邻居吴国人看来，是可趁之机，于是派兵大举入侵楚国。其实这一年，吴王诸樊也刚刚正式即位（按照当时的规矩，先君去世，嗣君于第二年正月才正式继任），自己家里的丧事才办完，就趁着别人家里办丧事来捣乱，这种做法很不厚道。左丘明写到这件事，用“不吊昊天，乱靡有定”这样一句古诗来评价吴国人的行为，意思是：“不遵照天道为善，国家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楚国派神射手养由基担任前锋，司马公子午带领大部队紧随其后，抵御吴军的入侵。养由基对公子午说：“吴国趁着我国有丧事，以为我们就不能整军抗敌，肯定轻视我军，不存戒备之心。请您设下三道埋伏，我前去诱敌深入。”公子午采用了养由基的计谋，在庸浦（地名）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将公子党。
吴国人挨了打，还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跑到晋国去告状，要求晋国出兵攻打楚国，为吴国报仇。
晋悼公对此持谨慎的态度，派士匄为代表，召集诸侯的大夫在郑国的向地开会，共同讨论吴国的请求，史称“向之盟”。与会诸侯一致反对在这个时候派兵进攻楚国。士匄于是告诉吴国的使者，趁着别国有丧事而加以讨伐，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晋国和同盟各国均不能答应吴国的要求，而且要吴国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不要任意妄为。
晋悼公不答应吴国的要求，自有其原因：第一，他不能让吴国人牵着鼻子走；第二，现在进攻楚国没有胜算；第三，他正在考虑对西方用兵，先解决秦国在背后的威胁，然后再放手与楚国一战。
既然不打算答应吴国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发动各国的大夫来开会呢？直截了当拒绝吴国人不行吗？从那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来看，士匄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意图不在吴国，而是为了统一思想，讨伐秦国。
问题是这些年来，晋国为了与楚国争霸，频频用兵，诸侯都疲于奔命，早就苦不堪言了。大伙既然不同意对楚国用兵，难道会同意对秦国用兵吗？
这事难不倒士匄。
吴国的使者走后，士匄开始处理同盟各国内务，先是拘捕了莒国的大夫公子务娄，罪名是他私下与楚国有来往。事实是否如此，谁都说不清。但是毫无疑问，两年前莒国入侵鲁国，挑起同盟国内部的窝里斗，这笔账晋国人一直记着，而且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来秋后结算。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