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绝对很邪乎-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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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春秋责备贤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好人是要吃大亏的，而做一个坏蛋，却是占尽了天下的便宜。恶人做了恶事，是理所应当可以理解的，而好人哪怕是品德上稍有污点，都难以获得谅解。
朱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在黄巢手下干久了，沾染上了干坏事没有底线的坏毛病。他淫行公然扒灰，刑杀不分骨肉。史书上记载说，在他晚年的时候，几个儿子争宠，于是朱温就下旨命几个儿媳妇入宫，轮番让他幸御——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诸藩镇再坏到家，也是没法与他相比的。
实际上，对好人苛刻无端、对恶人无限宽容，恶化了大唐帝国末年的生存环境，导致了社会出现逆淘汰现象。对好人苛刻无端，导致了我们身边的好人越来越少；对恶人无限宽容，导致了我们身边的恶人越来越多。当恶人的数量达到足够高的比例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就以恶为价值取向，表现为越是邪恶之人，越是容易占到上风；越是善良之人，越是受到公众的嘲弄。
这个规则并不是大唐高祖李渊创立的，但是他夺得大宝之后，并没有对此稍加改良，反而以邪恶的皇家权力，进一步恶化了这种态势。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彻底转向邪恶之时，这最终的恶果，就只能落到李渊的子孙头上了。
所以，当我们在社会上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公正无私的社会竞技法则。这个法则表面上看起来让我们吃亏，但却会加倍回报在我们后人身上。所以规则从来不是为我们自己所建，是为我们子孙后代撑开一片天空。
尽管面临着如此恶化的社会环境，但大唐帝国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无论是僖宗还是昭宗，他们都错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就在沙陀军事将领李克用身上。
如前所述，诸藩镇或是原有的官兵，或是投降的贼寇，只有李克用是从边境调入的少数民族军队。相比于国内诸藩镇，沙陀人对中原文化较为生疏。实际上，李克用是从儒家的书本上了解中原的，而儒家的书本，向以仁义为核心。结果事情搞到最后，诸藩镇之中，只有李克用这个外国人还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印痕，而其他人，只把书本当成哄呆子的废纸。
或许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在作祟，尽管李克用将食人狂魔黄巢剿杀殆净，又曾解救过昭宗的危局。可是昭宗却对李克用心怀忌惮，不敢将自己托付给他，结果错失了最后挽救大唐的机会。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当李克用百战身死之后，其子李存勖承袭家业，却仍然采用了大唐的国号。这表明，沙陀人真的被儒家书本感化了，他们一直在怀祭大唐。
假若懿宗或昭宗能够稍有眼光，选择沙陀人李克用，让他承担起替皇权护法的工作，不排除历史被重新拉回到肃宗李亨时代的可能，尽管终究无法改变帝国的毁灭，但垂死挣扎几下，这却是很刺激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所有的假设都是基于违背人性的构设上。说到底，所谓历史的规律，不过是人性的规律，人性规律如此，历史也因此被注定了唯一。
比较一下唐宗室所面对的这些敌人，李克用比诸藩镇可靠，诸藩镇比朱温可靠，朱温比皇帝身边的太监可靠。而昭宗最后的选择，却是带着太监走入了朱温的军营，他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路，正如大唐开国之初，李渊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一样。不是昭宗有多蠢，也不是李渊有多么的聪明，他们只是人性规律中的两个必然步骤，由此而及彼，如此而已。
当大唐帝国的汩汩尘风就此沉寂，我们于历史之中解读出皇权的本质逻辑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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