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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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时分，收到回电：
相应处理。
五十九年后，这位“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时说：
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这话没错。
可东北人那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呢？
“铁岭事件”；“龙井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盛产大豆、高粱的黑土地盛产“事件”，因为关东军需要“事件”，需要把“事件”变成“事变”。
自188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1895年，首相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提交的《兵制改革》奏文中，明确提出要把“生命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并由此逐渐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927年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则把“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会后，田中义一首相在向裕仁天皇密奏会议内容时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握有满蒙权力，乃是第一大关键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大，垄断南满铁路，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这一衣带血的历史，张学良不知道吗？
1928年夏，日籍台湾人蔡智堪，通过秘密手段抄录了《田中奏折》，将其转交张学良。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至于日本明里暗里那些紧锣密鼓的动作，通过各种渠道自然也会收集许多。而对于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国各地的大小军阀，从大帅到少帅，理应比较熟悉，甚至可说非常了解的。至于什么人和为什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最清楚个中内情的中国人，是不是就是张学良了？
那么，这位东北王是如何应对的？
四个字：隐忍自重。
无论日本怎样挑衅、滋事，都要隐忍、退让，以使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自1928年7月主持东北军政以来，张学良就着手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官商合办方式投资铁路、工厂、贸易公司，限制、取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非法活动，并取得相当成绩。这当然是对事变的一种从根本上的准备，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属大谋。隐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是咄咄逼人的日本，会因你的“小忍”，而放弃他的“大谋”吗？
“一衣带水”这个成语，有段时间我们好像讲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经变成水了。而在那个还没有“地球村”概念的时代，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义的，莫过于大帅、少帅治下的东北了。守着这么个横蛮、强悍、野心勃勃的邻居，黑土地上的中国人凭空多了那么多苦难，却也曾使奉系军阀受益。只是子继父业的少帅，无论想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对这个有杀父之仇的强盗，都不能不怀有戒心。他知道发展经济、强大实力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发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都置于一面旗帜之下。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的动因之一，就是企图以此遏制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见，能倾全国之力抗战。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来了个“相应处理”。
“中村事件”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铣电（1949年以前电报发出日期都用韵目代日，16日的韵目为“铣”。——编者注）：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张学良接电后，转知东北军各长官遵照执行，并于9月6日电令臧式毅和荣臻：
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需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称：“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
7月10日，张学良在给王家祯的电报中，又称：
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的舆论，大都谴责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台湾国民党至今仍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大陆则认为他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应该说，在蒋介石的铣电之前，因了张学良的“抵抗必败论”，东北军“避免冲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一样，张学良并不是什么都听命于蒋介石的。易帜后和“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前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倘非如此，中原大战前，蒋介石还用得着挖空心思拉拢张学良吗？下道命令就行了呗。而在东北军中，上上下下，“吃张家饭，办张家事”的“张家军”意识很浓。东北财政收入也是独自处理的，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张学良对东北的决策是有相当的自主性的，抵抗与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张的。
在接受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也说“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并不是不要抵抗”。
江桥抗战，马占山抵抗了，蒋介石又把他怎样了？
可话又说回来，倘若老蒋咬钢嚼铁一声“打”，少帅能不打吗？
他主张的是“全国抗战论”，前提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接到荣臻的“十万火急”电报后，张学良召集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开会时，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一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1928年12月29日通电易帜，拥护中央，1930年9月18日发表巧电，拥兵入关，体现与实践的都不无这种主张。结果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日的巧合：一年前的这一天，他率十多万精兵入关，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战；一年后的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断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
蒋介石抱定的宗旨，却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在发出那封“不抵抗”的铣电时，正在江西指挥30万大军“围剿”红军。
这种矛盾、对立、冲突，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忍无可忍的少帅，没了东北的“东北王”，一怒冲天，以一种舍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宁死”的英雄气，挥洒出一道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惊心动魄的闪电。
别人可以不抵抗，他张学良必须抵抗，于国于家于他个人都必须抵抗。在中国，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强势人物，因为他的东北军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以那片丰腴的黑土地为根基的。中国的大小军阀都拼命地抓枪杆子，但若没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水土、地盘，谁也阀不起来，只能当流寇。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不开土地，喝辽河水长大的少帅，离不开那片生养他的黑土地。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先是浮萍样随波漂流，身不由己地为老蒋去打在老蒋眼里好像比日本人还可怕的共产党，后来则像只鸟儿被关进了笼子，被拎去台湾还是只笼中鸟。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应处理”的电报，在那决定东北命运的时刻，无论张学良想了、说了些什么，他的行动告诉人们的都是：你老蒋不出兵，让我看情况去办，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在回忆录中写得明白：“从当夜十一时稍过开始直到第二天拂晓让出奉天城为止，中国方面由省长公署几乎是不间断地用电话向我总领事馆表明中国官民均无抵抗之意，要求我军停止攻击；到十九日凌晨三时左右，又通知说要开放城门，以示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这么拉倒了？当然不是。张学良认为日本会抗不住国际上的压力，关东军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期待“国联”能够为他惩罚日本，伸张正义。
儿时，笔者没少听老年人讲：那工夫若是换成大帅，一声“妈个巴子”，早跟“小鼻子”干上了。比起大帅，少帅差远了，还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会把大帅“踢蹬”了。
200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绥阳镇，采访到一位“九一八”事变的亲历者。老人叫陈广忠，九十三岁，当年为北大营7旅通讯连士兵。事变当夜，一颗子弹从左腮打入，满口牙没几颗了。
老人说，开头听到枪炮声，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长官说是日本子搞演习。炮弹落大营里了，“子溜子”（东北老话，“子”即子弹，“溜子”即弹道）嗖嗖的，天底下有这么搞演习的吗？有的弟兄伤了、亡了，大家红眼睛了。可上边不让打，叫“原地待命”，什么鸡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吗？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仓库拿枪，动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没穿上就让小鬼子打死了。没接到撤退命令，有些军官就在那儿“挺着死”，军人得服从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着跑出来的。
老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上边不让打，养兵干什么？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儿挨枪子，妈个巴子，俺们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鲜血和生命，为那打到“国联”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码。
尊敬的洋大人，你们看吧。这满营的弹坑、弹痕，是中国军队自己打的吗？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里的，兵舍里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无寸铁，而且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还有这些枪库、弹药库，这些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诸位先生可以随意查勘、检验。如此，9月18日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吗？
阅遍古今中外的战事，青史留名的，或者以少胜多，或者以弱胜强；或者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至于屈膝投降，大开城门的时日，许多国家、民族也都有过。可如此不抵抗，挺着死，引颈受戮、受辱的，有几多？还有吗？
鬼精鬼灵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么都筹划得明明白白的。什么“国联”呀，“公理”呀，“正义”呀，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嘴巴子上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腰包鼓、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有几多人愿意站在明显的弱者、因而注定是负者的一边？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强者、胜者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话语权是永远属于胜利者的。他们要的是事实。而且攻击北大营的日军，开头那枪炮打的都是空包弹，见你不还手，这才动起真家伙。万一攻击失利，那我就是搞演习，黑灯瞎火弄错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里，“误会”呀，“遗憾”呀，“下不为例”呀，一张嘴，两片唇，一张一合说去呗！
上起刺刀来，
弟兄们散开！
这是我们的国土，
我们不挂免战牌！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住了几百代；
这地方是我们的，
我们不能让出来！
……
这是当年东北军的一支军营歌曲《上起刺刀来》，那守土卫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是何等凛然、豪迈，就像是专为“九一八”的抵抗之夜写的。
山东抗战，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一和于学忠的东北军打起来，八路军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军一些官兵就不打了，或者是冲天放枪了。而在“九一八”之夜后，东北军如果再唱这支《上起刺刀来》，岂不就是羞辱自己吗？
“日本子打进来啦！”原为对外开放，常有外军代表参观、访问的东北国防军的王牌7旅，官兵逃跑的，挺着死的，去库房砸锁踹门拿枪的，拿不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拿到的叫骂着“妈个巴子”不敢违命开枪的，叫骂着“妈个巴子”还击的，这个赤膊，那个光脚，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
没有比“九一八”之夜的北大营再乱糟的了，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再狼狈的了。
用陈广忠老人的话讲：“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九一八”事变后仅4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就夺占了东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
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恶果，是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在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言之，对中国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盐泽说：“4个钟头占领上海，24小时占领南京。”
毛泽东说：“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据说，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得没剩几口气儿的张作霖，临死前曾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好好干吧。俺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我总觉得，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最想念这片黑土地的，莫过于这位少帅了。
有段时间，终于听说他要回来了，当年的大帅府已经修缮一新，多少人翘首等待一睹少帅的风采，可这位东北老乡终究还是没有回来。
也是，怎么回来呀？
如果抵抗了
历史没有“如果”。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