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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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来说，要有价值130法郎的外套，并有价值15法郎的童帽与之相配。缎带的样式很多，价格从法郎到40法郎不等。
毫无疑问，教皇希望通过降低第一次领受圣餐的年龄来减少与领受圣餐有关但却与宗教无关的表面财富展示。但他并不想有损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庆典的庄严可以激发起教区内教众的热情，唤起参与者亲朋之间的真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领受圣餐仪式都是在复活节举行的。这种宗教仪式标志着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开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家庭庆典，许多人都不愿放弃它。数年之后人们会回忆起这个仪式，重温当时的快乐和神圣。
除了所有人都会进行庆祝的年度性节日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私人典礼。这些家庭庆典好处多多，尤其对于融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这些家庭内部的仪式比如命名日和生日这样的庆典，对于祖父母一辈的老人更显重要，他们需要一种感觉，一种还被孩子们记惦着的感觉。在这些特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邀请全家人与他们共进晚餐。
结婚纪念日尤其引人关注，它标志着夫妇二人走入了婚姻的海洋，从棉花周年纪念（结婚1周年）到瓷器婚（结婚20年），银婚（结婚25年），金婚（结婚50年）和钻石婚（结婚60年）。儿子辈的，孙子辈的，曾孙子辈的，都会齐聚在这些家族内部的庆典上。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19世纪期间得到了显著增长。1801年时的平均寿命是30岁；到1850年时男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38岁，而女人则上升到了41岁；到1913年时男人是48岁，女人是52岁。但富有的人可能远比穷人活得更长远。在法国，在1870年到1914年间，对于40岁的男性来说，各个领域内的个人死亡率是：白领雇员是130人，工人是160人，工厂主是90人。1823年在波尔多，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49岁，而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只有33岁。1911年到1913年在巴黎，在比较富裕的行政区内死亡率是人口的万分之十一，贫穷地区的是万分之十六点五。贫穷地区的肺结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区的两倍。
生命中的大事（9）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乐的退休时光。那些从事独立职业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后的花费；在19世纪只有公务员可以领到补贴。1853年6月9日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雇员和从事学术工作超过30年的人60岁时向他们提供补贴；同时还确定了最高补贴数额：以地方官员为例，补贴额不得超过6000法郎或是过去6年中平均补贴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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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几乎就领不到补贴。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雇在政府的工厂或铁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业公司中工作的人。许多工人都赞成互助金制度。而没有任何社会安全保障方式的农民们则只能依靠家人的赡养。1910年“关于农民和工人的补贴”的法律尽管存在颇多争论，范围也很有限，但却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19世纪，退休的医生或工程师依靠他们在工作的数年中积攒的钱财来度日。那时，钱币的价值相当稳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50岁时退休，同时个人的生活标准绝不会下降。那时，法国许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间阶层，收入相对较少。退休折射出的是一种安逸的理想。一旦一个人不必再为生计奔忙，他所有的时间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乐了。
富裕的人会在家中死去。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家的人才会在那里死去。即使是门诊部，它们接待的客户要比医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视作是一种驱逐的形式。死亡与住宅紧密结合为一体。修道院院长肖蒙在1875年写到，主卧室是某天上演最后痛苦一幕的“避难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这种死在家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自从奥斯曼时期以来那里的公寓住宅数量一直在萎缩。空间的缺乏使得要想亲近死亡也变得困难起来，尤其自从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们已被卫生学搞昏了头。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的形式。于是，死亡逐渐被驱逐到医院中去，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将故者的眼睑合上，放直其肢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遗体要日夜有人照看，不会让其感到孤独。如果死去的人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其胸口上放置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圣枝。灵房的百叶窗有一半要关上。
死亡声明要在市政厅归档，然后死者家人要等候验尸官的拜访，他会出具埋葬许可证。一旦许可证在手，市政厅就会出具死亡证明书。对于葬礼的安排，死者家属可以求助于市丧葬署，或是负责宗教葬礼的教区牧师。在巴黎，专门有一些人承诺会组织起“完美和恰当”的葬礼仪式。
像婚礼一样，葬礼也分几个类别。在1859年，一个一流的葬礼要花费掉*法郎，而最低级别的葬礼只需15法郎。不同级别的葬礼主要体视在棺材、鲜花和仪式的隆重程度上的不同。
如果死者是个有钱人，可以在他或她的家中搭建一个停放遗体用的小礼拜堂。来访者会来这里表达对死者的敬意并向棺材上喷洒圣水。更贫穷一些的家庭，会把棺材停放在入口通道上，用绉纱做的窗帘使其看上去像一个停尸的灵堂。只要遗体还停留在家中，全家人就不会在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卧室中就餐。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命中的大事（10）
当组建葬礼哀悼队伍的时刻到来时，男性哀悼者们或不戴帽子步行，或乘马车前往教堂。最亲近的亲属要行进在队伍的前列。女性哀悼者们通常会直接去教堂而不会在死者家中停留。仪式结束后，只有亲戚和亲近的朋友才会护送棺材到墓地。19世纪初时贵族们仍然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家庭中的女性不参加行进的队列或葬礼仪式——这一风俗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消失了。
死亡的唯一书面证据是在葬礼仪式本身的基础上发现的：死亡公告，黑边的书写纸，丧服和墓地费用支出的记录。1900年，玛丽？布瓦洛在她妹妹死后在她的账簿上记道：“为仆人和帮手支付的服丧费用：274法郎；理查夫人的丧服帽子和面纱：180法郎；墓地清扫：30法郎；捐赠费用：50法郎。”
当19世纪的人们谈论起服丧期的长度时，是为了对服丧期变得越来越短这一事实表示悲痛。服丧期的长度被看作是一个正直社会的标志，而事实却恰恰相反。18世纪的一项皇家法令将宫廷的服丧期削减了一半：如果是丈夫死了服丧1年，妻子、父母或祖父母的服丧期为6个月，其他的家庭成员只有1个月。
19世纪，服丧期的确变得长了一些，而且在整个世纪中服丧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巴黎，寡妇要服丧1年6个月，外省则是两年。
男人们为妻子服丧的时间却只有她们的一半：在巴黎是6个月，在其他地方是1年。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是唯一描述了相等服丧期的来源，寡妇和鳏夫都是两年。其中独树一帜的建议还包括：为父母服丧两年；所有其他人则限制到1年甚至按1828年《民法典》中的例子是6个月。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19世纪的推移，服丧期确实是延长了而没有减少。为祖父母服丧的时间从四个半星期上升到6个星期，为兄弟姐妹服丧的时间从两个月上升到6个月，为叔伯婶姨服丧的时间从3个星期上升为3个月。为直系表兄弟姐妹的服丧时间基本未变：1828年时是15天，后来从15天到了1个月。在第二帝国期间，父母开始为夭折的孩子穿戴丧服。
服丧包括三个阶段。依据寡妇的情形来看，她的主服丧期在巴黎要持续四个半月，在其他地方是6个月。在这期间，她穿黑色的绒线服装，一方黑色绉纱做的头巾和面纱，黑色的亚麻手套，不能佩戴珠宝，也不能烫发或喷香水。随后是3个月的部分服丧期，其间她可以将白色、灰色或淡紫色的服装与黑色的衣服混穿，可以佩戴玉制的珠宝首饰。服丧的礼节非常之繁琐，曾专门有一家报纸提供了关于每件事该如何做的细节，比如在哪一天可以用钻石代替黑玉或是用银质带扣代替铜质带扣。
在主服丧期，整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孩子和仆人，都要着黑服，而叔伯姨姑表兄弟姐妹们除外。马车要装上黑色窗帘。服丧的人不能出现在剧院或舞会这样的公共娱乐场所，也不能参加公众*。在最初的6个星期她们根本就不能外出，只能邀请一些亲近的朋友到家中来。女人在这期间不允许做刺绣，即使是在亲戚和朋友之中也不允许。
除了服装之外，其他一些私人性的东西也表明了服丧的重要性。这期间会使用黑边的手帕，哀悼者使用的书写纸也镶有黑边，顶部半英寸宽，底部1/8英寸宽。一旦服丧期结束，人们会恢复使用白色的信纸，但寡妇除外，除非她再婚，否则此后的余生中她将一直使用镶有黑边的书写纸。
19世纪关于服丧的一些做法令人好奇。尽管除了贵族和富有的家庭之外，这些礼仪并不会被严格地遵守，但这些程序化的礼节却建立起了一套理想化的礼仪。同上层社会的礼仪一样，这一切与18世纪的帝王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论
维克多？雨果在1871年2月22日写道：“我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总会带上小乔治和小让娜去散步。你们可以将我描述成‘维克多？雨果，人民和孩子们的女仆的典型代表’。”公众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行线正在发生碰撞。雨果，没有把公众生活置于更高一等的位置，而是把他政治家的角色和祖父的角色看得同样重要。
孩子们确保了时间的连续性。如果“我们儿子的儿子令我们陶醉”，那是因为当生命的循环一遍遍地自我重复时，时光的丝线通过他们交织在了一起，“看看我的让娜的让娜吧——那一定是我的梦想所在！”维克多？雨果对家庭的信仰进行了诗歌化的生动描述，这种信仰就是资产阶级通常会在或大或小的场合进行的家庭内部庆祝仪式。庆典有时与信仰密切相关，有时则不是这样。这些场合是多愁善感、亲切温和、欢乐喜悦的，家人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欢欣于自我的存在。同时这也确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私人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独立于历史变迁和公众竞争之外的。
家庭仪式意味着私人时刻永恒不灭的本质。婚姻是这些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孩子和度假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就在其自身的典礼仪式中，满怀喜悦地凝视着它永恒的化身。
米歇尔？佩罗
安娜？马丁…福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