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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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己。一个目击证人在法庭上这样陈述：“我躺在床上可以非常清楚地听到X房间的一切动静。”工人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暴露得更多，或许正在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愿意多谈自己。
为了防止出现矛盾，许多家庭设立了所谓的家庭法庭来处理家庭事务，或者驱逐那些破坏家庭规矩的成员。有时反对派或者充满敌意的宗族会组织起来，他们相互仇视，既不正眼相看也不说一句话。在处理这些家庭内部矛盾时，需要家庭中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成员采取外交策略，把矛盾各方召集在一起进行谈判。集体参加家庭某个成员的葬礼经常是一个缓和家庭矛盾的机会，家庭成员可以借此机会聚集在一起。家族中未婚的叔叔或者姑姑们经常发挥一种弥补家庭裂缝的作用。家庭矛盾经常会与神秘传说结合在一起，因而显得异常复杂。有时，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会持续好长时间才能被慢慢遗忘。虔诚乞求和谐的心灵会得以恢复，因为许多人都盼望能够对别人说自己有一个幸福团结的家庭，就像一个部落一样统一和谐，能为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和自己的子孙后代带来幸福与安宁，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感到自豪——这些都会在全家福照片中得到充分体现。
中产阶级家庭很少诉诸武力。他们并不喜欢乡野村夫动辄拳打脚踢的方式，他们用的是一种更巧妙，但是破坏性一点都不逊色的攻击方式。家庭的敌对派采取鼹鼠或者蜘蛛的策略，他们无声无息在暗地里干一些毁损家庭荣誉的勾当，甚至足以击败自己的仇敌，而且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随着砒霜和后来磷的发展，投毒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更加方便地得以运用。科尔内温博士在1840年写道：“有一种潜伏的犯罪正在悄悄地向家庭渗透，这无疑将对社会形成极大的危害，这一事态的发展归咎于砒霜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和它神奇的效果。这是对科学仪器和科学分析的一大挑战。毫无疑问，法官的良心与道德也将受到它的威胁，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一年年扩散：这种犯罪就是投毒！”传统的投毒犯罪往往与女性有关，因为她们的软弱与本性使她们更容易采取这种秘密的方式，而且她们在家庭中洗衣做饭的职责又给她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作案条件。玛丽？拉法耶尽管得到了律师的极力辩护，但还是在1838年被宣告有罪，因为她的丈夫被她投毒致死。后来许多年轻的少妇在自己亲爱的儿子死后怀疑是自己的婆婆所为，从而采取类似的方式以解心头之恨。玛丽？拉法耶就是她们的原型和榜样。档案记录显示，1825年至1885年间，共发生投毒案件2169宗，831人致死；1969人因涉嫌投毒被起诉，其中男性916名，女性1053名（占53％，而所有犯罪行为中女性犯罪只占到20％）。1840年到1860年间，投毒案件达到高峰，之后犯罪比率明显下降。然而即使在这种犯罪达到最高点，也没有满足他们心中的幻想。
冲突方式（2）
农村的村民或工人发生矛盾时，身体对抗是最普遍的。争吵打骂对于兄弟或堂侄们来说是一种快速而又方便的解决办法。而打老婆简直就成了男人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事。遭到殴打或虐待是80％的女性提出离婚的原因。丈夫喝醉了酒或者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往往会通过打老婆来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打老婆并不是因为她们不贞或者肆意挥霍，也不是因为她们不擅于持家，而纯粹是因为男人们需要发泄。“晚饭没有做好，他们的火气噌地一下就起来了”，这往往成了男人把老婆打死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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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死亡有时就是婚姻矛盾这一“经典”名曲的最终结局。若埃拉？吉约赖斯莫里对19世纪发生在巴黎的100起“激｜情案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人几乎全部是男性，通常是年轻男性对女性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男性的尊严而采取报复行为。这些谋杀者常说的一句话是：“你是我的女人，你属于我。”吉约赖斯莫里所调查的案件既涉及到未婚男性也包含未婚女性。那些未婚女子不愿意和她不喜欢的男人上床，或者她另有情人，要不就是和一个与她同居的男人一块上街被看到了。这些女子会以极其惊人的勇气和最粗暴的语言来捍卫自己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她们还会公开宣布自己的愿望，公然谴责男人的通奸和野蛮行为，不管是性无能还是*待。其中有一个女子这样抱怨：“这就是地狱。”她们宣称她们的身体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完全属于她们自己。但是她们却为这句狂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乃至生命。
在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路易丝？普拉迪埃就被她的丈夫赶出了家门，“他们把她的孩子们抢走了，把她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了。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破旧的房间里，没有仆人，只能依靠所得的6000法郎为生”（福楼拜的信，1845年5月2日）。福楼拜还提到一个工人阶级少妇与鲁昂一个声名显赫的市民之间发生的一段*韵事，结果这个女人被她的丈夫杀死了，她的尸体被装在一个袋子里，扔到了河里；而在这个案件中，这个男人只判了4年徒刑。当地还有一种报道说这个女人的尸体被肢解了，这正是一些男人强烈反对女性渴望自主权的阵发性例证。
暴力行为就是报复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中，这种方式在下层穷人中相当普遍。安妮玛丽？索恩为了找到女性的作用，查询了近50年来法院的档案，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个人报复行为都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路易？谢瓦利埃对19世纪前半叶发生在劳动阶层中的打架斗殴事件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男人在酒馆外面或者舞厅里打架，通常是因女人而引起的（据称意大利人对女人的诱惑力最大，所以经常挨揍）。年轻的流氓恶棍们经常在空旷的电影摄制场地或者巴黎郊外的荒地上砍砍杀杀。如果警察介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同伙列队与警察对抗。这样的打斗外人是无法调停的。
乡村中的家族间仇杀被掩饰得非常完美，在科西嘉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他们打斗的痕迹或者场景。然而从杀人者的统计数据和政府的报告中，我们却可以大致画出一个“报复区”。这一区域覆盖了几乎中央高原南部所有的地方，其中包括Velay； the Vivarais 和热沃当 。许多人口统计学家称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族长式的家庭结构。他们还指出，家庭关系日益紧张与被剥夺了继承权而变成无产者的家庭成员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矛盾的日趋紧张有时会遭致意想不到的灾祸，于是心头之火被点燃，战争一触即发；但是也有一些奇怪的案例。书包 网 。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冲突方式（3）
然而，与此同时克拉维尔和拉梅森还注意到他们开始越来越愿意求助于警察，用法律的方式来取代他们那种个人的报复行为了。把委屈整理成材料慢慢地取代了采取暴力行为的粗暴方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走上法庭，因为凭他们的直觉，法律诉讼运用的是一套全新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之下，每一个人——原告与被告都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经常在法庭外解决争端，双方达成和平的谅解。然而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最后会选择按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进行诉讼或者判决。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并不介意出席法庭，甚至被判入狱都无所谓；他们可以装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姿态，这样公开的侮辱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忍受不了的。现在，这又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有时仅仅让对方丢脸就足以满足人们的那种报复心理。对法庭的这种利用方式表明公平下正义的概念越来越趋于一种个性化。这一观念使法庭，老百姓曾经趋之若鹜的法庭，慢慢地进入下层社会的生活，成为普通老百姓一切行为事务的中心。
个人报复的权利曾经得到陪审团的一致认可，尤其在因女性通奸行为而引发的“激｜情犯罪”中，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权利已不再被犯罪学家们所接受。这些刑事专家把个人报复行为视为一种宗教上的原始主义或者野蛮的标志；启蒙观点的代表人物布伦蒂埃在1910年著述的《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的评论》中写道：“拒绝法律是回归原始，是向动物的倒退。”
向权威部门申诉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伊薇斯和尼科尔？卡斯坦研究了郎格多克人在现代初期是如何走进法院的。阿尔勒？法格和米歇尔？福考特已经弄清楚了法国家庭在遇到内部威胁的时候是如何使用密信和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9世纪，这些行为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人们开始求助于教养院（年轻人被他们的家庭送到这里接受教育），而根据1838年的法律，可以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监禁。
虽然被遣送至教养院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1869年颁布了1527条监禁令），1846年到1913年间大约只有74090名年轻人，但这些机构在塞纳地区（包括巴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颁布的监禁令占到了1840年至1868年间颁布的所有监禁令的75％，而在1896年至1913年，这个比率达到了62％。起初，教养院基本上是专门为上层社会富有家庭设置的，但是后来也向穷人开放了，尤其在1885年颁布了免除贫困家庭住宿费的法律以后。在1894至1895年间，提出把子女送至教养院的申请中有78％来自于农村手工业劳动者。而这些教养院里年轻女孩占的比例高得惊人，1846年到1913年间，女性的比率是，这个数字远远高于青少年罪犯中女性的比率（1840年到1862年，女性青少年罪犯的比率是16％~20％，1863年至 1910年期间，这一比率是10％～14％）。父亲常常把他们的女儿关起来，怕她们怀孕或者做出品行不端的行为，同时这也是家长把女儿送到教养院的主要原因。贞洁被视为女孩最有价值的资产。
教养院变成了坚决拥护家长制的一派和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的另一派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后者以保护小孩利益为出发点，强烈谴责家庭环境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天主教法学家邦让，监狱社会管理主任、《监狱调查报告》的编辑、《叛逆的儿子和有罪的父亲》一书的作者。19世纪末，公众谴责的矛头不再指向青少年，而是指向了他们粗暴的父母对待他们的野蛮方式，而且还有人建议剥夺他们父母的监护权。虽然1889年制定了一条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法令，1898年制定了关于父母虐待儿童的法令，但是教养院依然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运行着，一直坚持到1935年。就在这一年，国家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宣布把儿童送到教养院关禁闭是非法的，但是允许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类型的矫正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条件更差。考虑到当权者的原则，尽管包括广大公众和法律专家在内的人都强烈地关注青少年罪犯问题的解决，但他们对这些机构的干预一直犹豫不决。然而，这些变化确实预示着穷人隐私的减少。以儿童利益的名义——儿童的利益被视为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加大了对家庭投入的力度，结果不是更好就是更坏。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冲突方式（4）
1838年的法令限定了被家庭送到矫正机构的人员中不应包括具有危险性的、不受人欢迎的或者无教养的儿童，只能是精神病患者。从此，精神病院不再是巴士底狱的延续而是与它性质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机构。它代表着禁闭的医学化。在这里医生的权威远远高于政府的权威。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不允许批准一个人住进精神病院，只有医生才有签署许可证的权力。
这种医学权威很可能会被滥用，一些比较怪异的行为很可能会被错误地诊断为“精神病”，但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政府权威还是受到了需要医学证明的限制。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滥用这种权力的案例。比如前面提到的克莱梅斯，她的丈夫在他贪婪的家庭的怂恿下，找到一个内科医生为她编造了许多理由，包括“严重的癔症”，另一例是埃尔西里？罗伊，她的同父异母兄弟为了取得她的遗产，在佩尔坦的谋划帮助下让她签署了“自愿委托书”。这位医生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开具了“埃尔西里，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未婚（是一个自由女性，自愿过独身生活），患有‘偏执狂症’”这样一张医学证明；结果她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14年艰难的岁月。还有一个受到这种权力滥用危害的是迪布尔夫人，因为她拒绝和她的丈夫上床，就被她丈夫关了起来，直到最后被杀。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有阿黛尔？雨果和卡米耶？克罗黛尔，显然她们也是受到家族中为了保护自己荣誉的两个人的诬陷而成为牺牲品的典型范例。
女性精神病疾病分类学中蕴涵的正确概念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
女性精神病常常与医生的主观臆断、夸大其词有关，尤其女性在婚恋问题中的行为表现可能被视为一种不正常。一些绝对禁止的行为包括：爱上自己的父亲、女性同性恋、爱上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好多的年轻男人、女性*狂或者纯粹就是为了玩乐而一天换一个性伴侣。特拉特在他的小说《精神错乱者暂时的意识清楚中》中写道：“所有的女性都是感情型的，而感情几乎就是一种癔症。”她们在男性主宰的性与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性是造成痴呆的原因。反之，只有家庭幸福和睦，她们才会心智健全，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精神病是一个名门望族的最大不幸。在那些患有精神病的女性中，许多是被抛弃的情人、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的女性、受到丈夫欺骗的妻子或者痛失爱子的母亲。男性的精神错乱则更多地与盛衰变迁以及自己事业的成败有关。破产、挪用公款，还有赌博——这些都被女性痛斥为男性患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被收容在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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