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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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
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
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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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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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
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商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
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
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锐都明白的裁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5％，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
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
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
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入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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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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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的多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
后．惟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
不能平心静气的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
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
严厉的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那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来看，许外因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
竞成了和战问题。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人倘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不料双方愈演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临城下，要求人城。耆英不得已，许于二年后准外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调他入京，而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的上谕，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态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
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仪
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的重，国家事看的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六年，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到了期。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疑，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
始即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
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侯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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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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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任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
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
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帐。
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
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末得挽回。清廷
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口，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洁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