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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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是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那时在乡间看到稻田，就能看到穿着白色衣裤的朝鲜（族）人，就知道是“高丽屯”了。据“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东北有17余万垧（一垧为15亩，或10亩，故有“大垧”、“小垧”之别，一般北满为大垧，南满为小垧）稻田，90％以上为朝鲜（族）人耕种。朝鲜（族）人之家非常简单，除了农具，一点儿炊具、铺盖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连鸡鸭鹅也很少饲养。这是为了迁移方便。所到之处全是荒野，第一年地租全免，第二年开始交租，3年后达到5成左右。加上“二地主”（又叫“二房东”，类似于今天的二次承包人）的盘剥，地租可达七成，拼死拼活干一年，也难糊口。逢上灾年，那就只有继续迁移、逃难了。
那时人们管水稻、稻子叫“精子”，大米叫“精米”。如今东北乡间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些人仍然叫“精子”、“种精子”、“精米”、“精米饭”。笔者小时也这么叫。写这些，是因为后面还将写到“精米所”，在此先做解释。
如今都说“朝鲜人”、“朝鲜族人”，当年的文件上大都是“韩国人”，民间大众则叫“高丽人”，有的还在高丽后面加个“棒子”。不光有“高丽棒子”，还有“山东棒子”。东北为移民之乡，主要是山东、河北两省人，后者被称做“河北老奤（音tǎi）”。像后面将会写到的抗联9军军长李华堂，河北滦县人，就被称做“李老奤”。“老奤”的出处和意味，笔者未能寻得。山东人倔、直，说话、办事不大会拐弯，像棒子似的。朝鲜（族）人性格和山东人差不多，就都被加个“棒子”，不无贬义，却也贬不到哪儿去。1939年除夕夜，金日成和抗联1军老兵文广魁，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片底子密营，金日成说：你是“山东棒子”，我是“高丽棒子”，咱俩搓包米棒子煮包米粒子，这叫“三棒子过年”——此为后话了。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在安东待不下去了，母亲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也是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也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的兵来了。
“九一八”事变了。下雪之时陆续见到北撤的东北军，许多是溃兵。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再尽可能穿得破烂点儿。而今中国和世界都在选美，那时就是竞丑了。这样，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点儿风险。
“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说的是东北人过春节，在吃着“好嚼裹儿”（东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镇都组织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镇演出。这样闹腾到3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备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能歌善舞的编在表演队，口才好的编在讲演队。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四十多人的宣传队，十五岁的李在德是最小的女队员，这也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抗战活动。她是表演队的，每天除了扭秧歌、跳舞，就是走路。冰天雪地嘎嘎冷，经常在齐膝深的雪中跋涉。先是脚打泡了，后是腿也肿了，她一声不吭。到个屯子真想歇一会儿呀，可一看到乡亲们围上来，就什么都忘了。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记不大准了。日军是1932年春进占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自然应该在这之后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封信。母亲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她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回来快进屯时，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三个小姑娘叽里哇啦地吼叫着。
李在德兵见得多了。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军装的东北军，冬天穿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编者注），戴狗皮帽子。还有百姓打扮的，不是兵却扛着枪，祸害老百姓的胡子。这么一寻思，好像也没怎么寻思，心头已明白几分，知道眼前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怪骇人的，不过让她多看几眼的，还是那钢盔。参加抗联后，她也戴过钢盔，当然是缴获的，平时也那样背在脑后，还用它烧水做饭煮野菜。可这一刻，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挺奇怪，这日本子打仗，怎么还都背口锅呀？
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后来她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她也可能会哭的。这时就想，俺可不能哭，得挺住，一颗心还是突突直跳。再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询问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王道乐土’——死了死了的”歇后语，先是出自模范学校学生之口，很快大人小孩都传开了。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李在德说是。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十五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加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道：他是不是共产党？
一个屯住着，都认识，不知道名字。就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了几个共产党，而且估摸着母亲也在人群里。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精明强干、不好惹）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叛徒。就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还有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就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她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可她毕竟太小了，而且通风报信什么的，母亲身边也不能没个帮手。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她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创造苏维埃红军”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钧老人，祖籍河北省永乐府乐亭县王家庄子。父亲年轻时闯关东，颠沛流离到了汤原县三道流，1914年他就出生在那里。
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先后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父亲和大侄子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又称“海叶子”）的“花舌子”（胡子绑到票后，在胡子与票主之间往来送信、联系的人，叫“花舌子”）捎信说，要大嫂的改嫁钱。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用枪把人逼住，把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母亲要钱。两个哥哥治病借好多债，那点儿钱都还债了，哪还有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
屯子里来了个货郎，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哪，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旮旯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呀。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让日本子来糟蹋祸害呀！……
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就压低声音道：老弟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光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初冬，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今天）不同往常，今个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的，一会儿“自己个”（自己）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寻思寻思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帐”（啰啰唆唆）、“半拉克叽”（丢三落四）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缝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傻鞋。进土围子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个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一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这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都是各区委选送的，其中13为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还有三个女队员，也都是朝鲜（族）人。80％以上为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有两个人没来，一个病了，一个被父母看住了——后来也都参加了。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的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