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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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了。街坊邻居那些一般大的小伙子，没有不当爹的了。要是换个人，找个心仪的姑娘，这辈子可能就改弦易辙过自己的小日子了。而且对于愁苦、郁闷的年轻人，这也不失为一种解脱的方法。可这样就不是赵尚志了。婚姻意味着责任，大英雄、伟丈夫赵尚志，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从黄埔军校学习回来，哈尔滨地委分配他负责地区的妇女工作。让这样一个还一身军校气息的硬汉专门做妇女工作，未免不伦不类，甚至滑稽，可他二话没说。开除党籍，省委让他担任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这回他拒绝了。

之后，省委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家人也不知道，方未艾这样的同志、朋友也不知道——赵尚志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独行侠

3月的哈东，北风卷着雪粒子在旷野逞威，枯草的梢头在雪地挣扎，树林子东倒西歪地号叫，天地间灰蒙蒙的。待到太阳出来了，满世界雪亮冰莹，那些出没山野的野兽不知什么感觉，那人就得眯缝着眼睛。

冰天雪地中，一个人手里拄根棍子，在雪野间跋涉、独行。累了，原地站一会儿，或者找个背风的地方歇一会儿；饿了，从胸前棉袄里掏出个包米饼子，朝贴身的一面啃几口。饥肠辘辘不赶劲，就把冻得铅球、铁饼似的饼子在石头上摔碎，一块块捡起来放嘴里嚼着化着。远近不时有狼嗥声，晚上周围闪动着绿莹莹的眼睛，紧赶慢赶也赶不上一户人家，就在雪地间燃堆火，打发掉这个雪夜。至于那一帮一伙的胡子，一言不慎，整死你就像踩死只蚂蚁。有时则完全取决于人家的心情好不好，那一刻是不是想拿你寻开心。

赵尚志这个没了党籍的人，如此“无组织”、“无纪律”地在哈东的冰天雪地中跋涉，是在寻找一个叫孙朝阳的人。

《朝阳县志》载：“孙朝阳（1904—1934年），汉族，本县人，字兴周，因朝阳籍人，绰号朝阳。初以经商为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正行商于吉林阿城，毅然将资本献出作为抗日经费，拉起1500多人抗日队伍，活动于宾县、珠河、延寿、方正等县境内。1932年9月，率众2000余人攻占宾县，建立抗日军政府，翌年4月撤出。此间曾诈降后从军中组织哗变，使日军受挫深重。继在阿城境内活动时与日伪军激战，伤亡惨重。当时赵尚志曾以家乡人身份投靠相助，不久因形势不利而撤走。孙于1933年10月24日，于哈尔滨去北平的火车上被俘，拒不降服。1934年春，被日军杀害于哈尔滨南岭。”

在哈东大大小小的义勇军中，“朝阳队”是支较大的队伍，队员成分也好，反日也坚决。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赵尚志，去投奔这支队伍，主要的原因，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朝阳”两个字。就是今天在哈尔滨见个朝阳老乡，也要平添几分亲热，更不用说那时候了。倘连慕名而来的老乡都不收留，那就太不讲究、不仗义了，难在江湖上混了。

在宾县东部山里，赵尚志见到“朝阳队”的一支队伍，人家却根本没把他瞧在眼里。

赵尚志那样子也实在太不起眼了。黑裤子黑袄，腰间扎条麻绳，脚上乌拉，头上狗皮帽子，像那两只“手闷子”（只分出拇指的棉的或皮的手套）一样油渍麻花的。这些都没什么，“朝阳队”那人也不比他强哪去，关键是个子小，身板也单薄。那眼睛倒是贼亮，亮得叫人心动，透着股刚劲硬气精神头，左眼眶下却有块月牙形伤疤，那眼珠一动不动，瞎了。

是个独眼龙。有人喊了声，一些人就凑过来，嬉皮笑脸地取笑着。这个说就你这小样儿还要打日本子呀？给日本子垫马蹄子都不够个。那个说俺看行，现成的一只眼，瞄准多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赵尚志不理不睬，见过来个骑马的头目，就上前抱拳施礼道：这位当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阳队”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队，请当家的收留。

头目瞅了赵尚志一眼，面无表情，只管策马向前。

赵尚志一把抓住缰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是中国人，俺要打日本子！

如果赵尚志有支枪，或是有匹马，是不用费这番口舌的。不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能从这样一个人口中说出来，而且朗朗上口，这个头目就不由得打量起这个脾气好像挺拗的小伙子。

赵尚志适时地追上一句：俺是热河省朝阳县人，跟你们大当家的是同乡，俺就是来扑奔他的。

头目说：这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开玩笑）的事，你能干什么呀？

赵尚志道：只要能为反日出力，干啥都行。

这个头目正好缺个马夫。

有人说，赵尚志这辈子，从零起步的时候太多。

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时，那省委代表是何等身份？任参谋长、第一政委（还有说是政治部主任）时，仍是省委代表。又来个省委代表，他是第一代表。满洲省委认定他要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负主要责任，因为在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第一党代表的权力，是超乎一切人之上的。而今在“朝阳队”，他连个大头兵都不是，与火头军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人家。

入党也得从头再来，而且来了一遍，还得来第二遍，直到牺牲还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

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赵尚志在团省委工作，两个人后来都被“永远开除党籍”。刘少奇那个“永远”是11年，赵尚志那个“永远”虽然5个月后被拿掉了，开除党籍却长达42年——不知道这是不是个什么纪录。

马夫的任务，就是喂马牵马遛马管好马。

从江西到陕北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马夫，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当了门卫。赵尚志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用句现成的俄罗斯谚语，叫“口袋里是装不住锥子的”。

最初的印象，是这个小个子马夫勤快，心肠热，谁有难处就伸手帮一把。平时没事去伙房帮着烧火、做饭，行军牵马还常为别人背点儿东西。很快又发现这人嘴茬子厉害，能说会道，肚里有货，奉天呀，吉林呀，哈尔滨呀，天南地北讲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只是讲到广州这时节穿“汗褟”（夏天穿的短袖贴身小褂）还出汗，大家就都有些疑惑。“朝阳队”里，原东北军、破产农民和胡子，约各占13，而无论什么出身，根上大都是庄稼人。那时的庄稼人，去趟县城就挺开眼界了，说谁去关里了，就觉得这人这辈子回不来了，得扔那边了。宾州没去过也听说过，这广州在哪旮旯呀？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地方吗？

在巴彦游击队，“小李先生”再没架子，队员们也不能不仰视他。这回可就倒过来了，任何人的目光都是居高临下的。平时没事见到他，就喊马倌，过来来一段。逐渐地，人们就往他身边凑了，目光也开始向上瞅了。即便仍是喊他过去来一段，那话语中也不能没有一种敬意，觉得这个人挺了不起，不是一般人了。

赵尚志终于一展身手，是指挥“朝阳队”打下宾州城。

准确时间不大好说，大约在春季。像“朝阳队”这样一支千多人的队伍，无论什么时间都不能不使敌人警惕的，有机会就想吃掉它。这次日伪军是三路围攻。孙朝阳得知探报，赶紧召集会议。硬顶不行，一些人说就从没敌人的一面走，一些人说那可能正是敌人设的圈套，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孙朝阳拿不定主意，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着急上火。

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赵尚志自然成了会议中心。关系到“朝阳队”的命运，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人们就想听听他们心目中的能人有何见解。

赵尚志已经胸有成竹：打日本子，打日本子，这日本子就得打，硬打硬，打不过，就挑他软和的地方打。哪旮旯软和呀？俺看眼下宾州城就挺软和。那旮旯的日本子和汉奸队，都奔咱这地界来了，咱们就抽冷子把它的老窝端了。

赵尚志边讲边比画，还用草棍在地上画着。

有人就把马夫的退敌之策，向孙朝阳报告了。孙朝阳眼前一亮，重新开会，让这个马夫老乡再详述一遍，当即决定赵尚志为这次战斗的总指挥。并许诺如果此战得胜，就任命他为“朝阳队”的参谋长。

赵尚志以一部为疑兵，在山中牵制敌军，大部做好撤离准备，伺机跳出包围圈。他自己率领一队精锐，利用夜色掩护，直插宾县县城宾州镇，天亮前赶到就打。

宾州距哈尔滨60公里，为哈东重镇，平时守备森严。这时主力都出发“讨伐”“朝阳队”了，留守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突然间听到枪声大作，立刻慌了。

战斗正酣，赵尚志下令停止射击，单枪匹马跑到城下大喊：快去报告你们的县长，就说李育才要跟他谈判。文谈，打开城门让俺们进去，那你还是中国人，缴枪留命；武谈，那你们就是汉奸，打进城后全按卖国贼治罪！

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人马，有人知道李育才就是攻打巴彦城的“小李先生”，就更是腿肚子抽筋，就把西城门打开了。

在敌人眼里，“朝阳队”就是帮胡子，实际也真有些胡子的味道。胡子规矩多多，基本都是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走西门——那不是上西天了吗？

敌人也挺狡猾，可赵尚志还管这个吗？

敌人根本没想到对手会来这一手，赶紧回师增援，“朝阳队”顿时转危为安。

马夫当上参谋长，孙朝阳没有食言。

赵尚志这辈子，无论怎样跌跌撞撞，命运多舛，都是凭真本事干出来的。

珠河游击队

还得来句“话分两头”。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尚志县（今尚志市）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东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一分为二为铁路南和铁路北两部分，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城镇，像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由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县。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期曾有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保家保国挺好的。中心县委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几个月，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都无果而终。接着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都无一例外地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最成功、影响也最大、到了还是失败了的是策动苇沙河伪军哗变。请看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应该说比较原汁原味的《抗联三军史略》中的两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在哗变队伍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下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北方会议”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可若不是这时已经开始了反帝统一战线的抗战路线，还是“北方会议”那一套，等待着即将正式组建的珠河游击队的，会不会还是巴彦游击队的结局？

“朝阳队”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圆脸，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那时夫妻之间，妻子称丈夫也是“掌柜的”、“当家的”，丈夫称妻子“屋里的”）。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