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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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因为他们士兵土匪勿论什么部队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只是高丽棒子就杀，所以打不开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内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几个同志——中国同志来打这种困难为要。
义勇军运动风起云涌时，各地都有中小股队伍找到当地党组织，要求派人去指导帮助他们。有的就给打发回来了，并声明“不再要韩国同志”。
像孙朝阳那样，接受珠河中心县委派去的那么多朝鲜同志，并充分给予信任，连秧子房掌柜的这种角色都让其承担的，实在是太少了。
于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云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同志在海龙磐石都当作宝贝来用，许多中国农民在他见了中国同志以后，真的增加了他们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后省委对于中国同志的派遣到海磐中心游击，仍是很重要的工作，只要观念清楚一点的群众或同志送到海龙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1933年1月28日，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信，则提出要用“韩国得力同志交换中国同志。我们目前需要中国干部，而不需要韩国同志，你们调动韩国同志吧”。
1932年8月15日，中央巡视员在报告中说：满洲省委“对于磐石的工作是加以特别注意，把我们可以征调的同志大部分派到磐石去加强工作，而且事前给以相当训练（一共九人，四个已去，五个尚未动身）”。
罗登贤派下去的第一个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就是派到磐石的。
现在，继任者魏抱一又把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派来了。
“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
1905年2月13日，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
“两垧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东北农村小康之家的写照，用到中原及全国各地，同样适用。杨靖宇家有20亩地，又租种地主10亩，自有数间草房及耕牛、农具，父母勤劳苦作，省吃俭用，加上一对小儿女的四口之家，光景应该说是可以的。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与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妹妹，依靠叔叔，和祖母、叔叔家一起生活。丧父失夫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但在经济上仍是可以的。杨靖宇一直没有中断学业，应能证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这个家族的和谐，重视教育。
“杨靖宇”这个如今人人皆知的姓名，是1932年11月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到磐石、海龙地区巡视工作时用的，之前还曾用过周敏、张贯一、乃超的化名。杨靖宇本姓马，八岁在本村读书时，先生给他起名“尚德”，即马尚德。以至于建国后好长时间，他的女儿马锦云和马氏家族的人，都不知道民族英雄杨靖宇是他们的亲人。
杨靖宇聪明、勤奋，从私塾读到县立高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学习一直很好。他尊重老师，和同学不笑不说话，又有反抗精神。
中秋节，叔叔买来四盒月饼，去地主家送礼，说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杨靖宇说咱租他的地，不欠他租子，凭什么给他送礼？不合理的规矩就得改了它。
“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县立高小当官、有钱人的孩子，也欺负穷人家的孩子。杨靖宇后来1。80米出头的个头，这时也身高力壮，没人敢欺负他，可谁欺负别人也不行。班里有个“孙少爷”，把人打了，还让人家给他当马骑。杨靖宇听说了，把这小子胖揍一顿，问他还欺不欺负人了，并警告他不准向他老子告状，不然还揍你。
杨靖宇参加抵制日货斗争，把与县长勾结的商家的日货都没收了。县里指示校长管教杨靖宇等人，杨靖宇说你在修身课上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尊严为先”，却屈从于反动官府，阻挠学生的爱国行动。校长恼羞成怒，威胁要开除他们的学籍。杨靖宇说你若敢开除学生，我就号召全校罢课，要求罢免校长。
“五卅运动”中，杨靖宇作为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街头讲演，组织募捐，搜查日货、英货，支援上海同胞的反帝斗争。
1926年秋，正当北伐军即将进军河南之际，杨靖宇在第一工业学校初级班毕业。遵照党的指示，辍学回家乡确山从事农民运动，被选为确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翌年4月，确山暴动，杨靖宇率数万农民，激战两昼夜，打下县城，活捉县长，成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这是河南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包括杨靖宇在内的7名委员，全部由民主选举产生。
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又指挥了刘店秋收起义。胜利后，农民革命军在总指挥杨靖宇、党代表李鸣岐率领下，在豫东南的确山、汝南、正阳、信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农村根据地，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9年5月，河南省委派杨靖宇到上海中共中央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在河南已为敌人所熟悉，两个月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东北。从此，这个来自中原大地的大个子青年的足迹和名字，就和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变麻袋。”
现在，在民间被称做“千金寨”的抚顺，来了个“山东张”、“张大个子”。
如今一提起煤，人们就会想到山西。而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没说的，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誉为“煤都”的抚顺了。1929年夏，当杨靖宇化名“张贯一”，被满洲省委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时，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基本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1）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组织起（赤色小组等）。（5）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关于第二个自然段，与会者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第一个自然段，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显的言过其实的话。而新省委对这个“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赏，将其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没有资料表明，当时曾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北方会议”精神。连罗登贤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作为党员，他不可能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而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