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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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月后，戴维斯委任正按察司晓吾为立法委员，由他着手研究草拟高等法院条例。这时候，香港真正熟悉法律条文的人才很少，晓吾缺乏助手，工作进度颇为缓慢。到了该年7月28日，新任律政司史德陵来港，并被委任为行政司委员。在史德陵协助下，高等法院条例终于完成，在1844年8月21日公布。这时候，高等法院才算正式成立。
香港高等法院，最初设在中环威灵顿街前近德忌笠街与石板街之间。它在1844年10月1日开幕，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幕盛典，所有在香港的外国人均穿礼服参加，总登记官罗拔奇致了开幕词。
原定在开幕这天要开审一件刑事案，但因当时香港还没有律师执业，按察司晓吾认为，这样的审讯，对于被告不公平，便把这件刑事案押后审讯。
高等法院成立后，按察司晓吾首要的工作，是要确立香港的律师制度，先批准律师执业。依照英国制度，律师有律师与状师之分，状师也被称为大律师，这种制度在香港一直沿用。
1915年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第一天批准执业的第一位律师是甘氏，律政司史德陵则为大律师。
有了律师之后，高等法院于10月2日，正式开庭审案。
这宗香港首次依照正式法律程序审讯的案件，是诱拐少女落娼寮作妓女案。被告是一对华人夫妇，住在港海的货船上，常登岸购物，因此和两个少女认识。一日，这两个少女被该夫妇诱到船上，绑于船舱内运到广州，以每人90元的价钱卖给广州的娼寮。两少女设法通知在广州的亲戚，亲戚花钱把她们赎回。
被拐卖的两少女返回香港后，偕同父母去报案，警方拘捕了那对夫妇。
高等法院开庭审讯时，那对被告夫妇仍然没有大律师替他们辩护，但因案中各人的口供相符，均能陈述被拐诱和运往广州贩卖的经过，陪审团一致认为罪名成立，法官宣判被告夫妇各判入狱18个月。当时香港还没有正式监狱，便只好将罪犯解往上环差馆里警署内的拘留所去监禁。
依照英国法例，警署拘留所只能看管疑犯一段时期，却不是用来监禁罪犯的。
当时的香港警署设于上环荷里活道，所以，那里还有一条横街做差馆里。威廉·坚就管辖这间警署，他不但指挥警察，还任裁判司，又兼任监狱官的职务。
那时候，上环差馆里的警署，和中国清朝的县衙门差不多，既是警察工作的地点，又是裁判司开庭审案的地方，警署的后面便是拘留所，也就是当时的监狱。
这种情形和英国体制大不相同。英国的县长只负责行政，法院只负责审案，都不负责管理监狱，管理监狱另有监狱官。
港府觉得威廉·坚不能以裁判司兼任监狱官，一来警署的拘留所作为罪犯的监狱，显然不是英国的制度；二来上环差馆里的警署，也是极简陋的建筑物，香港的罪案随着人口增多而激增，监禁罪犯的地方便不够用了。因此，港府便着手物色地点，建筑一间真正的监狱。
香港第一座监狱叫做维多利亚监狱，设在中环奥卑利街的一处山坡，到1857年才建成。
占香港？据舟山？举棋不定
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侵占了舟山和鼓浪屿，依照《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英军应撤出舟山和厦门。但英军迟迟不肯撤退，因为英国要把舟山和鼓浪屿当作抵押品，申明要等中国将赔款全部付清之后，才肯交还这些地方。
1844年，清政府第5次交付赔款的时候，英军突然提前退出鼓浪屿，而将驻鼓浪屿的英军一部分移到舟山，一部分撤返香港。戴维斯竟说这是“实为和好起见，并无别情”。实际并非如此，当时香港的生活环境还相当恶劣，英国人不能适应，逃兵很多。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中，有人主张放弃香港而占领舟山，而鼓浪屿只是个无实际作用的小岛，在举棋不定之际，先撤出鼓浪屿，做出归还鼓浪屿的姿态，实为加强舟山兵力，为以后的抉择做准备。
耆英当时也对英国人提前撤出鼓浪屿有所疑虑，他向道光皇帝奏称：“本年五月间，德酋（指戴维斯）初来广东，即有俟十二月银项交足，鼓浪屿先行退还之议。奴才以夷情叵测，今无故将鼓浪屿先还，焉知不为异日缓交舟山地步？”足见当时中国朝野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行动，已有所警惕。
中方将赔偿鸦片战争的赔款已完全交清后，英军却依然留在舟山不肯走。这样一来，道光皇帝再三催促耆英向戴维斯交涉。戴维斯推搪了几次，最后不得不照会耆英，叫他到香港讨论。
1845年10月，耆英收到戴维斯的照会，内称英国不交舟山，是怕法国侵占，并邀请耆英去香港商谈。耆英信以为真，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其实，戴维斯迟迟不撤退驻舟山英军，是英方尚未最终决定长期占据舟山还是香港。
耆英于1845年11月20日，二次来到香港，与他同行的，依然是升任巡抚不久的黄恩彤，还有赵长龄、潘仕成等。他们在香港住了4天，到11月25日才离港返广州。
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舟山而集中经营香港，因为舟山方面的英国军官亦有报告书向伦敦呈送，说舟山的地理环境远不如传说中那样理想。英军驻守舟山4年，曾在当地广招人马以巩固其统治，但并没有什么进展。资料记载称，他们虽饬令绅士充当董事，“安良缉匪，并逐日交给字条，令其捐银建设书院、育婴院、养济院、孤老院、埋葬尸棺，延请男女塾师，教训学生，并捐银给予差役”，但是，仍然是“英夷日与定海居民为仇”，人民反抗情绪不减，英国统治十分脆弱。所以，最后由英伦敲定，弃舟山，占香港。戴维斯要耆英到香港来见他，首先要谈的是撤出后如何保障舟山地方与英国有关系的人员的安全，其次才是谈交还舟山的细节问题。
耆英到港后，向道光皇帝奏报在香港的谈判情形。奏称：“德酋于次日率领夷目多人来见，执礼甚恭。臣告以本年应交洋银尾数业已备齐，可定期来取，舟山亦应如期交还，以符成约。该酋复称银两应俟届期再行请领，舟山必定如约交还。惟英兵在舟山数年，该处人民多与往来，交还之后，乞弗深究。臣等答以该处民人皆天朝赤子，和约内已经载明，凡系中国人与英人往来者，概准免罪，岂有舟山退还之后将该处人民苛待之理？当为出示晓谕，俾共释然无疑，可以无庸过虑。”
“该酋复称：还交舟山，最有关系，应派大官前往接收，方为妥协。臣思该夷占据舟山数年，现当交割接收，抚绥安缉，自不可稍涉率忽，必须熟悉夷情之员，前往妥为办理。查现任江苏常镇道咸龄，前随奴才办理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当向该夷告知，拟派咸龄前往接收舟山如何？该夷酋复称咸龄既系熟人，又系道员，实属妥当，极为欣喜。”
英国每从殖民地撤出，一方面要对曾经为他们的侵略出过力的当地人给予安排，这既对得起奴才，又能长期保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英国虽然只经营舟山几年，还是为其奴才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来时威风，走时也要神气，所以提出“大官接收”，“光荣撤退”。
耆英奏报又称：“该酋复称：舟山一岛，应请大皇帝明降谕旨，英国归还之后，断不给别国驻守。因询其何以虑及于此？该酋惟称：奉朱批以安本国人心等语。当谕以舟山本系中国土地，既经收回，断无给与他国之理，岂得以凭空悬拟，率登奏牍？况地归中国，应由中国主持，又岂外国所宜干预？若代为陈奏，必奉大皇帝严饬，并恐他国闻知，转生猜疑，尤为未便。复经赵长龄、潘仕成等再三晓谕，该酋始领悟，不复坚求。……”
“臣恪遵历奉谕旨，坚守条约，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该酋均一一听受，并无异言，随备夷筵，恭敬款待。又据该国水陆兵头等更番邀请，臣亦置酒相答。连日酬酢，该夷等均极欢洽。臣与委员等随时宣布皇仁，用言开导，谕以中国既与该国和好，断无暗相图谋之意。嗣后惟宜恪遵条约，安分贸易，诸事无庸疑虑。该酋等颇知感激，均于席间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情形似尚真诚。”
耆英奏章，每次都写得天衣无缝，但每次英方都得寸进尺，从无满足的时候。而耆英则沾沾自喜，觉得取得了大胜利。
出兵广州城
当时耆英以为到香港与戴维斯谈妥交还舟山问题，便万事大吉，不料耆英和戴维斯刚刚共同“举觞舞蹈，恭祝万寿”数日，又有新的变故。耆英回到广州以后，戴维斯突然又提出广州入城问题。原来广州人民一直坚决拒绝英国人进城。耆英非常焦急，1845年12月20日，他向道光皇帝奏称：“今年夏间，该酋（戴维斯）复有进城之议，旋因向阻中止。臣等即虑其届交舟山之际，或生枝节。臣耆英是以前赴香港，与之面议。该酋于交还舟山一款，坚称如约，毫无迟疑，至进城一节，则更端以请，并不牵及舟山一字。今接据来文，乃竟牵合为一，借以挟制，于屡次成约，均佯为聋聩，概置不理，实非始料所能及。臣等窃思该夷驻兵舟山，所费不赀，宁波虽已通市，贸易甚属稀少，似无久行占据，徒滋糜费之理。惟现既借端要挟，求进粤东省城，若不允所谓，恐未必即肯退还；而粤省民情浮动，若不俟众议允洽，骤允夷人入城，又恐易滋事端。臣等日夜筹思，与同城司道各官，悉心酌议，权利害之轻重，审时势之缓急，舟山固应如期收复，而民情未协，亦未便操之过蹙。似不如稍宽时日，相机办理……”
耆英知道无法压制广州百姓坚决拒绝英国人入城的行动，只好向戴维斯说了个大谎，许诺3年之后，一定准他入城，僵局才算打开。最后，戴维斯与耆英在虎门签了交还舟山协定。直到1846年5月9日，耆英派员到香港，与戴维斯约定交还舟山的一切细节事宜，然后在6月10日，才正式收回定海城。
戴维斯自知耆英推诿之词含义，又知广州百姓的抗英志气，一时没有办法，只能俟机行事。10个月后，1847年4月3日，戴维斯看准了时机，借口6名英国人于3月间在佛山被群众驱赶一事，突然派遣军舰侵入广州，向清政府提出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及租借广州河南地方等7项要求。两广总督耆英竟全部同意，只是进入广州城一项，担心人民反对，推迟两年后再实行。5月15日到17日，戴维斯派人在广州河南洲头咀丈量土地，插旗标界。17日，广州群众数千人在双洲书院集会，抗议英国的侵略行为。20日，河南48乡的群众三千多人聚集在英国商馆前示威，随后，广州市民10万人示威声援。戴维斯迫于形势，只好暂停在广州建立租界。
1849年，3年之期已到。这时，中英双方在广州、香港的主要官员，都已经换人。耆英调回北京，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戴维斯1848年离职，般含继任港督。般含到任后首要的任务是突破英人进入广州城这一关。1849年2月，般含率领军舰三艘，在虎门外要求广东当局履行前约。两广总督徐广缙起初还想拖延推搪，而般含逼之甚急，难于应付，但他又害怕民众，心里十分矛盾，据记载，他和叶名琛商量，认为“无拂百姓以顺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坚且众，夷一动则民倾刻生变，势难终日，官府无立身之地。惟有拒诸城外，纵有他故，亦官与城为终始。”“今我两人和衷一致，顺民心以行之，复何疑之有？”于是，徐广缙拒绝了般咸的要求。英国军舰直入省河，要和徐广缙在广州衙署会谈。徐广缙答应在英舰上与般含会谈。般含施加各种恐吓，说如果不准进城，就要“北上询问”，而且封锁运河，截断江南对北京的粮食供应。徐广缙只好上奏道光皇帝。道光答复含糊其辞，说“只得暂入，不得滞住”。徐广缙知道，如果暂入，就不可能再叫英国人离开。广州老百姓知道后，群情激愤，珠江两岸聚集了十万多群众，怒吼震天，反对英国人进城。广州的情况传到香港，香港的民众也准备起来反抗。般含看到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不敢前进，只好乖乖退回香港。
草菅人命
戴维斯继承其前任璞鼎查的衣钵，继续歧视和虐待香港中国居民。1845年10月6日，香港政府颁发港口管理章程十六条，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每晚9时以后，非有特别护照，不准行船；船上有外国人者，不在此限。第十六条规定：违反章程者，港务司有权给予25元以下的罚金或一个月以下的监禁。显然，香港当局的这些规定是专门对付华人的。
香港当局歧视和压迫中国居民的另一项内容是滥施笞刑。动不动就对华人实行公开鞭笞刑罚。据记载，1846年2月25日，一天内竟有54人被执行笞刑，刑后并被剪去辫子以示惩罚。除公开执行笞刑外，还有“游街”、“立木笼”、“戴枷”等侮辱人格的刑罚。港府滥施残酷刑罚的情形，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法律史》一书中有所记载。书中说，当时“肉刑施行频繁”、“笞藤使用范围之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经常“为了细微的过失，中国人就被判决公开执行笞刑”。
对于中国居民的虐待，诺顿·凯希所著《香港法院史》的记载摘录如下：“1845年3月间，令人憎厌的公开鞭笞示众行为差不多成为城中每天必有的事。有一次，下午日落之前一小时左右，在皇后道上，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被缚在一间公共建筑物的门柱上，这人被剥去衣服，背上被藤条抽得伤痕纵横。这里并无人认为这事不雅观或有碍观瞻之意，但是裁判官的这么滥用鞭笞却是值得反对的。警察法庭的记录，你如加以调查，将发现若以人口为比例，香港将是全世界施行鞭笞最多的地方。”
1846年10月27日，英国商人邓肯报案说，家中遗失了200元钱，怀疑是家中厨师偷款逃往澳门，要求警方到海上截拦船只搜查。于是警方会同邓肯及其若干友人在海上截查船只。在西环海面见到一艘中国帆船便喝令停船，帆船不听，继续加速行驶，警方从后面追赶。中国
