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青春继续-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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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几个第二梯队的娃（就是排名仅次于围子上的）散了一圈烟，先混个熟脸。他们看我拿出来的软五牛都是很新的，烟盒平整，烟也笔挺，不像其他人一样摸出来的都是皱巴巴的烟，就晓得老子在原来的监室是不做活路的，是将军，所以对我还是算比较客气。而且让我很吃惊的是他们互相之间狂开玩笑，大声谈笑，这在其他监室是根本不可能的。妈的劳动组温度果然低！老子心头暗想“看来最后的这两个月就当住旅馆了，嘿嘿”
第二天，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一个叫花狗的将军是劳动组的真正实力银物，于是瞅准一个机会递了根烟，搭了下话。当然这个也是和我自身条件有关系，地道的成都口音，说话的成熟口气，看起来毫不猥琐的样子，诚恳的表情，这些都有很大帮助，不然花狗根本就不会理老子。接下来一摆，这娃竟然家在长顺上街，和我家以前算是一条街上的，这下子马上关系就搞熟了。花狗也和死皮哥一样，都是属于N进宫的人物。不过死皮哥、小良都和江海一样，是那种社团上的厉害银物。花狗只是一个社会上混的很一般的老混混，和社团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卖点小药（摇头丸之类）、当点钩钩儿（玩点婚托之类）、吃点呕饭（吃了呕吐药再去饭店吃饭假装中毒然后敲诈）混日子。其实劳动组的几乎都是这种人和像我一样的偶然犯罪的，因为劳动组的都是判下来后余刑不足一年的超轻犯。这也是劳动组的温度低的原因，反正大家都是等不了多久就要放的人了，也就没有必要互相整的你死我活。
花狗给我大概介绍了一下劳动组的情况，带着我给召集递了根烟，摆了两句。我就成了“关系人物”了，上位的第一步顺利完成：…）
劳动组的围子上本来就只有3个人，花狗晚上又给召集说了我是江海的朋友，而且马上死皮哥的话也带过来了，所以召集立即就让我上龙板睡觉，而且还睡在前面，进入“第二梯队”，上位的第二步也顺利完成。
再隔几天，劳动组的管教周干找新调来的这一批人谈话，我再抓住机会说明我文化程度是“大学生”。周干有点惊讶，看了我几眼，想了想问“你对进来有啥子感想？”我日，妈的这个当然是屁话，老子晓得实际是在考验我懂不懂事，会不会说话，于是马上就滔滔8绝的来一通“平时不注意法律知识的学习，法律知识淡漠……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决心好好改造”之类的空话。周干喝了口茶，很满意，晓得老子还算靠谱，而且又是文化人，于是就让召集照顾一下。召集8敢怠慢，立即就上我上围子了。至此老子在劳动组上位顺利完成：…）
劳动组的活路就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出去劳动几次，给巷道内的各个监室发料，收盒子，晒盒子（这个比较好玩），然后给盒子打捆，装车。这些活路和监室内部的手工活比起来，要累不少，不过基本上都在体力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和很多劳改队的那种纯粹体力活比起来还是比较有“技术性”。由于不用动脑子，而且不像做手工活路那样要注意力全神贯注，所以实际上要好过的多，就当是在当搬运工人锻炼身体了（我本来身体底子就很好，所以后来刚放出去时身体被练得异常壮实，在电脑城竟然有个来配电脑的白领中年女人给我张名片，鼓捣喊老子给她打电话，当时把老子狠吓了一跳）。而且在劳动组，很多时候如果活路少的话，大家都还要争到切做。因为本来不是非常累，还可以出去放一下风，所以身体好的都愿意抢着切做。这个和其他关未决犯的监室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在劳动组呆了一周，对于“业务”就比较熟练了。出去干活的时候慢慢也觉得习惯了。那时候已经是6月份，成都闷热的夏季。经常都是要在下午1、2点钟太阳最毒的时候出去晒盒子，在房顶和坝子上一蹲就是两三个小时，皮肤比较白嫩的都会被晒开裂，或者是脱皮，脸上全是汗水干了以后的盐，一抹都是咸的。毒日过后，就是暴雨。夏天晒盒子最怕的就是突然下暴雨，劳动组的所有人都要冲出去抢救盒子。管教们更心疼，因为这是他们的奖金。记得有一次中午突然暴雨，我们20多个人全部冲出，抢救了一半的盒子，另外一半还是全部被淋湿了。所有人都淋得浑身透湿，身上被棵子大的雨点打得发抖。周干怕我们集体感冒，第二天无法干活，只好把我们喊回来。一个小时后雨停了再出去收拾好盒子再晒。这一通折腾下来，老子差点都虚脱了。
不过总体来说，在劳动组过的还算比较舒服，日子当然就特别快。我在出去干活的时候在楼上的巡道口往各个监室带话。每次过302，死皮哥都会叫住我乱摆两句，然后让我给那边组的小良带点东西（药、烟之类）过去。小良在他监室里过的还不错，仍然是将军。后来有一天他给我说他判了10多年，马上就要去转运站了。我只好给他说自己把细点，他却说“没得事，最多两年就出去了！”我一下子明白，他领导绝对会通过保外就医把他从监狱弄出去的。我后来在2003年回成都来买房子的时候，在盐市口还偶然碰到过他一次，他朝我轻轻的点了一下头，没说话，然后钻进一辆黑色奥迪车走了。都是在社会上的人，知道出来后不同路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摆的，他能朝我点点头都算是很不错了，也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花狗给我说，劳动组还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在外面干活，偶尔可以看见女监的犯人被提讯的。这个绝对是很牛逼的事情。后来果真有一次见到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女犯人。有3个，被女管教带着到二道门那里的提讯室。这3个女人怎么看都不像是犯罪的人，一个比一个看起来温柔贤良。那时候已经是夏天，女犯人都穿得特别薄，这个他妈太刺激人了。劳动组的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路，呆呆的看着这3个女人的胸部和屁股。这时旁边我们巷道的管教一般也不会管，当是给我们看着玩一下。那个提人的女管教往往就会骂这边的管教“XXX，把你们的人看到点三！妈批瓜的嗦？”
出来干活熟悉了以后，我就开始费了很多功夫想到江海的那间监室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那间监室的窗子没有开在我们晒盒子的过道上，所以根本没办法每天都去见。后来有一次去他们监室收盒子的时候，老子趁管教没注意，一下子闪了进去，想等盒子搬完我再跟着我们劳动组的人出去。
江海见到我很激动，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只好把我手紧紧抓住。我看他已经被戴上了脚镣手铐，知道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心里面一阵痛。他拍拍我肩膀“没得事……你自己要把细点……”我点点头，小声给他说“唐怡4月份就已经放了”他说“他一出去就已经写信给我说了……她姐姐已经把她带到马来西亚去了。”我吃了一惊，正要再问，突然周干在门外喊“百脑你娃在爪子？咋个一直不出来，在摸批嗦？”我只好小声给江海说“我下次再来！”然后赶紧跑出去了。
后来又见过几次江海，都是趁收盒子的时候偷偷摸摸进去，每次只能说几句话就要出来，非常之不爽！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心理默默的算一下还有多少天满刑，然后叹口气，抽烟，发呆。后来有一天，我偶然发现我们出来干活的时候，能够看见旁边的宁夏街人才市场的大楼！还能望见东城根街口子上的国信大厦的上半截。当时简直把老子很骇了一跳，因为以前我几乎没有怎么到树德中学这边来过，宁夏街这一带我都不是很熟，从来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后来在晒盒子的地方抽烟休息时，我常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出去后到底干什么？会到旁边的这个人才市场去找工作么？而我就刚刚从旁边的监狱里走出来……甚至我偶尔都会想起程璐，心里面设想了很多种结局：她还在等我，我到了广州，我找家软件公司上班，我挣了钱了，我到她家去，我直直地盯着她父母说：“我要娶程璐！”…… 旁边花狗突然喊老子一句“你娃在爪子？！把那几个娃看到点三！不然没弄好周干回来又要骂！”我才一下子回神，吼那几个打捆的娃几句“妈逼瓜的嗦？没弄好等哈子回去都给老子飞起！”然后点上根烟，边帮他们几个打捆边慢慢的在心里冷笑“百脑啊百脑，做你妈的清秋大梦吧！你娃真的是没脸皮！大学就配不上人家，现在都成犯人了都还他妈在做白日梦……”冷笑到最后，突然觉得脸上有东西从眼睛里滚下来，我用黑乎乎的手一摸，我流泪了。
Apr 30， 2005
一晃眼，快6月底了。6月25号晚上，我几乎是一夜没有睡着。江海应该也没有睡着，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痛苦的一夜煎熬后，第二天早上，我们还在吃早饭，我听见外面管教在叫“看好人！”花狗对我说“出来了！”。死兔儿在没有上绑之前，可以在各个监室打开风门和相熟的告别一下。 劳动组的风门一打开，我一下子从里面伸出手，和江海紧紧地握了握。我一直死死抓住不愿意松开，监室外押送死刑犯的武警上来在我手上狠砸一枪托，“砰”的一声把风门关了。江海在外面对我大喊一声“多保重！”我在里面慢慢坐在塑料凳子上，已经泪流满面。到了11点45的时候（午时三刻），给他在地上点了3根软五牛……从小学一年级认识江海开始，到最后2000年他被枪毙，17年，两个朋友，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高一那次百花潭后门群殴他不帮我顶了，那我多半就会被少管，出来后也有可能走上他的这条路，现在枪毙的，就有可能是我……眼睁睁看着这种过命交情的朋友上刑场，那种孤独、无助、沮丧、愤懑的心情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甚至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看见任何的很煽情的东西竟然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情，冷漠的吓人。这种感觉几乎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
江海枪毙没有多久，我突然收到了两封信，这是我在宁夏街收到的唯一两封本系统的朋友写进来的信，信上面满是关怀和鼓励的话语。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算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们给我写了信。这两个朋友应该也正在看《让青春继续》，我想说的是：谢谢你们，我会永远记得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鼓励的话语！
周干把信拿给我的时候，我正带着几个人在库房里面整理打成捆的盒子。库房外面的坝子是车队的坝子，外面太阳毒辣，几个车队的劳动犯正坐在一辆双排座车子旁抽烟。周干把信给我之后就回管教办公室去了。我正在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信，突然听见外面一声爆吼“打死他狗日的！”我和几个人冲到门口去一看，那几个车队的劳动犯正把一个人按倒在地，拳打脚踢！那人被打得叫都叫不出来了，只会捂着头满地乱滚，后来甚至基本上都不会动了。我看那人穿的衣服不是车队劳动犯穿的那种专门的黄褂子，而完全是社会上的衣服，我日难道是看守所的工人？
车队，水电工，清洁工，厨房这些劳动犯和我们巷道里的劳动犯不一样，我们是因为余刑太短，所以按规定不能上山去劳改队，只能留看守所改造。而他们一般都是余刑还有好几年的，能够留在看守所混日子都是因为有特别硬的关系（因为这种留所的名额非常之少）。他们都穿着现在看守所的那种黄色的褂子，比我们要自由得多，几乎就和看守所的普通工人一样能够在监区内部四处活动（甚至有传闻说他们的监室一般都不锁门的）。
我看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也看我。我是我们劳动组的将军，带着这几个人来仓库的，这里我就是最“大”的了。坝子上没有管教（估计都在管教办公室睡午觉），旁边围墙上也没有武警在巡逻，空空的坝子上就是那几个车队的劳动犯在打那个看守所的工人，还有仓库门口我们几个巷道内劳动组的人在看。我发了一下怔，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躲已经来不及，车队的那个人已经看见了我们。
他们慢慢走过来，领头一个娃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是哪个巷道劳动组的？”我说“3巷道”。他打量了一下我，说“你是围子上的人？（将军）”我点头。他慢慢地说“你们看到啥子了嘛？”我赶忙说“啥子都没看到……我们在打捆，我们没有出过仓库”。这些人都是些惹不起的，不要说我们普通犯人，就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管教都要让他们三分，因为这些人一般都有非常硬的后台。
后来我们几个就赶忙回到仓库内继续打捆，直到周干来把我们带回监室。晚上，我被叫出去了，老子晓得要被盘问了。在管教办公室坐了好几个管教，另外还有几个穿便服的（外面的刑警？）一个管教问我“下午你们在仓库劳动，听见外头有啥子没得？”我一看他的警服，肩膀上三杠三星，晓得是个大官（可能至少都是看守所副所长那个级别的），再仔细揣摩了一下他的问话：“听见”，不是“看见”。老子心头有点谱了，说“没得啥子啊……我们下午任务多，忙得打转转……没有听到啥子”有一个穿便衣的看着我问“真的没得啥子？你再好生想一下！”我狠了下心，说“没得！”
这个事情后来在我要放的时候周干才给我说，幸好我咬死说啥子都没有看到，不然连他可能都会有麻烦。如果是以前在大学的脾气，我可能多半都会老老实实的说。但是现在，的确，已经成熟了太多太多了……
又过了两周，唯一一次接见来了（判了刑的可以申请见亲属）。我本来给我妈写信说下个月就要放了，没有必要接见了。但是妈妈回信来说还是非常想尽早看到我，让我申请接见。接见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是2000年7月18日，因为那天下了瓢泼大雨，而我妈撑着雨伞，浑身淋得透湿，从郊县坐早班车赶到成都。
当我在接见室隔着铁丝网看见我妈时，内心猛地疼了一下。我怪她不该来，浑身都淋湿了。妈连声说没事没事，能够早点看到你也好。我轻轻点下头。妈妈接着又说家人都还好，叫我不要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