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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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十三师团为此被抽去了三成的兵力，只剩下三个联队。
从9月27日开始，陈诚调动五个军对宜昌展开反攻。
由于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陈诚运用分割战术，很快就在外围将第十三师团的各个联队分别包围起来，其先头部队已到宜昌城下。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不顾一切，三天内夺回宜昌。
陈诚调上战防炮，这回他开发了特种武器的另一妙用：不是打坦克，而是直接对准日军据点进行射击，穿甲弹、爆炸弹一起上，把据点工事轰塌了再说。
当时正好有一个东京慰问团在医院对伤病员进行演出，得知宜昌被包围，这些人脸上白粉也不用涂了，脸色变得煞白，再过一会儿，听到炮弹落入城内，手脚抖了起来，不让跳舞也要跳舞，又过一会儿，医院院长说，你们不用在这里表演了，换个场地吧，因为伤病员全拿着枪到前线去了。
到了新场地一看，地上死的伤的躺一堆，都是刚抬下来的，见到这一惨景，演员们哪里还有胆量和兴致表演，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溜出了医院。
10月6日，陈诚成功完成外围破坏，宜昌通往各地的公路无一完好，附近赶来救援的第三十九师团无可奈何，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第三十九师团临时想招，决定用飞机来运人。可是一架飞机每次最多坐八到十个人，多了载不了，到第三次往返时，还被陈诚发现，第六战区的高射炮一炮过去，机毁人亡，吓得第三十九师团和航空兵都不敢再使用这个蠢办法了。
10月8日，陈诚派部队乘坐民船，在长江上用迫击炮对宜昌进行打击，继陆路之后，又封锁了其水路交通。
此时，第十三师团已被打得乱七八糟，各个联队之间你救不了我，我救不了你，宜昌更是处于团团包围之中。
10月10日凌晨，陈诚集中一百四十门火炮，对宜昌发动最后的总攻。
一时之间，守城日军四面告急，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遂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及机密文件，并且从他开始，全体高级官佐必须作好自杀准备。
他的参谋长连诀别电报都起草好了，上面特地提到，东京慰问团这回也得跟着倒大霉了，然而实在没有办法。
内山拿着电报看了看，觉得没说到点子上。
你虎啊，宜昌失守是要追究责任的，何况东京慰问团都栽了进来，不弄得像那么回事，就算自杀也讨不到好啊。
于是他“刷刷”添上：我们殉国了，而且是在高呼“陛下万岁”中殉国的。
明白师团长的意思后，参谋长专门叫来副官，让他组成一个敢死队，在电报未发出前想办法突出重围，以便以后向统帅部报告师团司令部的“悲壮场面”。
内山的命好，他的良苦用心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因为当天第三十九师团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严令下，终于不顾一切，拼死冲破层层堵截，到达了宜昌附近，除此之外，进攻长沙的日军也已被迫回撤，准备掉过头来对宜昌进行援救。
10月10日夜，第六战区奉命撤出宜昌战场。
按照日方统计，日军此次伤亡接近七千人，尤其第十三师团受损最为严重，但陈诚仍闷闷不乐：就差一步，怎么还是进不了城呢？
此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已经结束，报端一片欢呼，照例又是“长沙大捷”，把宜昌反击战盖得没了一点声音，陈诚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对幕僚们说：伯陵兄（薛岳字伯陵）能打退敌人，我却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陈诚（左）性格非常要强，和关系很好的薛岳（右）也“攀比”战绩幕僚安慰他：我们本来就是策应长沙会战的，长沙胜利，不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您的战略战术没错，之所以未能最后攻克宜昌，主要还是部队战斗力欠火候，以后继续加强训练就是了。
陈诚当着众人的面点点头，但其实强颜欢笑，好长时间都不能释然。
蒋介石倒是很体谅陈诚。他到长沙去参加第九战区举办的祝捷大会，一开始就说，跟日寇作战，没一个敢主动反攻的，只有第六战区的陈长官例外。宜昌虽然没能攻克，但第六战区牵制了日军，使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实为功居第一！
陈诚听到后，这才好受了一些，并埋下头来继续加强军队整训，为下一次战役作准备。
事实上，陈诚所羡慕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战绩而言，并不算突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出色的战役，那次战役才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第五卷 历史不死
第1章 序言
我相信，书有书的命运，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在它发轫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曲折、繁复、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就有意义。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先《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部、第二部综合了起来，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赵振英、尤广才。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关河五十州于2011年7月1日深夜
第2章 最精彩的一战
枣宜会战结束后，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一度自我感觉非常良好。那一仗，不仅导致对方的集团军总司令阵亡，而且日军渡过襄河，占领宜昌，无疑是对他的前任的一种突破。
如今的第十一军，称得上是日本“中国派遣军”的骄傲，园部也几乎就是“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一手捧出来的明星。
但这颗星星升得快，掉得也快，很快就要成流星了。
教训
园部倒霉，起因却是“华北方面军”。
当时“华北方面军”计划进攻中条山，因兵力不足，打算把第十一军驻于南昌以西的第三十三师团给借调到华北去。
走了一个师团，等于缺了一个角，南昌日军无疑会受到威胁，这可怎么办？
按照通常办法，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由“中国派遣军”从别处再调部队过来填补空缺，可这回西尾突然想起要换一种活法，而启发他的正是园部本人。
枣宜会战之后，园部提出了一个战术，叫“短切突击”。简单点说，就是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且无论出击距离还是时间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打完就回家。
相对于组织费工费力费时的大战役，短切突击看上去确实比较经济实惠，有时只要出去三四天工夫，就能威风好一阵子，所以园部对此很是得意，也常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吹吹。
既然下级说得那么活灵活现，西尾也就真以为这个短切突击可以无所不能了。
趁第三十三师团走之前，不妨把部队集中起来，对南昌以西的中国军队也好好地“切”一下，那不就有一段时间可以关上门睡大觉了吗？
园部这时正是神神道道的时候，认为此计甚妙。
在此之前，园部已经在周围“切”过一圈，效果确实不错。要说不顺的时候也有，像跟汤恩伯打交道时就比较费劲，在豫南的短切突击战中，后者反过来还“切”了他一刀，仅名古屋第三师团便伤亡了三千多人。
汤恩伯有几个？不也就一个吗？园部对此并无顾虑，况且，他即将面对的对手是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后者在南昌会战时就曾输给冈村宁次。
前任的手下败将，我却郑重其事，岂不惹人笑话，所以园部起先只将此次作战视为他短切突击战中的一个小项目，根本也没当一回事，甚至都没到南昌去设立敌前指挥所。
他不知道，失败这个东西不是专属品，不会一门心思跟着哪一个人走，尤其是那些头脑清醒的人。
罗卓英从来没有忘记过南昌会战给他带来的耻辱。这位喜欢写诗的将军身上并无一点文人的迂腐之气，即使打了败仗，也从不会为自己鸣冤叫屈或寻找战场以外的各种借口。
他的名言是：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也在战场。
哪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既然是在战场上吃的亏，教训还得到战场上去找。
罗卓英总结出的第一个教训是麻痹大意，敌情观察不仔细，结果仅仅相差九天，主动就变成了被动。
于是，从九江到南昌，罗卓英都派出了很多情报人员。
传来的情报表明，铁路上的日军军列来去频繁。罗卓英想知道的是，这是要撤兵，还是要增兵。
有人说是撤兵，根据是有一些列车的车厢窗口露出人和枪，而这些列车都是朝北去的，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增兵，因为有更多的军列在南下，只不过上面窗户紧闭，看不真切。
要对此做出判断，就得使用铁道游击队的办法：晚上趴在铁路边，耳朵贴着铁轨。
一听，北上的军列很轻，南下的军列却很重。
明白了。北上列车让你看到人和枪，那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其实里面没几个人，而装载着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恰恰是南下列车，不然车厢不会那么沉重。
拿到“化验报告”后，罗卓英就为大打一场做好了准备。
主见
1941年3月15日，在园部的指挥下，日军分三路攻向南昌以西的上高地区。
正面迎击日军的是李觉的第七十军，湘军虽然英勇，但要在平地或丘陵上与日军正规师团作战，还是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头两天，罗卓英刚好不在上高，由参谋长临时指挥，后者实战经验不足，听到前方战事不顺的消息后，显得十分紧张，脸色也变得铁青，坐在司令部里一个劲地给薛岳打电话，请示机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给他打气，“不要怕，这是日军的老一套，打一下就会回去的。”放下电话，薛岳立即催促罗卓英返回上高进行直接指挥。
3月17日，罗卓英赶回上高，并连夜召集幕僚进行商议。
中方指挥官在前线观察敌情
开始是高层幕僚。他们的看法跟薛岳差不多，认为日军只是出来扫荡一下，应避免决战，先撤出上高，等其撤退时再进行追击。
这是薛岳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就采用的战术，以后李宗仁也用，看上去既符合实情，也很稳妥。
如果是在南昌会战前，也许罗卓英一点头就同意了，但自那一战后，他得到了第二个教训：作为主帅，在从谏如流的同时，一定还要有自己的主见。
罗卓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假如我们撤出上高，日军继续攻击怎么办？”
他说：“上高后侧与长沙相通，公路也未被破坏，对方是完全可以沿着公路直扑长沙的。”
众人闻言，顿时都说不出话来。
为慎重起见，罗卓英决定扩大决策层次，让所有幕僚人员与会发表意见。
多数底层幕僚都反对撤退，主张与日军在上高展开决战。这些小伙子大多血气方刚，做梦也想干它一场，况且位卑责就轻，对于打仗，自然要积极得多。
客观地来讲，高层幕僚的主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园部的“短切突击”，一共出动了两师一旅团。其中，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团虽非常备老师团，但比原来那两个“最弱师团”要强得多，在新编师团里至少属于中上水平。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是从广岛第五师团中抽出了一些老兵打底子，然后重新组建的新老混搭部队。
罗卓英能集中的兵力，光从编制看有三个军，但由于兵员严重缺额，数量上一个军只与日军一个师团勉强相当，这样一算，光人数就不占优势。
无论是按照先前日本人的换算方式还是实际作战经验，即便部队满额的话，中国军队也至少需用两到三个军才能对付一个师团。第一次长沙侵略战的例子表明，日军一旦打好了，四个军都不一定挡得住一个师团，哪怕是被称为“日本最弱师团”的第一〇六师团。
何去何从，最后还是要看军事主官如何决断。罗卓英思忖片刻，一锤定音，“打！”
磁铁吸刀
任何一种战术，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全在使用效果如何。
园部从三路分进合击，与冈村宁次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打法类似，属于迂回包围中的老套路，运用得好，足可以使对手未战先怯，自乱阵脚。
但是这个战术也有明显弱点，那就是容易分散自己的兵力，结果导致被各个击破。冈村的失败即为最好例子。
罗卓英输过一次，不能输第二次。他显然研究过长沙会战的战例，因此知道如何利用这一战术的弊端。
打个比方，园部的三路兵马，假如中路的第三十四师团是身子的话，北路的第三十三师团和南路的第二十旅团则是左右两只胳膊，“分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