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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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谈判进展似乎还比较顺利。在了解和知的态度后，连蒋介石都认为，这事恐怕还真的能成。

蒋介石开始为和谈成功作准备，关于停战和撤兵的要点都初步确实下来，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战协定”有关草案。

然而，蒋介石原先的顾虑和猜测证明也是对的。不挨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绝不会轻易软下来的。

当和知返回香港时，“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没变，却在上面加了七项“谅解”。

这七项“谅解”里面，不仅包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要你进行“政府改组”。

显然，“恢复”是假，“谅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这些要求很过分，所以一个劲儿跟萧振瀛解释，说我没骗你，上次的确可以“恢复”来着，不过当时只有参谋本部的多田骏次长同意，这一次的“恢复”加“谅解”，则是得到了近卫内阁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

之后，他又说双方仍能就“谅解”进行协商，甚至他还将为此通知武汉前线的日军，不袭击夜间飞机，以便谈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汉口之间自由往来。

任你怎么瞎叨叨，说出花来，萧振瀛的回复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

性质变了，你再怎么分辩都是徒劳。

日本人出尔反尔，让蒋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条件当然还可以再谈，关键是一旦答应了“和”，则覆水难收。

他对日方的真实用意再次产生了怀疑：板垣辈所谓的“求和”，说不准还是一个阴招吧？

蒋介石的怀疑随即得到印证，第二十一军从广东大亚湾登陆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诚意”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有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才是唯一上计。

蒋介石在摸到对方底牌之后，立刻下定决心，将香港谈判一刀斩断，日本军部策动的“萧振瀛工作”随之寿终正寝。

这条线一断，板垣只好再去检查别的鱼钩。

外相宇垣在未下台之前，曾专门花力气主攻过孔祥熙，当时称之为“宇垣工作”，现在得捞上来看看鱼儿有没有上钩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但他代表着重庆临时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面临的一大堆困境差点没把“孔方兄”给逼死。

武汉广州都没了，海岸线全被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已有如画饼充饥，实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国内财政又极度困难，都快要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拨拉算盘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海关税收，如今这些都成了浮云，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他劝蒋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没有进展，而军事方面又无十分把握，那还是试着和日本人“谈和”吧。

蒋介石对此的答复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本占领广州，似乎挺得意，可实际上，此举不光使其战区扩大和战线拉长，而且势必损害英美利益，这样国际社会共同对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美国身上。

虽然美国佬也和英法一样，怕把自己搅到中日之战这潭浑水里来，所以始终恪守中立，但他们那种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决定了关键时候不会怕事，而且国际国内舆论每天都在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加入，蒋介石不仅精心设计了“四行仓库保卫战”，还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之后，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写亲笔信，并向美国报界频频喊话，就是希望美国拿出世纪初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的勇气，慷慨出手，以解决此次“远东大难”。

战事的节节失利，领土的一再沦丧，这是蒋介石再怎么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现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气：日军一日不退出国土，“吾人决不终止吾人坚持之抗战”！

美国牛仔与英国绅士相比较，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蒋介石借此发挥，因势利导。

现在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最缺最贫乏的还是理想。现实当然不能漠视，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仅谋一时的安全，回避神圣之义务，那这个世界成什么了。

实际上，武汉会战前后，在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内，已有很多人建议打破坚冰，对中国采取积极援助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均认为，中国的抗战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国直接进攻。

处于这种内外声浪之下，罗斯福本人也渐渐认识到，一味向日本妥协要不得。过去给了“满洲”，它又要华北，现在不得到整个中国也绝不会罢休，到最后就有可能威胁到美国自己了。

蒋介石的策略就相当于国际版的“合纵连横”。中国要想赢，归根结底还是得搭老大们的顺风船。如果抗战坚持到现在，让美国人知道你们这两家又“和”了，谁肯帮你？谁会帮你？

孔祥熙虽说与汪精卫曾同为主和派，但在这种事上，他亦知轻重，蒋介石不让干，他就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近卫和板垣都失望地发现，孔祥熙这条线旁边虽然有些余波，可是鱼却根本不敢上钩，“宇垣工作”也没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项“对华工作”纷纷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忽然想到了那个冒冒失失闯进东瀛的愣头青。

对，他说起过汪精卫，显见得后者与蒋介石分歧很大，当从此处入手。

近卫内阁随之确定，以政治诱降来推动军事进攻的策略不能丢。既然蒋、孔都诱不得，那就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军部顺藤摸瓜的“渡边工作”（渡边是高宗武代号）由此得以展开。

“党内圣人”

所谓“渡边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牵线，围绕核心则是汪精卫。

汪精卫，广东三水人，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曾和胡汉民一起被称为“党内圣人”

如果抛开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义方面的失节，这其实是一个百里挑一，甚至千里、万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长得帅。民国坊间流传的四大美男中，汪精卫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时同样风度翩翩的蒋介石甚至连榜单都没能上得去。可见当时汪精卫的粉丝阵容曾是何等强大。

其二，有勇气。他是最早跟随孙中山的那批革命党人，曾只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纪轻轻就敢刺王杀驾，关进局子还能诗兴大发。搞暗杀的革命党人不少，但当年的汪精卫绝对是独一份的。

其三，有才华。他善于演讲，那水平就是在一群靠嘴皮子混饭吃的政客们中间也绝对是麦霸级别。除了会讲，他还会写，笔杆子十分扎实，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谓文采风流，字字珠玑，一个代笔的《总理遗嘱》写到连孙中山自己都点头称是。

其四，有品格。当时的国民党内，汪精卫被称为“党内圣人”，个人品质几乎无可挑剔，既不贪财，也不好色，“食色性也”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腾挪不开。

其五，有亲和力。高宗武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这么看，周围很多人都这么评价。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养的问题。

蒋介石只要一不顺心，就拿卫士侍从出气，这时候不幸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十分倒霉，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骂一顿，常常需要宋美龄出来打圆场，而汪精卫无论何时何地，对周围的人都十分和善，从无打骂卫士的事情发生。

孙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负责政治的胡汉民刚正不阿，可是他人缘太差；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能得左派好感，却又遭右派攻击；负责军事的蒋介石资历声望尚浅，还是个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实力的小弟弟。

一轮淘汰下来，只有负责党务的汪精卫众望所归，成为当仁不让的“总理接班人”。

说到底，汪精卫跟胡汉民一样，缺的也许就是枪杆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随着时光推移，两个“圣人”最终都斗不过一个“军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汪、蒋的关系更是微妙，造成他们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则是西安事变的发生。

当时因蒋介石生死不明，何应钦怕自己左右不了国民党内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国外养病的汪精卫发电报，催其回国主持政事。

汪精卫在回国的轮船上才得知，原来蒋介石已经获救，可那时已经没有办法退回去了。

作为蒋介石来说，政敌多矣，然而场面上争夺都无所谓，最让人痛恨的就是背后算计。那时他就认为汪精卫是趁他危难之际，想赶回国抢班夺权的，因此非常气愤，即使汪精卫亲到溪口来见，都对之极为冷淡。

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在他们合作共事期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时候是真正和谐相处过的，但如果说以前的不和，还主要表现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权斗因素的话，那么随着中日之战的愈见残酷，政见上的分歧则占据了上风。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时，汪精卫也慷慨激昂过，也说过即使牺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不断失利，逐渐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变得格外悲观和失望起来，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主心骨。

淞沪会战时，他一再问别人：你看这个仗，还能够打下去吗？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就不住地摇头叹息：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卫唉声叹气，等到退守武汉，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第25章　理想与现实（3…U…W…W）

岂独汪氏，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在早已成为沦陷区的天津，北洋老人曹锟曾通过其家人郑重声明：我就是每天喝粥，也绝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曹老乐得跟小孩子一般，连连对别人说，我就说嘛，我们怎么可能打不过那小日本呢。

可是也就高兴了几天，再看报纸，就翻不到什么好消息了，这让他顿时无语，加上这时家里又出了一些烦心事，正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曹锟的心情因此变得十分抑郁悲伤。

当年的民国总统终于躺在病床上一命归西，两天之后，徐州失陷。

蒋介石对身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是不清楚，他也曾多次将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召集到住所谈话。

孔祥熙一直唠唠叨叨，说国际形势不知道怎样了，美英法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

蒋介石立刻打断他：你别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已决定了，我们要独自扛到底。

汪精卫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话从喉咙口又咽了下去。

陶德曼第二次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曾责备孔祥熙，说你是行政院院长，可以在“和谈条件”上自主签字的，假如我是你，我一定签字，反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可你一定要得到“蒋先生”的允许，他是军事首脑，责任所系，自然不好表态，等你签了字，他不还是得承认吗？

对此，孔祥熙的答复是：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指汪氏被刺案）。

其实当真面对蒋介石时，汪精卫的胆子也大不起来。

回去之后，他翻来覆去，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再见一次蒋介石，把没说出来的话痛痛快快说清楚。

不巧，蒋介石得了重感冒，正在发高烧，不过听到汪精卫求见，仍躺在床上接待了对方。

问了问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汪精卫突然沉默起来，房间里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冷场。

蒋介石马上领悟过来，一个平时那么能言善辩的人主动做了闷葫芦，肯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嘴里含着非常想说但一时又无法说出口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蒋介石从床边端起一杯白开水，喝了一口，然后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谈条件”，将来连喝口水都不会这么自由。

汪精卫旋即明白，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坚如铁石，你再怎么口若悬河，都不可能动摇他的意志。

原先汪精卫是希望让蒋介石来主持“和谈”的，但通过这番试探，他已明白，至少在国民党内，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又发现，在政府内部，自己的做法同样行不通。

广州失守，令汪精卫震惊不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可以有条件接受日方的“议和条件”。

那时即使萧振瀛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也都只能暗中进行，因此这样的论调立刻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以一份只有十一个字的电报直接下了评判：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

汪精卫脸色苍白，受到了极大刺激。

同一个你

广州陷落后，武汉也很快就没有了，只有重庆。

在这个季节，山城尚为美丽秋色所映，可是这个人却无心赏看窗外的风景。

“大武汉”的航海时代渐行渐远，这里将提前迎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冬天以及从未经历过的寒冷。

山城颠簸，即使蜷缩在车里也是摇摇晃晃。他不知道，这种摇摇晃晃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前方等待着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命运和结果。

在不断的摇晃之中，国民党副总裁魂不守舍，精神恍惚。

据说在北伐时期，当汪精卫在广州街头演讲时，那些女学生听到激动处，都要向美男撒花，报端谓之“天女散花”。除此之外，在诗词歌赋方面，汪精卫也堪称名家，只是自武汉失守后，这位名家无论是演讲的内容，还是写出的句子，已全是“惆怅涛声枕畔闻”之类的悲调。

丢城失地该怎么办，汪精卫说，以前的古人们都是要跳井上吊以殉的，现在谁都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得想点别的法子。

这个所谓的法子，就是“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大家都不要去学文天祥唱《正气歌》《过零丁洋》了，还是现实一点吧。

在“渡边工作”中，汪精卫通过“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梅思平与近卫的私人代表进行了五轮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