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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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十二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八十六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5节：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大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的大上海，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然而，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的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舶来品。它的来历颇为有趣。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十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申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申报》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籍人美查等合办，在上海汉口路正式创刊，到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历时七十七年零六十二天，除中途停刊外，共出版两千五百五十九号。
《申报》面世，遂冲破《邸报》、《产京报》、《政治公报》的樊篱，开始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与记载，目光投向社会市井，成为“中国第一张现代意义的报纸”。自此之后，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沪报》、《新闻报》等接踵而来，“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申报》在对我近代新闻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时至今日，走在上海街头，还能听到不少上海老人把“买张报纸看看”叫成“买张申报看看”。《申报》已经停刊半个多世纪了，哪里还有《申报》可买？一打听才明白，那是叫惯了，习惯使然。是谁叫响了《申报》这块金字招牌，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一代报王史量才。
史量才，这位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是20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之一，史量才继承了老《申报》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批文化人的协助下，努力开创中国现代商业大报的传统。该报在全国二十九个城市设立分馆，增加各地通信；改革副刊《自由谈》和其他内容，从文艺到医疗，适应各类读者的需要；出版系列书刊，从月刊、年鉴到地图，品种多样；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如流动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这使得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史量才主持申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被罗致在他的门下。申报的“笔阵”中，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申报自由谈》更是开一代杂文之先河，其刊发的鲁迅杂文是著名的“匕首和投枪”。30年代的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申报》鼓吹民主，批评政府，惹怒蒋介石。1932年，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申报》连发三篇社论，三论《剿匪与造匪》。蒋介石恼羞成怒，曾严令“禁止申报邮递”。
作为心忧天下的爱国报业大亨，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国格、报格、人格。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无效，使得史量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终于，在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西湖“秋水山庄”归沪途中，在浙江海宁翁家埠，被戴笠手下的特务枪杀，终年五十四岁，一代报业大王就这样魂归尘土，可悲复可叹。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6节：谁是黄埔军校的首个共产党人
谁是黄埔军校的首个共产党人
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张申府绝对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量级人物。尽管历史几乎将他遗忘，以至于现在的许多人对他很陌生。
1917年毕业于北大的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893），并曾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共事，当时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张申府后来在回忆中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张申府在北大时担任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早期革命家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说，自己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新文学运动的旗帜之一的《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在其二十五岁时，就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指张申府）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建党之初时张申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与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张国焘是由他介绍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张申府还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他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的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第一人。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一张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从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
退党之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并称“四大金刚”，其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
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二十出头在校学生，后来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申府在识人方面的先见之明。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中共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张申府是游行总指挥之一。当时的政府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将他们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两个月后，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张申府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民盟的前身，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与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
张申府气愤地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
张申府因为平白无故挨了蒋介石的一通骂，怒气难平，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挽留，他才留下了。自然，参政员是无法再当下去了。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诸多的灾难。11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赫然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一刀两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当了研究员，专心于文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1986年张申府辞世，享年九十三岁。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7节：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身高一米九，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赵登禹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赵登禹十三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十六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