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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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周家梅最终和我分手，我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被爱无常而短暂。这样看来，我再去追问王建南和沈秋当年的事显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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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灿烂的夏天过去之后，我再也没给周家梅抄过王建南的情诗。如今，爱情与诗歌都已成遥远的回忆。
　　当时，我不失时机地告诉周家梅，我以后再不写诗，诗歌不能当饭吃，广告更重要，广告是诗歌事业在现实社会的延续，是更有价值的追求，祖国需要广告！
　　爱情也需要广告，两年之后，正是因为我在广告行业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周家梅的父母才终于默认了我们的关系。
　　周家梅大学毕业的时候，托他父亲的鸿福，她被分配到了重庆市委下属的一个机关单位。
　　她父亲以为，现在我们两个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社会闲杂，分手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父母相信，只要两个人不常在一起，感情渐渐就淡了。于是每个周末，周家梅几乎被软禁了起来，只能呆在家里不准出门。
　　从此我们川东川西、牛郎织女，思念之苦几乎要让我们发狂。
　　那两年的经商狂潮依然席卷着所有中国人，每个人都在为这些东西发疯：君子兰、房地产、股票、项目、招商、开发、融资——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在向往着到南方去，到沿海去。
　　很多次，周家梅在电话里向我苦苦哀求，让我带她一起远走高飞，到深圳，到海南，到北海，到任何一个可以容得下我们爱情的地方。
　　但这个时候，王建南从北京回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正等待着我们。
　　王建南一回来，就被他朋友拉到了一家名为英豪科技开发公司做办公室主任，公司有一个前景十分诱人的项目正在招商，我马上离开广告公司加盟了英豪。
　　这个项目就是“用大粪制造香料”，当年的很多商界人士现在还可能记得，这项目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古典哲学和辨证法：由于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美和丑，高和矮、香和臭——所谓物极必反，臭到极点就可以转化为香。最臭的莫过于人的阿堵物，所以，从大粪里提取香料是完全科学的。
　　英豪公司在一个郊县搞了一次招股投资说明会，老总的演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轻松调侃。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他说：“大家看我个子高不高，很高嘛，但高和矮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高“必然包含着”矮“，把我横着量不就矮了吗？对不对？哈哈哈——（笑声）所以说，在最臭的东西之中，必然包含着最香的元素，关键在于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的方法是东方传统智慧和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同志们想一想，原材料多少钱一斤？香料多少钱一两？国际香料市场的贸易总额又是多少？几百亿美元啊！（热烈的掌声），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有句俗话说，富人吃夜霄，穷人屙夜屎（笑声），不能否认我们这里还比较穷，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原材料。只要项目在这里落地生根，就一定会蓬勃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取代法国！取代印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香料出口基地（更热烈的掌声），同志们，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科学试验，提取了小部分香料，由于贮存手段太落后，很多进口设备都没有落实——”
　　听了演讲我深受启发，我发现，这一套语言的修辞和句式特别好，很适合表达爱情，完全可以用来对女人倾述衷肠。
　　记得当时与会的农民群众激动万分，都表示愿意拿出土地入股，副县长甚至要把宝贝女儿嫁给王建南王主任，送到了公司当文秘，又托媒人暗示，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只有17岁，王建南当时十分犹豫，后来听说她终于被公司老总诱奸了。
　　当然这个项目永远也不能落实，我和王建南投入了两个月的热情，清楚了这是骗局，我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匆忙辞了职。
　　后来我听说，一年前就有人用这个项目在南方某市骗了好几百万。
　　走了这段弯路，我不得不又回到广告行业。
　　机会终于来了，从第二年开始，保健品市场的繁荣让我们找到了自已的舞台，那两年正是广告行业的黄金时代。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夜之间中国老百姓全部都认为，他们的身体需要如此众多的口服液。那时候电视上一半的广告都是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人们通过电视、路牌、灯箱看到我们策划的各种神话、影像、还有为商品编撰的故事。他们都相信：如果不吃、不用、不购买某种口服液，他们的身体、生活仍至感情、家庭都将变得十分糟糕、甚至彻底完蛋。
　　那个年代的保健品消费狂潮和80年代全民“甩手疗法”、“打鸡血针长生不老”完全一样。我的父母也加入到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热潮之中，他们每天忧心重重、牵肠挂肚，常常为忘记吃某种口服液而抱怨：“少吃一回，这个疗程就白费了。”
　　当时的广告创意非常简单，越肉麻越好，尤其是电视广告，如果稍微有一点点含蓄和智慧，商品基本上都卖不出去。广告词的写法也和大街上混混吵架的路数差不多，以威胁和恐吓为主，当时我们称之为“带丝绒手套的铁拳”和“用温柔的声音进行恐吓”。1997年《广告法》出台以前，我写了很多广告语，其实质内容都是恶狠狠的，甚至充满了诅咒：一个女人是否成其为“真正”的女人，主要取决于她是否用某种妇女保健用品。
　　1995年，我已成为一家广告公司的部门主管，有一次到重庆去洽淡一笔广告合同时，接待我的某企业厂长正是周家梅父亲的同学。
　　半年之后，当我坐着公司的二手尼桑到重庆看望周家梅时，她仿佛在迎接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
　　当时我看出周家梅的父亲有些嫉妒，毕竟他的坐驾还只是桑塔纳。
　　第二年，周家梅的父母终于同意她到成都，应聘在《华西日报》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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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我和周家梅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也从那时起，我们的感情从狂热中慢慢走向了平静。
　　平静的生活需要耐心和容忍，有时候，周家梅就不能容忍了，同居之后她发现我不爱读书，我也发现，周家梅乱读书，几乎所有时髦的畅销书她都在读。最让她奇怪的事，我再也不像初恋时那样，有那么多动听和诗意的话语，因为我把自己仅有诗意都献给了广告事业。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周家梅说，当初为了泡上她，我耍过一些花招：我当年所写的那些情诗，其实大部份内容都是王建南帮着我一起写的，当时王建南大量引用了当年写给他初恋情人沈秋的情诗。
　　但我告诉周家梅，我对她的感情是真的，甚至比情诗所表现的更真实、更强烈。
　　显然，我坦白得并不完全彻底，最后我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周家梅说幸亏我说了出来，她说她早就有所猜测，那些诗一定有王建南的功劳。
　　所以她最后说：“也许这就是缘份吧，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就行了。”
　　真是感谢“缘份”这两个字，这最不可靠的东西，最容易成为女人说服自已，也说服别人的理由。
　　从此，周家梅对王建南和沈秋之间的韵事特别好奇。成熟女人一般就很少有好奇心，尤其对男人的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正是爱情开始的基础。
　　而一旦她们好奇起来，就会没完没了。平时我们一有机会和王建南一起玩，周家梅就会问：“你和沈秋怎么回事嘛？为什么要分开呢？太遗憾了。”
　　王建南不着边际地说：“可能就是因为太浪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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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秋肯定和我一样，因为父母反对，所以和王建南分手？”
　　周家梅躺在阳台的藤椅上，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那年夏天，周家梅和我搬到了海蓉小区，筑起了我们的爱巢，小区的阳台很高，每到深夜，我们喜欢躺在阳台上聊天。
　　我说不可能，听“建南”这名字就知道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当然是“建设大西南”时期的干部，沈秋父母怎么会不同意。
　　“要是我父母再反对下去，我也要沦落风尘，我好想当一回妓女啊！”她说。
　　正是盛夏的深夜，周家梅身着片褛，看起来无比风骚，这骚婆娘居然还意犹未尽地说：“干脆我下辈子就当妓女，你说好不好？最后从良嫁给你，你要不要？”
　　我只好说：“要，当然要，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嫖客。”
　　那天晚上，周家梅果然像一个风尘女子，或者说，她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就是我们以为的风尘女子。究竟像不像我们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之前，我去过风月场所，却没有见识过所谓的妓女。
　　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祖国各地到处是莺歌燕舞，文化演出活动多如牛毛，周家梅在报社的工作忙得来晕天黑地，经常出差采访。
　　周末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就和王建南在文化路那一带“缠粉子”，成功率很低，也从来没发生过实质性外遇。
　　星期天，我爱去看全兴队比赛。那时甲A联赛正是最火爆的时候。四川全兴打上海申花那场比赛，因为央视要传播，时间在下午。
　　那一天川队赢了球，所有人都很开心，像过节一样。
　　比赛完了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没有回家，在体育中心东门外的小巷里上吃串串香，本地人称之为“手提火锅”。
　　我旁边一桌是三个十七、八岁的成都小妹，正吃得满面通红，她们穿着清一色的吊带超短裙，琥珀色一样娇嫩的皮肤，一个比一个性感。
　　其中最靓的一个我晃眼一看很像香港影星关之琳，只是她更瘦一些，俨然一个脱了水的关之琳。
　　我猜测，她们大概就是所谓的“沙轮厂”地下舞女。
　　在周家梅的淫威之下，我虽然早就听说过“洞洞舞厅”，但一直没去过。她们报社经常报道警方突袭“洞洞舞厅”的新闻，她们的报道往往都是这样的：“——昨夜青羊区公安分局还突袭清查了顺城街一线的5家地下舞厅，在‘云露’茶坊现场挡获参与赌博者10余人，在‘白天鹅’歌舞厅挡获两名淫亵男女。”
　　每次报上所都用的都是“淫亵”一词。周家梅对“淫亵男女”感到很奇怪，因为平时她知道通用的名称是“卖淫嫖娼人员”。
　　一对男女在舞厅之中当然不可能造爱。那么这“淫亵”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我估计就是“沙”，也就是摸摸搞搞干点苟且之事。如果仅此而已，警察冲进舞厅再打开灯，舞客们马上就会住手，这“淫亵”恐怕还是要在现场抓住法律证据才能算数。
　　我向周家梅解释不清楚，只好去问王建南，他回答说：“关键在于‘亵’这个字，这是个会意字，你看它是怎么写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回家后，我把这种理解告诉了周家梅。听完后她杏眼圆睁，愤怒地说：“向东，你给我放老实点，那种脏地方离你办公室那么近，只要你敢去那种地方，我们马上分手！”看来周家梅赞同王建南对“淫亵”的理解。
　　我表示坚决不会去，然后我说：“我们两口子是不是可以‘淫亵’一下？”
　　后来我们确实“淫亵”了几下。
　　这时，三个小舞女已经发现了我在注意她们，其中一个牙尖嘴怪的小妹说：“看啥子看，下来沙两曲嘛。”
　　我问她们在那一家舞厅，“脱水关之琳”显然看出我一副色迷迷的样子。她说：“我们在红芙蓉。”
　　三个女孩结完帐走了，我没等吃完，马上走出去，远远跟在她们后面。
　　虽说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到这“地下城市”我还是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风光果然漪旎无限，长长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尽头，像一节节的火车车厢，每隔十几米有一道门，掀开珠帘，里面便是一家家歌舞厅。
　　“红芙蓉舞厅”是口岸比较好的一家，我很快就在那里找到了她们。“洞洞舞厅”不需要说话，看好哪位舞女只需在她面前递一个眼神、或者直接走过去就行。
　　我走到“脱水关之琳”面前，手一伸，她马上贴在了我胸前。
　　我问了她的名字，她说她叫环环。
　　“沙”了七八支舞曲，我马上打住，把50元钱塞进环环的乳罩，转身就狠狈滚蛋了。
　　匆忙打车回到家里，幸好周家梅在外地采访，我赶紧把内裤换掉。
　　后来，我又去过“洞洞舞厅”几回，每次找的都是环环，但这小婊子死活都不跟我出来，还说她说男朋友就守在门口的走廊上打麻将。
　　以前一些外地人有句话俗话说：“四川女人的裤带松”。至少从环环身上，我知道这完全是对四川女人的一种歪曲。前年一外地女客户在我面前说，他听说成都女人都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松下裙带子。”我说，听说你们那里的女人也有一个日本名字，名叫“垂下宫子”，她马上脸就红了，很可能她恰好患上了“子宫下垂”。
　　从那以后，我习惯了平时有闲的时候去泡泡“洞洞舞厅”。
　　再后来，我拉上了王建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红姐的舞女，一个东郊的下岗女工。
　　很长一段时间，王建南和红姐打得十分火热，周围的人还以为他在吃那女人的软饭。
　　我知道不是，红姐生意很一般，一个月拼命“沙”来“沙”去，只能挣一千多元。
　　不久之后，王建南把红姐介绍到他们报社当了发行员，早上投报纸、下午和晚上就在“沙轮厂”上班。
　　后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最后一次见红姐，是请她和王建南到我家来，以挽救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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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和周家梅发生了第一次感情危机，我们可能会在上个世纪末结婚。99年是一个结婚的年代：“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庭，给我一段燃烧的爱情——”
　　这是罗大佑的老歌《家》的歌词，但燃烧的爱情会让家里的房子着火，所以八十年代另一位歌手侯德建这样唱道：“给我一个家，让我到远方去思念它。”
　　歌里所唱的可以理解为旅游，也可以解释为外遇。其实外遇可以带给男人一个想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