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铁时代--王小波-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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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我想到国十年前，我们家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冬天我哥哥从乡下回来，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那房子中间有一个蜂窝煤炉子，我把全部身心投入了炉子——这时因为我怕冷，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摆弄炉子。我哥哥歪在靠窗户的床上看书。那个窗户下面是玻璃，上面糊着纸。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我哥哥正在插队，每年冬天都带着一肚子的疑惑回来——比方说，当时的年轻人只有少数能上大学，按理说应该选最聪明的人上学才对，但实际情况是选了一些连字都不大识的傻瓜。另一个例子是：大家都在田里出苦力时，要选几个聪明人去县里开会，住舒适的招待所吃很好的伙食；但实际情况又是选了一些不可却药的傻子，到那里讲些老母猪听了也要狂笑起来的傻话。顺便说一句，那种傻话叫做“讲用”，我当时只有八岁，已经觉得它愚不可及。他老在唠叨说，这世道也不知是怎么了。考虑到我当时的年龄，当然回答不出来。
我哥哥年轻时经历的事，现在也存在。当然，现在男孩子不用去插队了，在高中毕业时，大家都要去兵营里军训。然后根据教官的意见，把最聪明的孩子送到技工学校受训，比较傻的却送到各种管理、外交、艺术院校里去。后者假如没有数盲症的话，在那里念上几年，肯定就不识数了。当然，这两类孩子将来的待遇会有天渊之别。教官在鉴别孩子的智能方面比任何心理学家都在行——众所周知，聪明的男孩子会调皮捣蛋，而说什么信什么的，肯定是笨蛋。
我们俩住在一间平房里时，我哥哥总在读书，先读各种“选读”、“选集”之类，因为那些书里有读不懂的地方，所以他又开始涉猎思辨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黑格尔和《朱子语类》、《曾国藩家书》等等；不读书时就坐在窗边疯狂地咬手指。我哥哥非常聪明，根据他后来的表现，他是百万人里挑一的数学天才。
有关我哥哥读的书，有一点需要补充，现在各种男孩上的学院里还在用它们当教本。而技工学校的教本，说来惭愧，都是我们编的。这是因为我们都要到技工学校任教，高深的教本我们教不动。当我为误人子弟而内疚时，就在工程课上教几节素描，还有人在数学课上教美声唱法，在物理课上教唐诗宋词，所有的学生都被我们教得乌七八糟，将来想发数盲症都发不了。
有关我自己的智力情况，我还没有提到过。在碱场里，我前妻对我有个评价：王犯，在工程上你是个天才，但你十足外行。这都是因为你先灌了一脑子艺术才来学工。你应该去搞艺术，这方面虽然我不懂，但我觉得你一定非常人可比。我听了这话，心里很舒服，马上说道：报告管教！今天晚上我睡门口，给你挡着风！她说：混账东西，你想感冒得肺炎吗？我又说：那我睡你脚下，给你焐脚！她又说：身上冷怎么办？最后还是睡在老地方，和她并着头，哪儿冷焐哪儿。
我前妻从来不拍我的马屁，她也用不着这么做。所以她说的话一定属实。假如我也算个聪明人的话，家兄聪明到什么程度就难以定论了，因为他比我聪明了一百倍都不止。但是读了一冬思辨哲学以后，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有一天早上他对我说，我有五块钱，花了三块，怎么只剩了两块了？出于对他智力的尊敬，我犹豫着回答道：你说你有五块钱？对呀。花了三块？对呀。那么应该剩几块呢？他这才哈哈大笑起来，说哲学书都把人读笨了。这当然是从反面来讲，要从正面来讲，就不能说是读笨，应该说读聪明了才对。
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我努力做了近十几年的技术工作，水平毫无进境，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笨。我们周围的情形也越来越糟了，凭我的笨脑子什么办法也本不出来。看看我的同事，和我一样。假如谁看上去比较聪明，比较有前途，就会得数记美。只有我这样的笨蛋不得数盲症。
假如我哥哥的一生被“文革”毁掉了的话，我的一生就被数盲症毁掉了。他现在是个数学教授，不是数学家。我现在是工程师，不是艺术家。假如时局有利的话，我们是可以做成后一种人的。这些事情使我很烦闷。这些事当然是从反面讲的，从正面讲，就根本没有烦闷这回事。
我哥哥当然是个反面人物，他拿短期护照出国，逾期不归。现在他转到了正面上了：拿了绿卡，也了美籍华人。按领导上的布置，我早就通知他了——“我们的政策是既往不咎”——但他还是不回来，并且说，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回来。在此我要坦白一点，假如给我个短期护照，我要干出反面的事来。不给我护照，我也要干反面的事——开party——我们就是想干反面的事，故而我们才是危险的。
３
现在可以说说为什么要开party——因为好久没开party了，大家都烦躁得很。比方说大胖子，画着图忽然就会引吭高歌，震得玻璃嗡嗡响；还有人会冷不防用小号吹个花腔，能把人吓出一头冷汗。还有位抒情诗人会冷不防跳起来朗诵一首抒情短诗，但是本钱不够，尚不足以把人吓出神经病。不会制造噪音的人吃了烤白薯，皮都不扔，留着打他们。我们这屋里很热，所以老有股馊白薯味。所有的设计工作都没有正进展，有的还有负进展，这就是说，无缘无故把好好的图纸撕掉。我自己也有点不正常，时时在图板上画出裸体女人来。这就是说，再不开party就要出事：和保安打架，和傍肩殉情自杀，或者把摩托车开到别人轮子底下去。前几天和保安在会场上打了一架，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听之任之，架就会越打越大。
除此之外，上级机关也越来越难打交道了，秘书们说话都带有进攻性、挑逗性，而且她们还常常擅离职守，上班时间跑出来会情人；我们一打电话就会被数盲粘上。数盲在办公室里也越来越坐不住了，经常开大会做大报告；会场秩序也越来越不好，保安员也越来越混蛋。除此之外，还该谈到有好几个礼拜没刮风了，天上的烟越来越黄，像小孩子屙的屎；整个城市一天到晚嘣嘣乱响，像个弹棉花的工厂。这种情形早晚要把人逼疯掉。
数盲同志们对我的辩解反驳道：你说天是黄的？我怎么没看见？对他们来说，玻璃是蓝的，不论家里、办公室的玻璃，一是汽车的窗玻璃都是蓝的。这种玻璃表面有层有机硅透光膜，都是进口的。假如我们能读到些国外科技书刊，没准也能造出这种涂料，但是那给书刊里常夹有半裸女郎的广告，所以有危险，不让我们看。我们看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危险的东西，所以心情烦闷，走向反面。
开party就一定要在上班时间折腾，消耗大量的公款公物；否则就等于没有开。然后就折腾一夜，傍肩也不回家。数盲问起来，就说回原单位联欢了。不要以为数盲蠢，所有的“家属”都不见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整天气呼呼，碍着数盲风度不便发作，而我们（非数盲男人和傍肩们）见了这种景象就十分开心。这些行径最起码是犯错误，有些还是犯法的，但是开party就是要犯错误和犯法，否则就没有效果。等到犯过错误和犯过法后，大家都能正常一段时间。当然，作为老大哥我要承担责任，去砸一段时间的碱，或者关一段时间的小号——这要看犯的事多大而定。但是这对我不是大问题：哪里我都熟。等把这给道理都讲够了以后，还有一点我明白：各单位都可以开party，各单位都有老大哥可以承担责任，干吗非是我不可呢？
外单位的老大哥总给我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时候开party。我听了当然气愤，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开？这班混蛋说：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号召力。再说，你们都是文艺单位下来的人，开出的party有趣。不管怎么说，你们是老大哥单位。这话听来有理，但却是混账逻辑。这种逻辑要把我害死。
不等公安局的人来找我问星期四party的一口我就知道此事决不能善了；我叫大家搜集硬币，越多越好。这个party上了电视新闻，是近年来罕见的集体旷工事件，光这一条就得去砸碱，更何况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物资。光电石就用了十来桶，但我们没有动气焊，只是用来点乙炔灯，给广场照明——由，你就可知那party有多大。硬币是铝的，准备熔了造假脚镣。那东西一文不值，只是有点不好找。蓝毛衣说她要押我去碱场，不准别人争。我告诉她，她也得准备去砸碱了。因为这回上面和我们算总账，连打架用手扣子的一叩发了。挨打的保安举报说，凶手是女的。我与在抵赖，但未必能赖掉。蓝毛衣知道以后分毫不惧，反而到处去吹吹嘘：姐们要去砸碱了——照我看她也该砸碱，她把人家的鼻梁都打断，彻底破了相。我们要赔出人家买老婆的钱。但是最后谁也没去砸碱，而是比那更糟。我们国家学习新加坡二十世纪的先进经验，改用鞭刑，数盲决定，拿我们这桩试点。这就是说，要在背上挨几鞭子了。以前没挨过，挺他妈的新鲜。也许就因为这个，蓝毛衣主动坦白了（她很想挨几鞭，大大地出个风头），还把手扣子交了出来，就被公安局的请走了，再没回来。
有关蓝毛衣闯的祸，还有补充的必要。我说过，那一天小徐借了我的车去拿病假条。拿到了病假条，在回来的路上和别人撞了车，与对方驾驶员口角，被保安请去了。人家一查他的证件，发现是技术部的人，除此之外，对方发现他很面熟，星期一下午打架就是他先动的手。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当然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当他把一切可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以后，这种兴趣还是有增无减，这一下就闯了个大祸，小徐进医院后也没醒过来，径直死掉了。尸检时发现肝脏碎了，而且是连同好几根肋骨一道被打碎的。身上还有很多伤，但已没有深究的必要，因为这一处就足以让他死了。这种事当然不能由着它发生，所以保安方面一个死刑，三个无期徒刑。保安方面当然也有些要申诉的一中：在星期一的斗殴中有人用了手扣子，把他们的人破了相，所以他们的人才会下狠手打人。因此数盲要把使手扣子的人找出来，抽上一顿，以示公允。
讲了这么多反面的事，也该讲点正面的了。星期四我开了party，等到过完了周末，公安局的人就到部里来，客客气气地主产：请问谁是王二？您有麻烦了，要跟我们去一下。说完给我戴上铐子，这个铐子是不锈钢的，有两个顶针那么大，套在两个大拇指上。我认为假如我是摩菲斯特的话，设计这个铐子的就是撒旦本人了——用这么点钢就把人扣住了，怎么能想出来。那位警察听了，摘下大檐帽说：您高抬我——没法子，就给那么点钢。当时我吓得够呛，他就是这种拇指铐的发明者。骂人家是魔鬼，这事怎么得了。谁知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道：你这儿挺暖和，我多坐一会。你有什么事要办就先办办。别怕，我没数盲症。我赶紧说：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我以前以为你们都有那种病哩。他说：这就是外界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了。这说得很对，别人对我们也不理解，说我设计的机器是大粪，还要求枪毙我。所以，理解万岁。
假如可以和数盲们说理的话（其实和他们没法说理），我可以辩解道：星期四我只说了一句“开party”，此外什么都没干。这句话只是振动了一下空气而已——当然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有一种极牵强的关系。数盲就顺着这种关系找到了我，让我挨鞭子。除此之外，蓝毛衣与保安打死小徐然后又偿命一事的关系也很可疑。假如保安该给小徐偿命，毙了他活该。假如不该偿命，把他放了也没什么不可以，这么胡搅蛮缠干什么。再说一遍，我知道说理是不许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实在不讲理。刚进局子，警察就告诉我说，我的案子上面要直接抓，让我做最坏的准备。事实上没有那么坏。
我的案子数盲们很重视，所以警察一直劝我交待出个把别人来，但是我不肯。我倒不是皮肉痒痒想挨鞭子，而是身不由己——身为老大哥，如果让别人去挨鞭子，今后没法做人。这件事一连拖了半个多月，其间还被带到公安医院查了几次体。最后人家说，你年纪大了，心脏也不行，有生命危险——你可要本明白。我听了也有点犹豫，要知道我挺怕死。后来弄明白生存率有百分之七十（后来知道实际上是五十）就鼓起了勇气，签了认罪书，住进了公安医院。这里和活还蛮好的，睡单间，一流伙食，每天看病吃药。住医院有两个好处，一是先把我身上的病控制住，鞭刑后的生存率就能比50％高。二是假如让我信在家里，鞭刑前准会服止疼药，打吗啡针，这样鞭刑的意义就失掉了。
后来我知道，我是命里注定要挨鞭子的，公安局的同志问我那么多，是觉得两个人太少，想多拉几个。他们后来说，人多了热闹，也显得不疼。但我不这么想。他们又说，你这个案子上面动了真怒，多报几个人好，少了可能毙了你。这可让我够害怕的，但我挺住了。这样好，万一后来知道不招也能活就会后悔。宁可当场死，也不吃后悔药。
有关小徐，有必要补充几句。首先，他已经死了，我不说死人的坏话，所以本日记里一切他的坏话都取消。其次，虽然他死了，我还是不喜欢他；因为他什么都不肯干，和老左简直是一样，而且公开宣称他想得数盲症。最后，他已经死了，至死都没患数盲症，所以他是我的人；故此上面说的那句话也取消。而且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假如早发现他不见了，就可派出人去找他。发现他被保安逮走了，我可以率大队人马去救他——玻璃公司的哥们带来了铁棍，就是为这样的事预备的。荡平保安总部，冲到地下室把他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要出人命。假如我干了这样的事，等待我的就不是鞭刑——额头上要吃子弹了。
4
星期四我去参加那个party——现在我是从反面来说，坐的是技术部开最后一辆车。当时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也能看出来，这车不是往东山上开——东山上有好多疗养院，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