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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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最终确定日方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一切准备就绪后，近卫内阁于11月3日发表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与上一份声明关上大门不同，这次近卫要开门谈判了，不过他要求重庆政府必须“更变人事组织”，也就是让蒋介石下野，然后才有得谈。
这是一个信号。蒋介石或许不明白其中玄妙，所以无动于衷，汪精卫却是懂的。
一周之后发生的一件事，犹如火上浇油，令汪精卫一下子跳了起来：“焦土抗战”搞走了火，竟然把长沙给烧了！
悲哀之处在于，花园口决堤总算挡住了日军，长沙这把火却连鬼子的一根毛也没烧着，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长沙大火让汪精卫找到了另一个抗战打不下去的依据。
你们开口闭口“焦土抗战”，怎么样，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则万事休矣！
在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时，他便主动找机会聊起话题，说抗战打到这个样子，国家民族已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不如我们两人都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不是在“逼宫”吗？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那你说，如果我们都辞职了，谁来负起政治责任？
饭也不用吃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便争吵起来。
蒋介石在口舌之辩方面并非能手，而且也没什么耐心，吵了一会儿把胃口都给吵坏了。
好了好了，说什么都是一样，我决心已定，不必再争论。
说完，蒋介石扔下汪精卫，自顾自地回房睡觉去了。
这是两人之间为数极少的当面争吵，却也是最后一次争吵，之后他们便选择了分道扬镳。
汪精卫意识到，他如果继续待在重庆，是没有办法进行“和平运动”的，但离开不能随便这么一说，必须有内外双重保证。
他首先让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去找了龙云，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抓枪杆的地头蛇，如能将其招至麾下，手上就有说话的实力了。
作为“云南王”，龙云这时也在犯跟刘湘一样的毛病。
眼看着派出去的滇军越打越少，中央政府却一退再退，武汉立不住脚，就去了重庆，重庆要是再顶不住，那不还要来昆明吗？
当听陈璧君邀其“起事”时，他立即满口答应。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只要登高一呼，谁不会拥护。
言下之意，他龙云肯定会站过来。
找到内部支持，汪精卫再派梅思平、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条件。
双方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讨价还价，八天之后，才达成了“重光堂密约”，实际就把“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两不一撤”定了下来。
当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带回重庆时，汪精卫深知干系重大，也曾左右摇摆，犹豫不决。
可是他老婆的兴趣很大，一力怂恿，天天枕边风劲吹，最后就把自己老公吹上了不归路——妻管严历来有好有坏，就看往哪个方向吹了。
12月18日，趁着蒋介石到西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机会，汪精卫以出外演讲为名，偷偷飞往昆明。
结果一下飞机心就一凉，龙云托病压根就没来接机。
汪精卫久经宦场，当然猜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病者，不是身体有病，而是心里有病。
果然，代替前来的卢汉转达了龙云的意思，把汪精卫一行人气得够呛：您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哪儿去！
龙云临时胆怯，不敢跟着“起事”了，汪精卫只得转去越南河内。
汪氏出走河内是一个大事件，整个重庆都被震动了。蒋介石获悉后十分吃惊，但家丑不可外扬，于是赶紧发布消息，称汪精卫是去河内治病的，不久就会回来。
汪精卫最大的危险，不仅因为他是副总裁，知道很多重大的军政机密，更因为怕他四处宣扬“这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经传播，可能人心崩溃。
蒋介石还担心，龙云和粤籍将领会不会受其拉拢。为巩固内部，他精心准备了一次演讲，给大家讲了一通历史——
民国以前，若论军事经济实力，宋、明两朝都不赖，足以抵抗外患而有余，可它们还是被元、清给灭了，原因在哪里？
蒋介石说，就在少数当国者精神委靡，有兵而不能用，用力而不能抗，假如当时给力一点，又何至于此。
“少数当国者”当然不是指的他本人，含沙射影，说的就是汪精卫。
蒋介石还说，宋、明亡归亡，但亡的是朝代，并非民族。元、清非我族类，然而入主中原后皆被汉族同化，这些都应当归功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皇帝也没有了，已无朝代可亡。一旦亡于日本，你别指望日本会汉化，那整个汉民族就真的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西南将领一般来说，在历史上都有过亲汪的经历，但这一槌子下去，许多人都被敲醒了。
蒋介石“治病”一说，给汪精卫预留了后路，重庆方面派往河内的说客也络绎不绝，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即使汪精卫本人不愿回转重庆，亦可同过往一样，去欧洲疗养。
就在此时，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对汪氏来说，不啻当头一击。
在这份声明中，近卫竟然把“重光堂密约”中最为重要的撤兵条款赖得一干二净，连参与密约谈判的日方代表都认为不可思议，感叹“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
既然对方赖账，你也能毁约。可是汪精卫走到这一步早已是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以至于完全不知道何时该前进，何时该后退，何时又该放弃了。
他只能选择发表“艳电”，以响应近卫的声明。
很显然，缺少了撤兵一项，这份“艳电”已经相当不值钱了，与投降做汉奸无异。国内顿时响起一片谴责之声，龙云等见势不好，赶紧与其划清界限，再不敢与汪精卫有任何瓜葛。
蒋介石怒不可遏，老账新账一起算。他认为自己一直让着汪精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报。
蒋介石和汪精卫彻底分道扬镳
一开始，你卖老资格，看不起我，排挤我，我没过多报复你，而是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究竟是对你不仁了，还是待你无礼了。然后，你老兄内囊出来了，不但没什么本事，还无胆气，一出纰漏就跑就溜，把难题都留给我。怎么样，我也包容了，党内除了我，就是你。可这样还不行。
现在，你不仅跑到越南，还公开跟我叫板，叫人看我笑话，看看你那不忠不义的样子，跟禽兽又有何区分。
按照汪精卫的看法，以他那样的资历和水平，能低下身子来服侍蒋介石，已经够委屈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觉得能容下对方，才是世间罕有的宽宏大量之举哩——你“无道”，我不但没让你滚蛋，还“宽柔以教”，这简直是古代圣哲才能做得到的。
蒋介石与圣哲们唯一不同的是，圣哲们想，你既然跟禽兽没区别，我怎么能和“非人类”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所以理他作甚。作为国民党领袖和实际元首的蒋介石可不会不计较，也不能不计较。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委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汪精卫并无实际的政权，更无军权，依赖的不过是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党内圣人”的名声，随着这两块牌坊的完全倒掉，其在国民党和政府内部已鲜有支持者。
汪精卫打破头都想不到，就在他遭遇人生最沉重打击之时，日本人还会继续落井下石。
1月3日，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由平沼骐一郎组建新的内阁。
日本人的做法是，换一届内阁就换一套政策。“重光堂密约”和近卫声明都出自近卫内阁，他这么一隐身，汪精卫就真的成了里外不是人。
近卫内阁的辞职，除了其内部矛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是因为汪精卫没有起到分化中国内部的作用，想甩掉他了。
这一龌龊举动，连负责“渡边工作”的影佐帧昭都在背后骂了起来：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想放汪精卫一马，让人带着护照和旅费去河内见汪，再次劝其到欧洲“散散心”。
有用吗？没用！
犹如杀了人，见了血，递了投名状，任你再怎么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一脚踏出去的汪精卫都回转不来了。
他不断催促影佐去东京帮他联络，而平沼内阁在对汪精卫进行短暂“冷却”之后，忽然意识到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把他放到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在影响力上肯定超过其他“非一流”的大汉奸。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内阁和军部逐步将“渡边工作”延伸为“梅工作”（以梅机关命名），汪精卫也终于被一步步牵引，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一世名节。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很多年以后，这个人还在，却已经面目全非。
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人生，总是那么莫测难懂，我们的灵魂时时会失落，我们的内心经常被蛊惑。看着眼前一个又一个被黑夜吞没的轮廓，想想他们也曾高大，也曾无畏，也曾美丽，真有千般滋味在心头。
当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留给后人更多的却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政坛之外的汪精卫绝对具有一个优秀诗人才有的情感和灵性，在他日暮途穷之时，仍然能随口吟出“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样的句子。倘不从政做官，或抗战前即已故去，其人其作留在史册上的就会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象。
是耶！非耶？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汪精卫《自嘲》
第26章 哪一站
1938年年底，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宴请陈嘉庚。
当着这位海外华人财神的面，他直截了当：由于失去平津和上海，没有了关税，国民党财政实际已经破产，现在物价涨得连一个中校都养不起家人，得靠偷菜叶过活。
陈嘉庚不由得动容。
蒋介石又说，您捐的钱很多，我很感谢您，但还远远不够，以后你们能不能按时给我们捐款？
陈老听到这里，连眼泪都掉了下来。
堂堂元首说这样的话，那处境简直就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不过眼泪还没干透，陈嘉庚忽然拍案大怒。
原因是蒋介石在宴请他的时候，上了很多菜。
政府已经这么穷了，为什么还如此浪费？
蒋介石当场给他认错，赔不是。
所谓“中校偷菜叶”确有其事，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还有偷剩饭的。
军政部办有专门食堂，当然是免费用餐，可是门卫发现一个军官吃完饭下班后，总会偷偷地把食堂里的剩饭收集起来带走，而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此人见门卫要没收他的剩饭，忽然痛哭流涕。他说他老婆孩子都饿着肚子在等这些剩饭，如果不让带，妻儿老小就只能上街乞讨了。
偷剩饭的，竟然是挂着少将军衔的军政部高参！
“九一八”之后，军队发的是国难薪，即使是少将工资也得打六折。原先这六折养活一家人还绰绰有余，可是在退守重庆后，物价翻着跟头往上涨，法币贬值得厉害，有的人家里小孩多，又无积蓄，也因此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那个时候，别说中下级军官了，就连蒋公子纬国都困顿得过不下去，为了照顾养母姚治诚，他还得向陈立果借钱才能度日。
当然，在这样的日子里，也还有利好。
重要的是先撑着
1939年2月，中美终于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这就是“桐油借款”。合作方式是，中国人卖桐油给美国，美国则向中国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其用途主要是购买汽车和改善滇缅公路运输。
毫无疑问，依靠着这几千万美元，重庆政府是可以暂时打发上一段日子了，同时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你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你，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
中立法的限制一旦被突破，在敬法律如神明的美利坚，此举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美国援华的大门自此打开，虽然尚不是敞开。
除了借钱，还有声援。
近卫在对华声明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以后东亚这一块，就要由我们日本来做霸主了。
你狂，找大个儿来修理你。
经过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穿梭运动，美国外交部坐不住了，当即向日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本世纪初确定的华盛顿体系必须维护，“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如今的东亚，还由不得你们日本人来做老大。
一个贷款，一个照会，使国人精神为之一振，被汪精卫叛逃弄得灰蒙蒙的脸也有了点喜色。
这些变化，看似意外，其实并不意外，都是在一点点推动的结果。
就在“桐油借款”签订之前，日本又占领了海南岛，这本来应该对英国触动最大，但蒋介石也有意把它引到了美国人身上。
当初大家都以为广州被日军攻占，英国会发发威，没想到这位昔日的“日不落”窝囊得要命，根本就没怎么敢吱声，反而是美国老大站出来喊了几嗓子。
英国人现在完全成了银样镴枪头。半年之后，它跟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在占领区的“特殊要求”，对其百般服软，被称为“东方慕尼黑协定”。
天下之大，数猛男者，也只有美国佬了。
蒋介石对海南岛的被占进行了重新包装，强调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然后一个劲儿对美国吹风，希望其挟上英法等小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远东采取抵御日本的统一行动。
美国是纯正的民主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放到程序上去一步步走，要它马上出来挥刀弄枪还为时尚早，在此之前，还是先得自己撑着。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史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把抗战分为两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