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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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债，主持之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谩骂攻击，不可胜数。事实上，这借款的抵押，连中央政府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我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实际上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如清时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也就是4厘左右。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后一年，当时邮传部跟***银行的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2？5‰的佣金。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也绝对没有人想卖***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二百二十四）游行
（二百二十四）游行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祥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霖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霖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舆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舆的评价，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祺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祺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小。段祺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祺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祺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祺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学生们的行动早就惊动了报刊媒体，当记者们赶到承天门时，学生不过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过不多久，便有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三个方向云集而来。
对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的全过程，当时的《京华日报》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大家到齐，学生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急忙赶来承天门，立于红墙之下，劝说学生，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校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今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前。”
“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学生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简单明白，流传甚广，现录如下：”
“现在***以向我政府借款为名，欲图管理我***事，控制我国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欺侮！国家要灭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政府日元借款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北大某学生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便要激进得多，现录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此虽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未见游行学生准备手枪炸弹。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斯时记忆犹新。自民国建立以来，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北大学生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宣言之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之不同声音也。”
“学生之所以集会承天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之公共活动空间。承天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承天门前莫属。”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前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学生游行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
但此时的记者们也并没有想到，这一回的学生集会和以前可是大不相同，因为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而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他们的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是北大学生在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主权”四个大字。
在学生们陆续到齐之后，学生领袖们的演讲便开始了。
“此时在偌大的承天门广场上，并没有扩音设备，演讲者站立在方桌之上，虽然慷慨陈辞，但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之后，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四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美使不在，学生遂留下言辞恳切之‘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美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亦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之所以欲往东而非向北，显然是冲仅有一街之隔之***使馆。”
“此前步军统领李长泰劝说学生之言，乃当局最担心游行引起国际纠纷。而学生游行皆尊守法度，未有丝毫过激行动，其爱国又不失理性可见一般。”
“该学生队伍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承天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兵队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