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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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炮也托人上门求情，赵尚志二话没说，欢迎。
“九江队”首领、惯匪于海云，也大老远赶来了，赵尚志仍是欢迎。
在上面引用的介绍“黄炮队”的珠河县委报告中，这样评说“九江队”：“九江、容易、跨海等，他们本来在铁路南一面坡附近之大青山一带，受日本委托保护韩国走狗四百余户种稻地。这稻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用粮食，以四千元作保护费收买他们的。”“因我队的胜利，九江遂分十余人，容易十余人，以及别的一部分小义勇军留守该处，大队（九江四十余人，容易四十余人）过铁道北西进，参加我联合指挥部，并推老赵为司令，实际上自己是非常不满意。”“九江队战斗力较其他队为强，颇有相当军事经验，其下级基本队至今不过四五十人，与旁的义勇军一样组织法，然下级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
“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是因为队内分配不公。山林队，即胡子，都是私枪，枪多的可像地主出租土地一样，把枪租给没枪的，所获钱财按职务和枪分为人股、枪股，俗称“挑枪片子”。首领即大当家的通常两个片子，或两个半，“四梁八柱”减半个、或一个片子，弟兄即喽啰一人一枪一个片子，没枪的半个左右。片子多少，还因枪支优劣而不同。你是一支老洋炮，那一人一枪就凑不够一个片子。你有一支大镜面匣子，或是被称做“手提式机关枪”的冲锋枪，那片子就可观了。你把枪弄丢了，那枪又是租的，那就跟给地主放牛把牛弄丢了一样。于海云及“四梁八柱”各有多少私枪出租，“九江队”如何“挑片子”，具体不详。而据《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第二次）》中说：“九江的剥削非常厉害，虽然得了很多钱，但士兵物资经济上待遇甚苦。”于海云是个老胡子头，有一套统治办法，“四梁八柱”又是利益共同体，下边再苦，再不堪剥削，跳蚤也拱不起被窝。
胡子大帮吞小帮，大帮之下常有许多小帮，叫“合绺子”，其分配制度，有“合绺合财”的，有“合绺不合财”的。哈东支队的分配原则，是联合作战缴获的敌伪物资，按参战人数平均分配。在于海云等人的眼里，这种分法无论怎样不伦不类，关键还在于只能从敌伪手中发财，这财那么容易发吗？眼瞅着多少好财发不了，眼馋手痒干着急，就觉得这回是被套上了笼头。
为日本人保护稻田，并拿保护费，按理说这就是走狗汉奸了。可“九一八”事变后，于海云也率队打日本。不能否认他的中国心，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时义勇军风起云涌，也是跟潮流，看火候。他清楚像他这种角色，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容留，日本人一旦腾出手来，就会收拾他。而与反日联合军为敌，即便不立马被灭掉，也再难有好日子过了。不知道他因何当了胡子，在干上这个凶险的营生之前干什么，能在这种刀尖上跳舞的环境中立足，且成为名气颇大的“九江队”的老大，后来竟能加入共产党，则让我们想到“狡诈”和它的所有同义、近义词。现在还不好说他“有奶便是娘”，但他的确是个非常复杂、危险的人物。他的到来，扩大了珠河游击队的反日统一战线，也为哈东支队、3军日后摩擦、冲突，埋下了祸根。
珠河县委的报告中，说“黄炮本身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这话看怎么理解。若说“革命”、“共产党”，连后来入党的于海云也堪称“什么也不懂”。至于黄炮“无论如何不愿离开我们”，这正是他的农民式的狡诈。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怕饶不过他，所以表现得特别极端。只是比起于海云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岔河之战，“黄炮队”抢先逃跑，关键时刻本性暴露无遗。已经跑了的“九江队”，却折返回来救援。不知于海云当时怎么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那儿有抗日特捐没收。第三天，反日联合军已撤到黑顶子了，“九江队”还待在三岔河附近的乌拉草沟，准备等敌人撤走后，再回去收特捐。
珠河游击队所到之处，有钱大户主动交纳特捐，因为游击队有规矩，讲道理。20垧以下土地的大户，不交地亩捐，20垧以上的每年只收一次，有凭据。把枪献出去，就由游击队保护你家的安全。胡子，包括参加反日联合军的一些山林队，则胡来乱搞，有的一次就把你翻个底朝上。三岔河附近有个徐家大院，省委巡视员霞在报告中说，“九江队”天天去逼捐，不给就绑票，把徐家折腾得倾家荡产才算了。
攻打黑龙宫，战前严令不准抢劫，真的没抢。可珠河游击队离开后，“北来队”即大抢大夺，“赶边猪”（不分穷富，见一绑一，大群绑票，像赶猪一样一路带走）。接着，游击队又去道南打下北围，前脚走了，后脚“振东队”又到了，又是一番抢劫，“赶边猪”绑走约50余人。
前面引用过的《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
我们后来回道南，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哭着说：“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是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于有（人）私自说：“反日军不绑穷票是假的，领着义勇军，义勇军抢了好分给他一些。”
名誉是没有早先好了。
宾县县城没打下来，一些不义也不勇的义勇军在城外抢劫。五常县城打进去了，游击队首先突破南门，攻至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和日军司令官佐藤的官舍前。接着“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南北夹击，敌人拼命抵抗。那种节骨眼儿，如果有人再加把劲，五常城就拿下来了。可“压东洋队”、“爱国队”见双方顶在那儿，伤亡很大，不干了，跑了。进城部队激战3小时，眼见不能取胜，不得不撤出来。
“考凤林队”首领考凤林，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义勇军失败后进关，1934年春重返东北，召集旧部，继续战斗。东北军和义勇军先后进关的有多少，像他这样再出关的有几多？“考凤林队”也和“九江队”、“黄炮队”不大一样，晓得纪律对于一支队伍意味着什么，开头决心也大，抓得挺严。可是，补给无着，伤亡不断，再看到别的队伍抢劫、发财，也难免心动手痒。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中的战争，难以常规的手段整治军纪，弟兄们太可怜了，再处分他们，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少年队员不准抽烟等，从珠河游击队到3军，此类“不准”用当年的人的话讲，“老鼻子了”，当然都是针对党的基本队伍的。前面写到1军1师攻打碱厂镇时，有个小战士抢了一个老太太的金镏子，发现后将其杀掉。后面还将写到3路军一个战士偷双鞋，也被处死。而对于统战性质的队伍，既无上述“不准”，违纪处罚也不会如此严厉，否则就难有联军了。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没有底线。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与义勇军联合的四个条件，各军大同小异，抢劫就违犯了第二条。至于临阵脱逃，那是在胡子队里也要受到惩罚的。
“四海队”临阵脱逃，还抢劫、“赶边猪”、“绑花票”（绑女人做肉票——这在胡子中都是不齿的），数罪并罚，执法处准备将“四海”处死，就有许多队头为之求情。兔死狐悲呀。“朱万金队”首领朱万金，也出面希望免死。此人原是延寿县伪警察大队的，反正后家人被抓被害，反日比较坚决，和游击队关系也挺好。或许是他的面子，或许也是法难责众，死罪免了，打100军棍。
三岔河之战，黄炮率队抢先逃跑，战后成立哈东支队，仍被任命为第2总队长。乾松顶子之战，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又是重机枪、迫击炮的，再次逃跑，“铁军队”也跟着撒了丫子。黄炮认为赵尚志这回饶不了他，赵尚志却两次派人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这小子满口答应，暗地里勾结日寇，突然在黑龙宫游击区烧杀抢掠，终于定格为一个叛徒、汉奸。
而对于于海云来说，在哈东支队这杆大旗下，敌人“讨伐”大家打，自然也不会有人算计吃掉他了，只是这只老狐狸一刻也没安生。游击队光反日不发财，“九江”是又反日又发财，这话是颇能诱惑一些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后被称为“文明胡子”，许多人来投，发现总打仗，个人什么捞不着，规矩太多也受不了，一些人就走了，去找又反日又发财的了。而当包括“九江队”的一些队伍屡屡违纪，并将受到处罚时，就是一种明显的蛊惑、煽动，甚至挑衅了。有的就说不跟着赵尚志受穷了，投奔“九江队”，寻求庇护。
1934年9月黄炮叛变时，赵尚志率1总队在宾西活动，于海云趁机在宾南游击区动手了。哈东支队已将这一带各色大小武装收编，于海云再来一轮收编，当然是收至自己旗下，并分别给其划分势力范围，那腰包自然也鼓涨起来。又借口游击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粮食来源地，又有“根据地”、“老地盘”之意），公然伏击哈东支队执法队，并与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
赵尚志忍无可忍，下令把“九江队”的家属扣起来，在乌拉草沟将“九江队”及其附庸击溃。于海云也不含糊，溃退中将哈东支队留守处19人掳走。彼此手中都有人质，又是朱万金出面调解，各自放人，双方讲和——那还能和得起来吗？
从小小的珠河游击队到强大的3军，哈东、北满的抗日局面是打出来的，与义勇军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连赵尚志1935年1月12日恢复的党籍，也是打出来的。
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胜利中打出来的。你不打胜仗，打得兵强马壮，打出威风，站住脚都难，谁还朝你身边凑合？
只是对于海云这种角色，如果换了一个人，忍无可忍也能继续忍着，待心平气和下来再取对策、动作，效果应该好得多，起码不会是这种样子。
关于赵尚志的性格，和他的性格对于他的命运及哈东、北满抗战进程的影响，后面将重点叙述。至于于海云、黄炮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非常难缠的人物的命运，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客观因素，都是脚上泡——自己走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
1935年1月，赵尚志率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有老乡报告，说李华堂来了，要见赵司令。
人称“李老奤”的李华堂，种过大烟，当过胡子，被东北军收降后，在李杜任旅长的24旅96团当连长，不久提升营长，驻防林口刁翎。此人相当精明干练，治军有方，剿匪得力，在当地颇有声望。“九一八”事变后，随李杜抗战，组建一支400余人的混成旅第2支队，在刁翎、三道通、五道河子一带活动。李杜过界退去苏联后，他率队在林口、方正坚持抗战。1934年冬季大“讨伐”中，部队损失很大，只剩下50多人。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更惨，土龙山暴动时的几千人，还跟在身边的也就30来人。两人在方正县见面，谢文东觉得没路走了，李华堂提议投奔赵尚志，就带上个认识赵尚志的秘书，奔哈东来了。
正是腊月，旷野上大雪没膝，太阳底下，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还得躲避、应对敌人的盘查，一路艰难自不必说。而他的穿着野猪皮缝制的乌拉的官兵，还有谢文东残部，躲在山里苦熬苦撑，没着没落的，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队伍“哗啦”（散、败之意）了。说到动情处，五十来岁的七尺汉子止不住落下热泪。他希望赵尚志帮助他们恢复队伍，大家合伙打日本子。
李华堂诚恳，赵尚志痛快。
任何抗日队伍有难，赵尚志都不可能不伸出援手，更不用说对于李华堂和谢文东了。这两个人在下江（松花江下游，当时通称“下江”）地区有很大声望，特别是谢文东，土龙山暴动声播海外。早在1934年5月19日，即土龙山暴动后的两个多月，满洲省委即指示珠河县委：“土龙山的队伍是非常重要的部队，责成你们动员党团员或最好的群众或好的义勇军队伍或义勇军下层的个别战士去建立起联系与下层工作，来造成与珠河游击队行动的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它。”
3月初，已经不止威震哈东的赵尚志，率3军政治保安营、少年连和1团东去方正县，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